死而后已,诸葛亮治蜀

死而后已,诸葛亮治蜀  ,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赏罚分明,任人唯贤> >   刘备去世后,诸葛亮临危受命,他面对的是一个经济破败的国家。夷陵大败后,蜀汉势力明显受挫,蜀国的一些强权 地主也借机兴兵叛变,云贵地区的“南蛮”更是跃跃欲试,想要侵犯蜀地。而在关中的曹魏势力积蓄了大量兵马,内部安定的孙权势力也极有可能逆江西上。蜀汉这 个三国中实力最弱的政权危机四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   面对这一切,诸葛亮忧心忡忡,却镇静自若。他自辅佐朝政以来,就把“法治”作为 管理国家的关键。为了巩固朝政,诸葛亮还相继公布了一系列成文的法规,如《科令》《蜀科》等。他素来赏罚严明,非常重视选拔廉吏,力争从源头上避免“赏罚 不明,无功得赏,权贵免责”等现象的出现。> >   诸葛亮对待豪强的政策,主要是赏罚分明,用罚限制他们的为恶,用赏来给他们开辟政治上的出 路。只要他们肯忠心地为蜀汉政权服务,便可以获得官爵禄位。因此诸葛亮的法治政策,不但收到了限制豪强的效果,也取得了利用豪强的成绩。同时也使蜀汉在政 治上呈现了某种程度的清明。陈寿称诸葛亮之治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 也。”> >   刘璋时代,对益州地方豪强无法控制,只得纵容。诸葛亮辅政,则厉行法治,他说:“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 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礼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今吾威之以 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   诸葛亮所施行的裁减官职、简化机构的措施,对于减轻人民的负担来说,也有些好处。> >   诸葛亮治蜀是刑法和德化并用。他能够以身作则,他的品质作风同他的能力一样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仰。> >    除了以法律治理蜀地外,诸葛亮也建议皇帝广开言路,积极听取文武百官的提议和忠言。在处理军政大事时,诸葛亮也十分注重采纳各位大臣的建议。首次北伐惨 败而后,他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名叫《劝将士勤攻己阙教》。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指出是由于自己部署不对而导致了失败,并希望所有的将士都能够随时指出自己 的毛病和过失,这样才能“集思广益”。人们很敬佩他这种虚怀若谷、严于律己的品行。> >   此外,诸葛亮主张兴修水利,鼓励发展农业、商业。这些举措使得原本亏空的国库逐渐充实起来。由于诸葛亮品德和才能俱佳,因此治理蜀国成效卓著,使得蜀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呈现出朝政稳固、社会安定的局面。> >    诸葛亮的用人,还是以其本人及蜀汉政权为中心,而不容许部下有结党成派之事。土著地主在本地总是容易养成党派势力,为此,诸葛亮对土著地主虽注意擢用, 但对他本人的继承者始终只从外来地主中培养。不仅籍隶荆楚的蒋琬、费因他的授意而相继辅政,就是降将兖州人姜维,也因为受到他的培植而成为蜀汉政权的最 后支撑者。这一方面因他们有相当的才干,同时也因他们是外来人,在益州没有什么亲党关系的缘故。不过,诸葛亮对益州土著地主的团结和重用,还是超过了以前 的统治者。从两汉以来,在政治上一直受着歧视的益州人,对于诸葛亮向他们开放政权是乐于拥护的。诸葛亮连年北伐,向益州征兵要粮,未见有土著地主的反对, 在军事前线,还得到他们的积极参加,这是与诸葛亮笼络土著地主、缓和客主矛盾政策的成功分不开的。> >   蜀汉的政治,在诸葛亮的统治下,不 但较刘璋时代大有起色,就是与同时的魏、吴两国相比较,也要好一些。正因为如此,所以吴臣张温使蜀回去以后,曾赞美蜀政,以至于引起了孙权的忌恨。当时魏 国有才智的大臣刘晔、贾诩也说诸葛亮善治国。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反复称颂诸葛亮治蜀的政绩,说得好似尽善尽妥,而陈寿对魏、吴两国的统治者则未 有若此称述。诸葛亮死后,蜀汉的人民思念他,几十年不曾稍减。可见诸葛亮之受人歌颂,在当时已经达到如此高度,若不是诸葛亮的政治措施能够符合人们的某些 愿望和利益,岂能如此?> >   总之,诸葛亮德才兼备,其治蜀政绩是历史上罕见的。他的为政行事,对蜀国人民有一定程度的益处,有些地方还可供后世借鉴。所以我们说:诸葛亮确实是我国古代一位卓越的政治家。> >   联吴与南征> >   刘备死后,南中诸郡又皆反叛。诸葛亮为了让民休养生息,医治战败创伤,暂时撇开南中问题,首先从整顿内政和改善对吴关系着手。> >    诸葛亮始终是主张联吴的。他知道以弱小的蜀与强大的魏为敌,非先联吴不可。把吴国联络好以后,它纵然不能协同攻魏,蜀亦可无东顾之忧,而得全力对魏;魏 则不能不以相当大的一部分兵力防吴。因此,诸葛亮于辅政之初,即派邓芝使吴,重申旧好。孙权这时还没有与魏断绝来往,迟迟不肯接见邓芝。邓芝给孙权上表 说:“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孙权才接见了他,谈话中仍以蜀弱魏强为虑。邓芝向孙权解释说:“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当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 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 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 >   孙权觉得邓芝的话确实有道理,于是便与魏断绝关系,与蜀联合。从此蜀吴盟好,不但诸葛亮伐魏之师得以大举,就是终蜀之世,两国和好关系亦始终维持,说明诸葛亮的外交政策确实是正确的。> >    蜀汉南部的益州(郡城在今云南晋宁县东)、永昌(郡城在今云南保山市)、柯(郡城在今贵州福泉县)、越(郡城在今四川西昌市东南)四郡,自秦代以 来,就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之地。这里的人民因为不能忍受当地官府的榨取,经常进行反抗。当地的豪强和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则趁机进行叛乱活动。刘备在时,益 州大姓雍已经开始反蜀活动,杀益州太守正昂,继位太守张裔也被缚送到吴。雍接受孙权永昌太守的封号,并派郡人孟获煽动各族上层分子反蜀。柯太守朱 褒、越叟帅高定一齐响应。诸葛亮因为蜀汉被吴击败不久,元气大伤;且刘备刚死,蜀人有些不安的情绪,故未用兵镇压。一方面派人到吴与孙权重新建立起盟好 关系;一方面务农植谷,闭关息民。等到后主刘禅建兴三年(225年)三月,诸葛亮亲自率兵南征,参军马谡送之数十里,诸葛亮对马谡曰:“虽共谋之历年,今 可更惠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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