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屡出昏招:不斩败将马谡却杀魏延

诸葛亮屡出昏招:不斩败将马谡却杀魏延  ,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诸葛亮屡出昏招:不斩败将马谡却杀魏延

  所谓“反骨”的说法当然只能是小说家言。解剖学告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只有二百零六块骨头,谁也不可能单独在脑后多长出一块“反骨”。魏延所谓的“反叛”,其实是诸多原因造成的过激反应,反叛并无实据。

  还是先来看看史实。根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诸葛亮在军中自感将不久于世,便背着魏延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袆、护军姜维等人安排后事,决定“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文件精神按规定要传达到“军级干部”,却偏偏将“军级干部”魏延无端排除在外;如此违反组织原则安排后事已经相当不合适,偏偏作出的又是这样一个经不起推敲的错误决定,而来执行这个错误决定的偏偏又是个错误的人。

  杨仪与魏延,类似晁错与袁盎,形同天敌。二人“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魏延传》更是直接形容二人“有如水火”。这样一个政敌突然之间出来主持大计,魏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不服调度,可谓本能反应。听到费祎转达的文件精神,他差不多要跳起来:“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亲府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可谓大义凛然,意思是丞相虽然病故,但我自己还有主见。亲属和随从官员护送他的遗体回去安葬就行,我可以率部独当一面,继续完成北伐大业,不能仅仅因为丞相去世就放弃既定国策。在大厦将倾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来作此表态,应该说是很难得的事情,总让我想起诸葛亮当初“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为了蜀汉事业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约也不愿因为自己身死而放弃北伐大业,魏延最起码也是精神可嘉吧?

  后半部分的确经不起推敲,有意气用事、不顾大局、辜负组织培养的嫌疑,和他的身份地位很不相称,但是假如大家都知道杨仪是个什么人,大约也就能够理解。当马岱送回魏延的首级,向杨仪交令时,后者起身用脚踏着怒骂:“庸奴,复能作恶不”,直到回去“夷延三族”,方才消了心头恶气。等一切安定,他“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谁知只当了一个劳什子“中军师”的官,“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也就是说只是个闲职,实际是被朝廷挂了起来,于是心里十分恼火,竟然这样对费袆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意思是那时我兵权在手,如果带枪投靠魏国,哪至于只弄这么个小官呢?真是悔不当初!如果说魏延不听指挥也有伸手要权要官之嫌,那么杨仪则完全是一副赤裸裸的野心家嘴脸,一门心思要当接班人。碰到这样一个人指手画脚,别说魏延,就是脾气再好一些的恐怕也未必能够听得进去。可以想见,假如诸葛亮不隐瞒真相,把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他肯定不会走这个极端。

  如果按照籍贯划分,费祎与魏延还是老乡,无论彼时还是现在。费祎是鄳县(今河南信阳市罗山县)人。鄳县跟义阳一样,开始属于荆州江夏郡,后来属于荆州义阳郡,乃至西晋的义阳国。当然,那时费祎不会跟魏延论老乡关系。不是时候。因为魏延不但不听,反倒进一步要求费祎也留下来,两人联名下文号令诸将,继续与魏军周旋。这事费祎肯定不能干。他忽悠魏延说:“我回去劝劝杨仪。他是文官,不懂军事,肯定会同意你的意见。”

  魏延一旦松口,费祎出了营门便奔驰而去。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魏延后了悔,但想追又来不及,只好心存侥幸,派人悄悄到杨仪那里查看情况,希望他真能像费祎所说的,同意自己的意见。然而恰恰相反,他得到的情报是杨仪已经在部署撤退,不觉大怒;于是不等杨仪出发,他就率领所部先行撤退,并且烧绝阁道,上表奏告杨仪谋逆。杨仪也揭发魏延造反。一天之内,两人的表章同时送到后主案头。这桩官司离奇而且突然,后主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两人都怀疑魏延而相信杨仪。

  魏延烧绝栈道,无非是阻止主力退兵。他不是还想“率驻军击贼”嘛。可是修栈道最麻烦的工序是在石壁上凿孔打眼,现在那个工序成果尚存,杨仪只消伐木铺板,因此也很快就撤过了秦岭。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上了贼船,就别想轻易下来。魏延心一横,索性派兵占据南谷口,准备攻击杨仪。杨仪派王平——就是街亭之战时马谡的副将,《魏延传》中称为何平,因为王平小时候曾过继何家——前来抵挡。魏延部众知道魏延理屈,随即散去,魏延无奈,只好带着儿子和亲信逃到汉中,最终被马岱追来斩杀。

  其实魏延所谓的“反叛”跟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朝廷”一样,目标仅仅只是政敌杨仪。只不过后者持有诸葛亮的“尚方宝剑”、在那个瞬间是正义的化身,他的举动才被官方定性为反叛而已。这可不是我为同乡先贤乱说好话,都有事实依据。据《魏延传》记载,“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杨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也就是说,平常大家一起议论,都认为将来魏延会继承诸葛亮的衣钵,魏延当然也如此自许,所以根本没有叛乱的想法。

  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中甚至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魏略》曰: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求来也。令延摄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与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

  《史通·古今正史》记载:“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也就是说,这本书是鱼豢自己所修的私史,非官家史书。鱼豢入晋十六年,一直未曾出任官职,忠于魏而耻为晋臣。他与蜀国没有利害冲突,记载总体客观,因此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最多的就是《魏略》。尽管裴松之认为上述关于魏延的说法,“此尽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但它至少可以证明一点,那就是即便在当时,也有人不相信魏延有狼子野心,反倒有人怀疑乱出杨仪。

  如果魏延真有反心反骨,那么最好的反叛时机可不是诸葛亮新亡、周围大军云集的时候,而是在建兴元年,也就是公元223年。

  那一年,魏国死了大将曹仁;吴国似乎死了美人小乔;孙权在武昌——“以武治国而昌”——动工修建用于了望观察的黄鹤楼,而蜀国则在成都匆忙赶修今天武侯祠内的两个景点:汉惠陵和昭烈庙。因为刚刚称帝不久的刘备,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虢亭惨败后,刘备逃回白帝城,惊魂甫定,一病不起,死前将国事托付给诸葛亮和李严。国主新丧,人心不稳,当年夏天,雍闿即在南方作乱。雍家是益州大姓,因为其先祖雍齿曾经受封为什邡侯。而雍齿之所以能受封,主要是刘邦需要树个典型,自己能容纳仇人的典型,以安人心。

  天下平定后,有一天刘邦看见很多臣子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就问张良他们在议论什么。张良说:“他们迟迟得不到分封,正在商议造反。”刘邦很吃惊,问该怎么办;张良说:“您最恨谁?”刘邦说:“雍齿曾经背叛我投降秦军,我最恨的当然是他。”张良说:“如果您能封雍齿为侯,那么大家心里都有了谱,就不会造反。”于是刘邦封雍齿为什邡侯,食邑两千五百户,功劳列居五十七位。

  雍闿当时居住在建宁(今云南曲靖)。他祸乱南方,杀了太守正昂,派人跟吴国联系,受封为建昌太守。另外一位托孤大臣、都护李严为平息事态,给雍闿写信,晓谕利害。李严苦口婆心,写了整整六页纸,可雍闿的回信却只有简单的几个字:“盖闻天无二日,士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态度无比嚣张。要说远,肯定还是吴国更远。雍闿联系吴国不过是权宜之计,最终目的是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自立。尽管如此,因为内政不稳,诸葛亮并没有立即出兵,忍了两年,公元225年才“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雍闿、孟获。七擒七纵几乎是诸葛亮人生辉煌的顶点,但就在那一年,著名书法家、魏国太傅钟繇生出一个儿子,取名钟会。此人将见证诸葛亮一生事业的毁灭。

  那时魏延身为汉中太守,地接魏军,手握重兵。如此大好时机都不反,后面的过激反应,只能说是为情势所逼,本身并无反意。

  如果说“不才明主弃”只是孟浩然的感喟与牢骚,那么“雄才明主弃”则是魏延与诸葛亮两人共同的人生悲剧。因为真实的魏延,才干相当突出。

  先来看看魏延的出身。据《魏延传》记载,他“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部曲”在汉代本是军队的编制名称,一般而言,将军或者校尉下辖五部十曲,部曲起初的意思,也就是部下。后来含义逐渐变化。《唐律疏议》上的说法是:“部曲,谓私家所有。”因此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稿·奴隶篇》中认为:“部曲初由投靠而来,且多从事战争。至唐始变为贱民,形同奴隶。”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一般指家兵、私兵。也就是说,魏延并非长沙降将。他出身低微,以“部曲”身份追随刘备入川,因为屡立战功,而被封为中级军官“牙门将军”。

  然而等到刘备在汉中称王时,魏延遭遇突击提拔: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刘备此言既出,“一军尽惊”。因为汉中的战略地位实在太过重要。

  汉中对于蜀国的地位有多重要?我们不妨打个比方。中国象棋一代宗师胡荣华有次接受电视采访,说到自己形形色色的让棋方式,其中有个方法是把自己的五个卒全部拿掉。主持人听后不以为然,觉得区区小卒没什么用场——这也正常。无无能之兵,只有无能之将。这主持人不会下象棋,故而有此印象。胡荣华当然不同意这个见解。他郑重地说:“可不是这么回事哟,卒子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没有卒子,就像人冬天不穿衣服,会很冷的!”

  汉中之于蜀国,就是这样的御寒衣物。

  作为蜀国的前进基地、魏蜀两军的缓冲地带,占据汉中进可北争关陇,退能南蔽巴蜀。这一点,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杨洪这样对诸葛亮说:“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蜀将黄权也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表达得更为详尽:“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

  如此重镇,自当以名将镇守。大家都认为会派张飞,张飞也以为非己莫属,可是谁也没想到,最终刘备的选择,居然是魏延这么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刘备当然也知道众人的想法,为了树立魏延的威信,特意安排他当着大家的面发表施政纲领,情形不亚于现代的任职答辩。刘备问道:“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回答道:“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率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这个豪言壮语让刘备非常满意,后来又晋封魏延为镇北将军。

  后主刘禅即位之初,大面积分封群臣,以便笼络人心。这时魏延被封为都亭侯。三国是乱世,一切都混乱,包括侯爵;它被分为三级,县侯、乡侯、亭侯。曹操封关羽为汉寿亭侯,食邑就是汉寿亭;魏延首次受封时,也是这个级别,食邑只有一个村。不过这没关系,他后来进步很快。

  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决意北伐,上了《出师表》,然后进驻汉中,整顿人马,调运粮草,随时准备出征。这时魏延的任务是都督前部,官职是丞相司马、凉州刺史。从公元227年到234年,诸葛亮一共组织了六次北伐,《三国演义》上称为“六出祁山”,其实真正出祁山(今甘肃礼县祁山堡)只有两次,其余四次都在别处用兵。这六次北伐,魏延全部参与其中,可谓劳苦功高;其中还有一次,完全是他唱主角。这就是建兴八年、公元230年的第四次北伐。

  严格说起来,这次算不上北伐,至少不是诸葛亮的北伐,顶多是魏延的北伐。起初是魏军处于攻势:当年秋天,魏军兵分三路进攻汉中,司马懿出西城(今陕西省安康西北),张郃出子午谷,曹真出斜谷。诸葛亮屯兵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东)、赤坂(陕西省洋县东二十里),与之抗衡。适逢天降大雨,连续月余不止,无法交战,魏军只好撤退。诸葛亮趁机派魏延和吴懿深入羌中,联络羌人,袭扰魏军后方。

  魏延和吴懿随即带领本部人马,向西进入羌人居住区。当年11月,他们招兵买马,队伍扩充到一万多人,不断袭扰魏军。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等率军灭火,两军在阳溪展开激战。最终获胜的不是魏军,而是魏延。郭淮等敌不过魏延,只好退到狄道(今甘肃临洮),当时的陇西郡治所在。郭淮也是魏国名将,魏延能击败他,肯定不是“一不小心”。正因为如此,他很快就升任征西大将军,封南郑侯。

  魏蜀互掐,吴国在干吗呢?就在那年春天,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官兵“浮海求夷洲及禀州”。卫温的舰队从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启程,在夷洲(台湾)南部登陆。孙权事先征求意见时,很多人支持,但名将陆逊却出人意料地表示反对。他认为此举舍近求远、得不偿失。就当时而论,陆逊自然不错,但现在来看,孙权此举还是有功于国。

  魏延北伐得胜,不妨再看看诸葛亮的北伐战果:

  公元前228年春,诸葛亮事先扬言走斜谷取郿,让赵云、邓芝设疑兵吸引曹真重兵,自己率大军攻祁山。陇右的南安、天水和安定三郡反魏附蜀。此时张郃率军抗拒,大破马谡于街亭,蜀军先胜后败。唯一的战果是诸葛亮带着天水郡西县的千余户百姓返回汉中,其中包括姜维。因作战失败,诸葛亮自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这是一出祁山。

  同年冬,魏、吴交兵,魏军主力东调,关中空虚。诸葛亮立即出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围陈仓(宝鸡市陈仓区)。围攻二十多天,城固难下,蜀军仓促起兵,军粮不足,只得退回汉中。这次的收获,是斩杀了前来追赶的魏将王双。草没搂着,但打到了兔子。

  公元229年春,诸葛亮派陈式攻下武都(甘肃省成县周边)、阴平(今甘肃省文县周边)二郡,以便夺取这里的夏粮作为军资,以战养战。魏国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来救,诸葛亮闻讯也赶到建威(甘肃省西和县西)声援。郭淮自知不敌,随即退兵,蜀国获得上述二郡,诸葛亮因此恢复丞相名号。这是诸葛亮的第三次北伐。同年赵云病故,孙权称帝;吴蜀相约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四州归吴,兖、冀、并、凉属蜀,司州以函谷关为界;《七步诗》的作者曹植被改封为东阿王,食邑三千户。尽管昔日的竞争者、兄长曹丕已死,但曹丕一直未能转运,名义为王,其实是软禁,因为合法的活动范围只有以东阿为中心的三十里。抑郁悲愤之中,他开创了佛教的梵呗音乐。

  公元231年二月,诸葛亮再度率大军攻祁山,以木牛流马运送军资。时魏国大都督曹真病重,司马懿统兵御敌。诸葛亮抢割了上邽(今甘肃天水)的小麦以充军粮,司马懿追击到卤城(天水市与甘谷之间),掘营自守,不敢出战。后来两军交兵,魏延等人斩敌甲首三千级,缴获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六月雨季,蜀道难行,李严因运粮不济,谎称吴已与魏联和、即将来攻,请诸葛亮还师。魏国大将张郃追击至木门(差不多在今甘肃礼县和天水的中点处),中箭身亡。这是第五次北伐,二出祁山。

  公元234年二月,诸葛亮统兵褒斜道,占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南)。司马懿据守不出,蜀军随即在渭河沿岸屯田。当年八月,诸葛亮病逝于军中,杨仪等率军还师,魏延“反叛”事件爆发。这一年里,几乎从未执掌过政权的汉献帝刘协,也画上了五十四岁的人生句号。

  六次北伐,魏延都是干将,而且两次立功,可见他并非庸才。既然如此,诸葛亮又为何不肯信任重用?主要原因在于两人的性格、确切地说是军事见解互相矛盾。“诸葛一生唯谨慎”,他早年也许还有一些开拓进取的冒险精神,比如在《隆中对》中提出要跟刘备分进合击、两路夹攻夺取中原,真正执掌兵权后,慢慢变得谨小慎微,从来都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而魏延则不,他经常“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

  “韩信故事”是怎么回事?很简单,就是当年韩信从汉中出击关中时的路径选择问题。我们都知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个成语,问题是韩信让人修的,到底是哪里的栈道?刘邦去汉中走的是哪条道,张良建议烧掉的是哪条道,最后进兵关中,走的又是哪条道?这事必须掰扯清楚。

  从关中到汉中,得翻越秦岭,主要有四条道路:故道,即陈仓道。从陈仓向西南出散关,沿嘉陵江上游(故道水)河谷至今天的陕西凤县,转向东南入褒谷,出谷即达汉中;褒斜道,从今天汉中市褒城镇的褒谷,直到名将白起的老家郿县(今陕西眉县)的斜谷,秦惠王时期修通,全长约二百三十公里;子午道,从杜陵(今西安东南)向南,经过长安县子午镇的子午谷到达汉中。这条道基本南北走向,故称子午道,离长安最近;谠骆道,北口骆谷在今陕西周至西南,南口傥谷在今陕西洋县北。中间通过骆水河谷、傥水河谷,长四百余里。这条道曲折难行,当时就很少有人经过。如今有驴友想徒步穿越,体验体验蜀道之难,竟然找不到丝毫有价值的资料。

  这四条道路,陈仓道、子午道和谠骆道秦时究竟有无栈道,不见史书记载,只有褒斜道可以确定,当时已经铺上栈道。

  先说张良建议烧毁的栈道究竟在何处。这一点争议较小,除《水经注》认为在子午道以外,多数典籍都认为在斜谷,也就是褒斜道上。

  《资治通鉴》中有这样的记载:“汉王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烧绝所过栈道,以备诸侯盗兵,且示项羽无东意。”意思很明白,张良建议刘邦烧掉的,是来汉中时经过的栈道,不会是另一条栈道,否则在情理上也说不通。

  据《史记·高祖本纪》载:“汉王之国……从杜南入蚀中。”《汉书·高帝纪》亦载:“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诸侯之人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

  也就是说,刘邦入汉中是“从杜南入蚀中”,这一点确定无疑。问题是这句话如何理解,历史上一直有分歧,约有三说。

  一是子午道说。《水经注》载:“汉水又东合直水……水北出子午谷岩岭下,又南,枝分东注。旬水又从南苁阁下,山上有戍,置于崇阜之上,下临深渊。张子房烧绝栈阁,示无还也。”明确指出,刘邦来汉中,经由子午道。

  二是褒斜道说。宋《舆地纪胜》载:“褒谷……张良送高祖至褒中,说烧绝栈道;曹操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诸葛亮由斜谷取郿,皆此道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文称:“胡氏曰:汉高为汉王,从杜南入斜谷,张良送至褒中,意此即斜谷旧道。”清贺仲瑊编《留坝厅志》载:“史言汉王由杜南入蚀中。注史者不知蚀中何地。《读史方舆纪要》因杜南而疑其为子午谷,非也。按《留侯传》明言‘送至褒中’。褒中在汉中西,子午谷在汉中东北。由子午谷入汉中,必先至汉中,而后至褒中,不得先至褒中,而后至汉中也。子午谷不闻秦时已有栈道。其有栈道者,惟褒斜耳。良至褒中,劝帝烧其所过,是明明从斜谷来,非从子午谷来。其曰由杜南者,盖当罢戏下,由杜县之南,傍山麓西趋入斜谷。蚀中,或斜谷之异名乎。”这个说法引《史记》的说法“张良送至褒中”为据,但《汉书》记载更加详细:汉王“从杜南入蚀中。张良辞归韩,汉王送至褒中”。也就是说,它主要的论据有问题,是张良先到了汉中,然后刘邦送行,又送到褒中的,并非直接在褒中分手。

  三是谠骆道说。这个说法不多见,程大昌《雍录》推测“蚀中”抑或在骆谷,但语气不甚肯定。清《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载:“汉王岭,在〔洋〕县北七十里,即骆谷道,汉高祖曾经此,故名。”清《佛坪厅志》载:“父子岭,在厅西北六十里,高低顿折,石骨棱棱。相传秦时有父子在岭治道,以迎汉王,不遇,皆投岭死,故名。”这道岭按地望在骆谷之中,虽系“相传”,但未必就完全是空穴来风。无风不起浪的可能性也存在。

  之所以提起这个话题,并非有考据癖好,实在是关乎两位名将的声誉:韩信与魏延。

  汉中市博物馆保存有一块著名的石刻,叫《石门颂》,全称《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这是书法史上的重要作品,著名的汉隶摩崖石刻,东汉时期汉中太守王升的手笔。东汉建和三年(公元148年)书刻于褒斜道的石门崖壁上,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修水库,刻石被凿下来,转移到汉中市博物馆。《石门颂》中有这样的话:“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

  古往今来,这段话成为子午道说最有力的佐证,但仔细推敲,却存在着相当大的漏洞。首先,按古文的一般规律及该文音韵语气,应该两句为一段。而且刘邦南下汉中是被贬,直奔跌停板而去,“兴”从何谈起?他出汉中才是冲击涨停的开始,才能用得上“兴”字。由此可见,这不能作为他去时路径的证明。

  如今学术界多数认为,刘邦经子午谷而来,但烧的是褒斜谷里的栈道。这个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也完全不合常理。不仅如此,当时局势动荡、兵荒马乱,根本不是像徐霞客那样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让张良跟随刘邦从子午谷来,从褒斜谷出去,是何道理?难道张良自己想作探路先行?要知道这样回去,张良得绕远道。这一点,看看《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的方位,便可一清二楚。

  由此可见,刘邦一定是从褒斜道来的汉中,最后又烧了那里的栈道。这样就出现了新的问题,《龙门颂》中的“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如何解释。子午道在东,散关在西,其间相距千里之遥。道由子午不可能“出散入秦”,“出散入秦”只能走故道,也就是陈仓道。

  《留坝厅志》对此问题的解释,比较合理。其中这样说:“盖言高祖兴于汉中时,由斜谷来。及定三秦而建帝位,乃从散关出也。然而有可疑者,散关距子午甚远,既由子午,不得复出散关。《史记》、《汉书》皆言,高祖由故道攻陈仓。当是散关之路。而子午一说,以意度之,或是韩信所由。《史记·淮阴侯传》云:‘部署诸将所出’。《汉书·高帝本纪》云:‘遂听信策,部署诸将。’则当日出师,必不止高祖一路。蹶后,魏延请以奇兵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如韩信故事。可知高祖由故道,韩信由子午。”

  关乎两位名将的声誉,机缘即在于此。刘邦出汉中,主力走的是故道,以便迂回到雍军的侧后;与此同时,还有一支奇兵——也许未必是韩信本人,而是其手下的某位将军,主帅跟随主力行动的可能性更大——从子午谷杀出,东西夹击。之所以如此部署,有两方面考虑:一是道路狭窄,大军难以快速通过,必须分流,以加快行进速度;二是可以彼此呼应,互相配合。

  这正是韩信与魏延将略之所在。

  也就是说,魏延请求诸葛亮拨给他一万兵马,他选五千人作战,五千人运输,像韩信的部署那样,从褒中出击,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十天之内奇袭长安,然后与诸葛亮会师于潼关。因为这条路,离关中重镇长安最近。魏延的这个策略可以取个酷点的名字:猛虎掏心。充满开拓精神。虽然也有冒险成分,但任何一次战役都没有必胜之把握,再高明的选择也不能完全排除冒险因素,这是常识。而从现代战争的观点看,这个选择的胜算其实要比诸葛亮的一味求稳大得多,因为无论物产军力还是人才,曹魏都强于偏安一隅的蜀汉。综合国力人家占优。在这种情况下,求稳固然能够增加自己的胜算,但同时也给了对手充分的反应时间,综合起来并不上算,只有出奇兵打时间差才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就是为什么下围棋的职业棋手在快棋中可能输给业余棋手的原因。而在可以放心地深思熟虑的慢棋中,出现这样结果的概率要小很多很多。

  《兵法》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魏延计划的核心,就是出奇制胜。然而因为与诸葛亮的大政方针不合,一直被“制而不许”,魏延的积极性因此受到极大的打击,慢慢开始发牢骚:“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就这样,从见解不同慢慢发展成感情上的疏远与陌生,最终影响了诸葛亮对他的信任。如果不是如此,素以知人善任而著称于世的诸葛亮,何至于安排后事时出此下策!

  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眼前的这套《三国志》上面落满尘埃,纸张也已经是衰朽残年。但尽管如此,透过厚厚的历史风尘,我依然能够体会得到魏延当时面临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绝非仅仅是面子上的过不去。一旦杨仪根据“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的密令率领主力径自撤退,魏延一部要独自面对司马懿的数万铁骑。诸葛亮统帅大军尚且只能与魏军相持,魏延以偏师对付魏军主力,岂非以卵击石?此时跟随大军撤退不仅面子上过不去,回去恐怕还有秋后算账的问题,无论如何他违背了丞相的政治嘱托,老对头杨仪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不退吧只有投降一途,否则难免会被对手吞并。真可谓左右为难。扯碎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魏延在这样一个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大背景下作出极端选择,完全符合他的性格。而这一点,恰恰是诸葛亮的失误之所在。作为统帅,他对手下文官武将的性格,应该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难道不是么?

  蜀国的力量本来就比较薄弱,从开创基业之初直到最后消亡,一直没能出现曹操那样战将如风谋士如云的辉煌局面,人才匮乏一直困扰着决策层,否则也不至于“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唯其如此,魏延铤而走险的极端选择,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蜀汉基业,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和损失。而造成这个悲剧的根源何在呢?靠人治而非法治,或者说机(构)治。

  魏延和杨仪结怨,肯定有自己“性矜高”的原因;不能赢得诸葛亮的信任与好感,大概也与他自己牢骚满腹不无联系,套用一句时髦的现代话,叫做“沟通能力”有问题。但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人才的选拔、干部的任用仅仅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刘备在世时,还能拿点主意,因此魏延才有直接向诸葛亮陈述己见的机会。刘备一死,后主是稀泥糊不上墙,大事完全决于诸葛亮;偏偏诸葛亮又看不上魏延的策略,认为都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魏延如果不受排斥,岂非怪事。

  然而排斥魏延是大错,重用马谡更是大错。

  如果推选最有名的五出京剧老生戏,那一定少不了“失·空·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三出连本折子戏的统称。这出戏的主角儿当然是老生诸葛亮,然而推动剧情发展的,却是花脸马谡。此人是荆州襄阳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字幼常。兄弟五人皆有贤名,号称“马氏五常”。其中马谡和马良名气最大。对于马谡,大家都知道刘备曾有“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结论,但对失街亭的原因,大概还停留在马谡坚持出战、甚至不惜立所谓的军令状这个小说演义的层面上。这当然不是历史事实。据《三国志·蜀书·马良马谡传》记载,“时有宿将魏延吴壹(懿)等,诸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众在前。”也就是说,诸葛亮不仅完全忘记了刘备的遗言,当时也是力排众议而选择了马谡的,我想那个场面肯定相当激烈。

  街亭败仗后,诸葛亮要执行战场纪律,杀掉马谡。这一点,当时他选定的接班人蒋琬也有不同意见。他说:“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

  蒋琬说的是晋文公重耳的故事。他为了图谋霸业,于公元前632年(周襄王二十年),以援助宋国为名,与成得臣指挥的楚国大军争夺中原霸权,最终爆发城濮(今河南濮阳附近)之战。这是晋楚争霸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退避三舍”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期间。成得臣字子玉,是楚国令尹。他不顾楚成王劝告,穷兵黩武,最终大败。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焚楚军,火数日不息。文公叹。左右曰:胜楚而君犹忧,何?文公曰:吾闻能战胜安者唯圣人,是以惧。且子玉犹在,庸可喜乎。子玉之败而归,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贪与晋战,让责子玉,子玉自杀。晋文公曰: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于是乃喜。”也就是说,尽管打了胜仗,重耳依然忧心忡忡,因为子玉还在。然而后来因为受到楚成王的指责,子玉羞愧自杀,消息传出,重耳于是喜出望外。

  蒋琬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诸葛亮更有道理。他跟马谡、马良的私交都非常密切,之所以执意要动刀,是因为后者还有更加严重的情节:败后逃亡。

  当时向朗为丞相长史,随军征战。他与马谡感情很好。《向朗传》中有这样的话:“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就是说,街亭战败后,马谡并未投案自首、回营请罪,而是畏罪潜逃。长史向朗知情不举,被诸葛亮撤职。必定是这段曲折,让诸葛亮起了杀心。《诸葛亮传》中称诸葛亮“戳谡以谢众”,《王平传》中进一步记载:“丞相亮即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

  然而马谡最终却并非死于军法。《马谡传》对此有明确记载:“谡下狱物故”,即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他已经病死于狱中,时年三十九岁。看来三十九岁确实是道门槛儿,岳飞没迈过去,郑成功没迈过去,还有格瓦拉与肖邦,统统倒在门槛儿之前,再加上这个才能出众的马谡。他虽然不是统兵的将才,却是高明的参谋之才,特别善于谋划判断。而正是这一点,模糊了诸葛亮的视线:他混淆了谋划能力与执行能力的区别。

  有人认为诸葛亮斩马谡是处置不当错上加错,甚至有点寻找替罪羊之嫌。这个看法又过了头。对此陈寿的观点很有参考意义。当时其父在马谡手下任参军,也连带受了髡刑,被剃成光头,以示羞辱。他失去功名,只得回家娶妻生子,养育出了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寿。尽管父亲遭受耻辱,但陈寿依然坚持史家的原则,丝毫没有提及,所以现在谁也不知道其父的名字;更重要的是,他对诸葛亮处置此事的态度,丝毫没有责难,字里行间反而大加赞颂。可为侧面印证。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这是当年少帅张学良以雷霆行动,果断杀掉桀骜不驯的杨宇霆、常荫槐后,为杨宇霆写的挽联。杨、常二人是东北元老,父帅的左膀右臂,张学良之所以要杀掉他们,是因为他们飞扬跋扈,直接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不过张学良事后丝毫没有株连官员部下,而且“罪不及妻孥”:给二人家里分别送去万元抚慰金,隆重安排葬礼不说,还亲手为二人写了挽联。给常荫槐的挽联是:

  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

  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

  这两副挽联写得都很好。对仗略有问题——考虑到作者身份特殊,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用典非常贴切。将蔡叔、管叔的故事分开,以马谡类比杨宇霆,韩信类比常荫槐。杨、常二人到底该不该杀暂且不说,从张学良对杨宇霆的态度,可以约略想见当时的诸葛亮对马谡的心情。挥泪而斩,不得不杀;换句更酷的话,叫做痛下杀手。他杀马谡——尽管没能杀成——没有问题,问题只出在对马谡的使用上。

 

  用错一个人,丢了三个郡。最严重的是,全军后路都有被切断的危险,诸葛亮不得不匆匆退兵,可谓丧师辱国。若非如此,他又何必坚持自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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