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迅速灭亡的背后,有着哪些政治背景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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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迅速灭亡的背后,有着哪些政治背景与原因

公元263年刘禅君臣的不战而降,是蜀汉史上最后一个不解之谜。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有职无权的光禄大夫谯周。谯周为什么要极力主张投降曹魏?刘禅又为什么要听他的?蜀汉朝野,为什么只有少数人主张抵抗,多数人并无斗志?在蜀汉迅速灭亡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原因呢?

蜀汉之亡

蜀汉,是三国当中最先灭亡的,这让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第一,史家一般认为,和曹魏、孙吴相比,蜀汉要算是治理得最好的,怎么反倒先亡呢?第二,蜀地有重险之固(《三国志·邓芝传》载邓芝语),打不了别人,难道还守不住?第三,从曹魏出兵,到刘禅投降,其间只有两个月,蜀汉之亡为什么如此之快?这实在让人大惑不解。

不过困惑归困惑,思考归思考。得出的结论,一般也有四条,即刘禅昏庸、黄皓弄权、陈祗(音支)乱政、谯周误国。这也是有根据的。我们知道,魏军从洛阳出发,是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此年上半年为蜀汉景耀六年,下半年为蜀汉炎兴元年)的八月;决定伐蜀,则是在五月。据《三国志·姜维传》,当时姜维已经得到消息,便上表刘禅,提出布防措施(六年,维表后主),请刘禅速派张翼和廖化分别把守阳安关口和阴平桥头以防未然。谁知这时刘禅只听黄皓的,而黄皓又只听巫师的。巫师说敌人不会打过来,黄皓便信以为真,让刘禅扣下了这份公文(启后主寝其事),结果满朝文武都不知道大祸即将临头(群臣不知)。这岂不是刘禅昏庸、黄皓弄权?

那么,黄皓是什么人?是刘禅宠信的宦官。众所周知,东汉灭亡,宦官干政是原因之一。这条教训,可谓殷鉴不远。所以,诸葛亮在世时,就特地安排董和的儿子董允担任大内总管(任以宫省之事)。据《三国志·董允传》,诸葛亮任命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帅宿卫亲兵,而且在《出师表》中特别交代刘禅,要他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董允也不负厚望,把刘禅和黄皓看得死死的(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结果,董允在任时,刘禅和黄皓都不敢胡作非为。

但是,董允于延熙九年(公元246)去世后,情况就变了。接替董允担任侍中的陈祗与黄皓互相表里,狼狈为奸。陈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黄皓则由始预政事而操弄威柄。两个人都排挤姜维,黄皓还暗中策划要废掉姜维,吓得姜维不敢回成都,躲在沓中(一说在今甘肃省,一说在今青海省)种麦子。一个国家,弄成这个样子,岂非亡国之相?所以蜀汉的灭亡,除了刘禅昏庸和黄皓弄权外,还要再加上一条:陈祗乱政。

这当然都有道理,但也不完全。第一,据《华阳国志》、《三国志·诸葛亮传》,以及《亮传》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记》,当时主张召回姜维,夺其兵权的,并非只有黄皓,还有诸葛瞻和董厥。诸葛瞻是诸葛亮的儿子,在这次战争中壮烈牺牲;董厥被诸葛亮称作良士,显然也不是什么小人。但他们都主张撤销姜维的大将军职务,也都迁就(将护黄皓(董厥还随刘禅投降曹魏)。所以这事不可以道德论,也不能把账都算在黄皓头上。第二,黄皓虽然误了事,却也没有干预姜维在前方的军事行动,仗还是姜维打的。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就认为姜维对蜀汉之亡有责任。这当然也可以讨论,但至少说明问题比较复杂。第三,黄皓只是误事,并没有误国,因为他并没有主张投降。主张投降的是谯周。所以,许多人认为,蜀汉之亡还有一个原因,即谯周误国。

谯周果真误国吗?

不妨还是先把当时的情况说一遍。前面说过,魏军发兵洛阳,是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的八月。到十月份,邓艾军就从阴平(今甘肃省文县)出发,经江由(即江油,今四川省平武)、绵竹(今四川省德阳市),一路杀到了雒县(今四川省广汉市)。这就到达成都的大门口了。据《三国志·谯周传》,当时蜀汉君臣被黄皓忽悠,以为魏军不会马上就来(敌不便至),根本就没做任何准备(不作城守调度)。没想到邓艾的部队竟然长驱而前,因此立马慌了手脚,以至于城中居民惊慌失措,纷纷跑进荒郊野外,挡都挡不住(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刘禅召集群臣会议,也是计无所出。一派主张奔吴,因为东吴是盟友(蜀之与吴,本为和国),或许可以收留自己;一派主张奔南,因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或许可以躲避一时。究竟应该奔吴,还是应该奔南,朝堂之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时,谯周说话了。

谯周的意见,是既不同意奔吴,也不主张奔南。为什么不能奔吴呢?谯周说,自古以来,从来就没有到了别的国家,到了另一个皇帝那里,寄人篱下,还可以再当天子的(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所以,我们皇上到了东吴,也只能称臣(今若入吴,固当臣服)。既然同样是称臣,为什么不挑一个大国,要挑小的呢(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说了,*的规律,从来就是大国吞并小国(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可见,魏国能够吞并吴国,吴国不能吞并魏国,这是没有疑问的(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到那时,我们难道再投降一次不成?如果说投降是屈辱,那么,受两次屈辱,与只受一次,哪个更羞耻一些(再辱之耻,何与一辱)?此为不能奔吴之理。

至于奔南,谯周说,倒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早做准备(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现在,敌军很快就会兵临城下(大敌以近),我们也很快就会大祸临头(祸败将及)。那些小兵小卒、小民小吏的心思,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群小之心,无一可保)。只怕我们一出门,他们就动手了(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哪里还到得了南方(何至南之有乎)?

对于谯周的这一番理论,刘禅君臣并无一人反对。只有个别人反问说,现在邓艾已经快打到成都了,恐怕他不会接受投降,那又怎么办(恐不受降,如之何)?谯周说,现在东吴尚未臣服,邓艾肯定受降,他也不得不受降。受降之后,还不得不给我们礼遇。如果魏国居然不封土地、爵位给陛下,我谯周愿意亲自前往京师依照古义据理力争(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结果,蜀汉君臣谁都没有话说(众人无以易周之理)。刘禅倒是仍很犹豫,他还是想逃到南方去。于是,谯周又上疏刘禅,讲了一通南方绝不可去的道理,主要意思是南方少数民族原本不服(以为愁怨),见我穷迫,必反无疑。刘禅也就打消了念头。

既不能奔吴,也不能奔南,那就只有投降。显然,刘禅投降与谯周关系很大。甚至可以说,刘禅就是谯周劝降的。比如陈寿就说,刘禅一家平安无事(刘氏无虞),蜀汉百姓免遭战乱(一邦蒙赖),都是得益于谯周的谋划(周之谋也)。

这当然是正面的说法。作为西晋的臣子和谯周的学生,他大约也只能这么说。但在持不同立场的人看来,这也等于认定谯周是头号卖国贼。因此,痛骂谯周误国,痛骂谯周无耻,痛骂谯周是卑鄙小人的声音,在历史上就不绝于耳。谯周,似乎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其实这也是可以商量的。第一,当时朝堂之上讨论蜀汉政权何去何从时,刘禅君臣均无战意。他们与谯周的不同,只不过他们主张跑,谯周主张降。甚至,他们也不反对降,只不过担心降不了(恐不受降,如之何)。等到谯周拍着胸脯做出保证,也就都不说话了。由此可见,没有谯周,他们只怕也会降。第二,谯周的话,虽然是投降理论,却不等于卖国理论。就算是卖国理论,也不等于一派胡言。实际上,谯周的很多话是有道理的,比如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比如南方乃患国之人,必复反叛。这些都是事实。第三,就算谯周卖国,也未必是小人。因为当时在三国之上,还有天下。天下终究是要重归一统的。在天下一统的过程中,投降者又岂在少数?包括被诸葛亮誉为良士的董厥都是。如果都要算作卖国贼,岂非打击面太宽?

实际上谯周也不是什么小人。从《三国志·谯周传》我们得知,他是一个孤儿,跟着母亲和兄长生活,长大以后迷恋古籍潜心学问(耽古笃学),终于成为非常博学的人,《三国志·杜琼传》称他为通儒。当然,学问好,不等于人品好。学问挺大而人品极差的人,我们见得还少吗?但谯周似乎不是。他不但没有什么不良记录,反倒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比方说,他家里比较贫穷,却丝毫不影响他对学术的热爱,本传的说法是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如此安贫乐道,像是小人吗?又比方说,他这个人,大约是有些其貌不扬又不修边幅,而且说话直来直去的(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所以,他第一次见诸葛亮时,所有的人都笑。本传裴松之注引《蜀记》说,当时执法官要求处分那些笑谯周的人。诸葛亮说,算了算了,我都忍不住,何况别人(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但是,诸葛亮病逝,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谯周。这像是小人吗?再比方说,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常常出去游山玩水,还要增加宫廷乐队。当时官居太子家令的谯周便上疏力谏,希望刘禅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这又像是小人吗?

谯周既然不是小人,为什么又要卖国呢?也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认为这个国该卖。或者说,他认为蜀汉早就该亡,甚至希望蜀汉灭亡。为什么蜀汉该亡?因为天下必须统一,也必定统一。而且,在谯周看来,能够统一天下的,就是曹魏。曹魏而非蜀汉,才是代汉而立的天命所归。?

这样说,有根据吗?有。根据就在《三国志》的《杜琼传》。杜琼也是大学问家,而且是谯周的前辈,谯周经常向他讨教。有一次,谯周向杜琼请教了代汉者,当途高的问题。所谓代汉者,当途高,是东汉末年的政治民谣。意思是说,必将取代大汉的,一定是正当大路又高大魁伟的。这话早就在流传了,而且被袁术利用过,因为袁术字公路。公路,在袁术看来就是当途高了。但是袁术并没有得逞。这样一来,什么是当途高,就必须重新解释;而益州学术界的解释,则认为当途高就是魏。

最早提出这种新解释的,是益州的大学问家周舒。他的这种说法在蜀地流传甚广,《三国志·周群传》就说乡党学者私传其语。但周舒只说当途高者魏也,没有解释它为什么就是魏。于是谯周就去问杜琼。杜琼说,这道理还不简单?魏,就是阙的名字呀(魏,阙名也)!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就是古代天子、诸侯的宫门外、路两边,有一对高大的建筑物,叫做阙或者观(音贯)。因为它们高大魁伟、巍然而立,所以又叫魏或者魏阙。魏阙下面两边,是悬挂政令的地方,所以又叫象魏。也因此,魏阙或者象魏,就成了朝廷的代名词。比如《庄子》的《让王》篇,就说那些身在民间却不忘朝廷的人,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魏阙或者象魏,既正当大路又高大魁伟,岂非不折不扣地当途高?杜琼对谯周解释就正是这样(魏,阙名也,当途而高)。他还说,前贤们这样讲,乃是一种隐喻呀(圣人取类而言耳)!

杜琼这么说,谯周似乎还很犹豫。杜琼又问,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谯周说,学生还是不太明白。杜琼说,这有什么不明白的!你想想,古时候的官府、官员,有叫曹的吗?汉以后呢?都叫曹了。这里也要解释一下,就是汉代的制度,是皇帝所在曰宫,所属曰尚(比如尚书);宰相所在曰府,所属曰曹(比如东曹、西曹)。这叫皇宫相府、宫尚府曹。府,其实就是政府。政府的办事机构叫曹,曹的长官叫曹掾,吏员叫属曹,勤务兵叫侍曹。用杜琼的话说,就是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这个曹,当然不是曹操的曹。但为什么这么巧呢?杜琼认为,这就是天意了(此殆天意也)!也就是说,在杜琼看来,属曹、侍曹,就是属于曹氏、侍奉曹氏。又是属曹、侍曹,又是当途而高,这下子谯周明白了:上天是要由曹魏来统一天下呀!

于是谯周也开始散布诸如此类的言论,还拿刘备父子的名字做文章。他说,咱们的先帝叫什么名字?备。备是什么意思?具备。说得白一点,就是足够了。当今圣上叫什么名字?禅。禅是什么意思?禅让。说得白一点,就是让出去嘛!

这还不算,景耀五年(公元262年),也就是蜀国灭亡的前一年,刘禅宫中的大树无故而折,谯周又在柱子上写了一条反动标语,说是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这话陈寿做了解释。他说,众,就是曹,因为曹有群的意思,众的意思(《广韵·豪韵》曰:曹,众也,群也)。大,就是魏,因为魏通巍,有高大的意思。具,就是具备,也就是刘备。授,就是禅让,也就是刘禅。因此,所谓众而大,期之会,就是说,曹魏啊曹魏,你又众多,又高大,天下人都盼望着汇集到你那里。所谓具而授,若何复,则是说,蜀汉啊蜀汉,你们一个已经足够,一个准备禅让,还有什么后来人吗?

这就是谯周的思想和言论,也是他后来要出卖蜀国、主张投降的原因。显然,谯周的卖国,不是道德品质问题,而是政治立场问题。说白了,他就是要拥护曹魏,反对蜀汉。毫无疑问,周舒也好,杜琼也好,谯周也好,他们的言论都是牵强附会、强词夺理、装神弄鬼。但是第一,当时兴这一套;第二,人们也吃这一套。《三国志·杜琼传》说,蜀汉灭亡后,大家都说谯周算得真准(咸以周言为验)。其实哪里是算得准,是那些人都盼望着曹魏胜利,蜀汉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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