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是蛮族吗?为什么有人说周朝是蛮族?

周朝是蛮族吗?为什么有人说周朝是蛮族?  ,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周朝是蛮族吗?为什么有人说周朝是蛮族?

  首先,对商朝时的商族人来说,周族肯定是异族,还是落后并臣服于自己的异族。没问题。但是商朝周边布满自然形成,独立建国的邦国或部落,对商朝人来说,自己肯定是先进的,对周边落后族群一定是鄙视的,可并没有华夷对抗的文化概念。华夷之辨是周朝封建性质的华夏文化圈产生后,形成的文化区分概念。早在灭商前,周文王就天下三分有其二。而且是他是断讼称王,以德服人,周人是多数小邦敬仰的对象。而商纣直到灭亡时还在多线作战,以武压人,当时的周在多数小邦眼中,或比商还文明。

  然后,对周朝时的华夏人来说,周族是蛮族?这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文化、伦理、体制的源头,共同尊奉的大宗,天子是蛮族?周都建朝的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些诸侯国从法理上来讲,都是周朝治下的臣民。周朝是蛮族,那谁是华夏?戎狄是华夏?尚未融合的长江流域以南是华夏?这种用地理概念偷换文化概念的观点,是今天一小撮地域黑爱好者最喜欢搬用的。

  最后,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来说,周朝是蛮族吗?有点爷爷不配和我一个姓的感觉。下边借题详细说说商朝与周朝的一些明显文化区别。

  这几张都是安阳出土的商朝小玉人。

  妇好墓出土的这些玉人,是仅有的能够反映商朝服饰发饰的久远文物了。

  看看现代人通过这些玉人还原的发饰图画。

  是不是很感人?我们商朝的祖先,发饰和我们现在心目中的古代蛮夷形象如出一辙。这些都是商朝极盛期的文化形象。

  事实上,无论从政治、文化、经济各种层面来讲,我们所谓的华夏文化,或者说,我们认同的古代中国人形象和中国文化,都是周朝确定下来的。夏商周作为三个并存的共主族群,整个三代时期都是中华文明形成期。周朝对商朝的确有不少文化和技术上的继承,但是总的来说,商朝还只是多元文化并存期,探索期。后来成熟的,确定性的中华文明特质,根本还没成形。另一个答案里说周朝是中华文明从邦联进化为联邦的时代,形容很贴切。用我这个俗人的大白话来说,商朝是周边众多小部族认得老大哥,给你进点贡,让你当个盟主。而周朝搞封邦建国开始,底下凡是被纳入华夏文明圈的诸侯国,那对周王室的感觉是亲生爸爸啊,那是授权给自己的主人啊。不然八百年周王室,最后弱得仅剩半个城市不到,凭啥还能死撑几百年?如果把周朝看做蛮夷文化,那此后三千多年直到今天,我们都是蛮族文化的发展和延续。如果是这样,中华文化又是什么鬼?应该是三千年前就已经消亡了。提出这个伪命题的又是哪族人?我不想在题目下纠于“是不是”,“为什么是”,“为什么被说是”这样的字眼游戏。只需理理商周核心文化的区别所在,看清了中华文化的成形点是谁,周朝是蛮族的观点,会不攻自破。

  1、商有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周有先进的农业技术。

  夏以大禹治水之功建朝,夏族水利技术领先天下。商朝之所以能够代之成为共主,则是因为商族领先于时代的青铜冶炼技术。青铜技术超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礼器先进,意味着武器先进。

  周是远古农业专家后稷的族脉,坐拥西北适合早期农具作业的疏松黄壤土质,河流温和密布的关中沃土,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农业技术。

  在关中周人聚集区出土的3000年前小麦,挑战了小麦从西汉才开始广泛种植的传统观点。

  2、商朝重巫鬼文化,周朝则信奉天人观。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商朝的青铜技术决定其礼器和武器的先进。礼器的先进,代表着商部族对神权,对世界解释权的垄断。商君生前称王,死后为帝。商朝信仰祖先神,而非后世意义上,宗族文化性的祖先崇拜。商朝大规模的人牲和人殉,是教权强大的体现。商朝重巫官。商朝的都城宫殿既是王权行政中心,也是神权祭祀中心。所以更类似古埃及那样的神权国家的大邑商,对周边部族来说,的确是当时最先进文明的存在,可如果商朝文化继续深入,中国很可能会走入宗教国家的历史轨迹。

  周朝取代商朝,其实是一次整体文明圈的文化转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虽然商周都有巫官和史官,但毫无疑问,商朝重巫,周朝重史,商朝重神,周朝重人,商朝殉人命以侍鬼神,周朝惜农力以侍天道。商朝只有王族重与先帝神之沟通,而周朝则是全民性文化性的敬天法祖。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周朝就堵住了华夏文明深度宗教化的步伐。周朝用崇德重本,祈天保民的一套新理论,用天道和人本,重新解释了世界,解释了政治兴替合法性的存因、规律和目标。甚至说,如果没有更偏重历史经验传承的尚农周族发明天人观,树立起以德得国的合法性,中国的历史观恐怕也不一定是独特的一朝一朝轮替状,后人会不会追溯夏商周三代为始祖都难说。由此,中华文明早早走上了与其他文明最大的道路区别——世俗化。宗教不可逆转的转弱,变得工具化,手段化。政治不可逆转的转强,变得神圣化,伦理化。这也是儒家核心价值观的源头和基础。这种最显著并独有的中华文化特质,影响了整片东亚地区数千年,并一直保留到今天。

  如何解释世界,是文明软实力的核武器。今人看科技水平低下的古人,迷信那些神啊天啊的东西,觉得那是愚昧。现代科学发展不过几百年,难保几千年、几亿年后的人类不会嘲笑局限在三维空间的我们这代人。人类本能地需要一个能够形成逻辑闭环的,对所生存世界的解释。人都是恐惧未知的,谁能解决不明确感和不安感,谁就是权威。这是人性中固有的,迫切的安全感需求使然。古人、今人,都只是在现有的技术能力范围之内,去圆满对世界的解释。其实到现在,人类也没脱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的“祀”,只不过我们信奉科学以后,所谓的“祀”批上了现代化外衣,变成了诸如航天探月和奥运会的国家工程。所谓的礼器、祭庙变成了大工业支持的,航天器械和鸟巢水立方。跳出历史看历史,研究历史的方法再科学,也是顺沿着传统的政治需要和标杆行进。人类从来没能离不开举国盛会的族群归属感需要。本质上,这些事物最大的价值,仍是为国家软实力服务,是为加强文化凝聚力,体现综合国力而存在。那是人性深处就本能地想要归附和拜服的东西——权威。

  3、商朝有显著渔猎民族特征,而周朝的经济基础则是农业。

  讲这一点,不得不提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在三千年前的地理和气候环境。

  首先,那个时候的平原,农业开发是极不充分的。今天这两处平原,都是广袤农田+片片村庄。那时则是少有堤防的湖泽大河,是大片大片古木密耸的原始森林,除了数千年城邦发展而来的大都邑,各地区间道路都很少。一些今天区位很便利的地区,在当时仍旧显得封闭。这些都是邦国部落存在的自然条件基础。所以,商与西周,甚至到春秋时期的所谓国家版图,都仅是势力范围而已,而非主权领土。那时邦国林立,独立建国的族群尚多,谈不上后来的正式分封。国之规模,无非是控制的城邑更多。朝之尊贵,无非是臣服的邦国、部族最多。而且那时所说的“国”,更像是今天“地区”,这一地理概念,而非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在国之势力范围内,还有大大小小的独立势力存在。

  那时的中原地区,就是今天河南中部,及与河北相接那一片,气候远比今天温润,并非今日一马平川的田野景象,而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那时的黄河也并非今天的河道,而是几乎纵穿河北,贴着太行山方向,从天津入海。商族成为共主后,仅在黄河两岸,原始森林的边缘地带浅耕,进行局部的农业开发和生产。他们的青铜技术先进,以应用于部分农具制造,农业耕作效率应该是一度领先于时代的。

  从出土甲骨文记载,以及殷墟出土的一些诸如象尊,犀牛觥的青铜文物来看,商朝的大象比较普及的,是战争、运输都常用到的交通工具。殷墟还多次发掘到犀牛、象、貘、圣水牛等热带地区才有的动物骨骼。可见当时中原地区的气候。现在有种说法,河南简称取自禹贡九州之豫州的“豫”。豫就是一个“矛”加一个“象”,正是时人捕猎大象场景的象形字演变而来。可见当时中原地区的气候和环境,以及商政权与后世截然不同的自然文化特点。

  说了这么些,我们或能一窥商朝的文明逻辑。它与后世华夏这个典型的农业文明,其实是有质的区别的。商朝并非传统意义的农业民族,也是一个典型的渔猎民族。这里不是说商朝没有农业经济,商朝从盘庚迁殷安定下来后,应该就是一个发展综合经济已久的族群。可是商朝的文明取向,似乎并没有把农业放在首位。

  甲骨文虽也有对农耕的记载,但有更多田猎的记载。田弋(打猎),田犬(猎狗),田车(打猎用的车子),田事(狩猎之事)。“田”字古意就是打猎,后来才引申出耕种的意思。殷墟出土过不少石镰刀,说明为收割采集发达,但难以证明种植的发达。而且对比殷墟与周原出土的耒耜、锸以及西周文献,商朝晚期,无论是农业生产工具的多样化,还是谷物生产品类,殷商都渐渐落后于周族。

  安阳一带,当时气候温润,自然资源丰富,可食用的野生动植物是非常丰富的。存世2000多件殷商玉器中,仅玉鱼就有100多件。可见殷商是渔猎民族主导的文明时代,绝对不是胡诌。而且,殷商时期妇女地位甚高,战将型王后妇好就是典型例子。人类在进入农耕生产者时代之前,处于狩猎采集者时代,大致对应母系氏族时期。当时之所以女性地位高,是因为女性作为通过采集作业获取稳定食物来源的主力群体,经济能力,收获稳定性,食物易储藏性,都强于负责狩猎的男性。先祖未婚而孕的商朝崇拜玄鸟图腾,优先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这些母系优先的母系氏族文化遗留,也从侧面印证了商朝的渔猎文明特征——采集狩猎经济发达。

  讲到渔猎民族,我们通常会想起历史上离我们最近最重要的满族。现在再看最上边那张商朝发饰图,尤其那张金钱鼠尾小辫,是不是忽然明白了一些什么?

  同样是3000多年前,不仅中原气候温润,西边的同纬度的关中地区,及今天陕北地区的黄土高原,气候都较今天湿润。尤其是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极高,植被密集,牢牢抓固了稀松的黄土,并没有今天我们见到的黄土高原严重水土流失问题,也没有掺杂大量黄沙的浑浊黄河。广义的黄土高原,即黄土区,包含了甘肃东部,陕北、关中、山西中部、南部、河南西部。这片区域也正是仰韶文化遗址的密集分布区,是上古社会人类活跃的地带。从黄土区北部边缘发现的石峁遗址,东部边缘的陶寺遗址等城邦文化之发达,规格之高来看,黄土区在数千年前的面貌,并非今天的恶劣环境。

  关中地区,处于黄土区最南边,与秦岭山脉相抵。由于北边黄土高原的森林植被覆盖率高,所以当时水土流失并不严重。关中北部与南部高山上密集的原始森林,有效涵养了水源,众多河流奔泄而下,汇入到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及其支流之中。渭河不断在这里改道,反复冲击出渭河平原。关中河网密布。渭河水源丰沛,又较为温和,不似黄河行至下游时洪汛凶猛。周人就是在渭河平原的周原之上崛起。关中地处黄土区,黄土土质为稀松颗粒性,适合早期农具作业。周族得以建立了一个以农业经济为核心的,农业高度发达的国家。这个几乎是普遍观点,不多说了。

  周朝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古代的农耕作业是人力导向的生产劳作。周朝的人本思想,天人观也是顺应农业经济需求而产生。这是周作为农业民族,与商这个渔猎民族最大的不同点。商朝的狩猎采集经济比重过大,所以面对自然存量的争夺,与野兽野、蛮部落的战斗,更着重于武器的研发。采集经济,对自然存量获取具有不确定性,面对战争的生存概率与残酷性,导致渔猎文明从心理上也更祈求神的庇佑,更显神权性。异族奴隶,更大程度上仅为存量资源分享者和潜在争夺者,商朝人不需要也并不爱惜其生命。这是人殉的文化心理基础。而周人,主要进行农业增量生产,就十分惜护当时最紧俏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即人命,周朝很快废止了大规模人牲和人殉制度。他们更多的是祈求上天的风调雨顺。这种低偏差性的稳定产出,也决定了农业文明并不偏信神祗的文化心理。

  周朝取代商朝,不仅是政治上,制度上的变革,更是经济上,文化上的换新。当华夏大地逐步开发,人口逐渐增多,自然存量资源越来越少,采集经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被产出型的农业经济所取代,是不可避免的,是大势所趋。西周仅通过武王克商,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并未大动干戈,即降服天下。他们分派到各地的诸侯,是众多文明据点,呈零星式扩散的开始。这种本来飞地般的分封,是获得了宗主什么样的技术支持,何以迅速席卷封国周边土地,以迁徙者后来者居上而吞灭当地土著,最终融合成战国七雄角逐统一?他们的确有时代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让此前领先的大邑商都无法招架,让数千年间形成稳固的,遍地的部族邦国都无法逃脱被迅速兼并融合的命运。那先进的武器,正是农业。当齐桓公会盟诸侯,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一同在东部大平原之上,横扫乱邦蛮族的时候,这些华夏文明旗帜的背后,作为战争坚实后盾的,是蛮夷未能掌握的,先进发达且产出稳定的农业经济。这比武力扩张的商朝,以一家政体,在华夏大地上像贪吃蛇一样的吞并有效率多了。四大文明中最后成熟的中国进入集权时代,可不就早了同规模文明少说几百年。

  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古老而典型的农业文明,其文化内涵和文明逻辑继承自哪朝,不言自明。

  4、商朝重商好战,周朝重产崇德。

  商人作为贸易从业者,这一明确的概念词汇,即说明商族的重商传统之浓厚。史料记载,商王十一世祖相土发明了马车,使马匹为运载工具。商王七世祖王亥,更是驯马伏牛,发明牛车,与其他部落邦国最先进行长期易货贸易。这是中国人最早开展商业活动的记录。殷墟同样出土了不少无文铜贝,是中国最原始的金属货币。这些都说明了商朝商贸的发达,是当时商业文化的起源与中心。直到商朝灭亡后,经商都是殷商遗民的主流行业,和身份标示。其实重商文化,正说明了商朝并非后世两千多年里,重农抑商的小农经济文明性格之源头。

  商朝拥有强大的青铜冶炼技术,武器先进。作为非生产型的渔猎民族,他们必须武装自己以更好的争夺自然存量资源。武力强大,也是商业文明崛起,并且持续维系商业发达的必然条件之一。

  商朝重商,主要依靠对周边贸易及朝贡体系支撑经济的共主,势必会更多的依靠武力征服来发展壮大自身实力。正如华尔街和五角大楼全球基地布局是当今霸权两翼。其实从纣王最后的作死就能看出商人的战争,是一种常态化的国家理念。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后,就是通过朝贡珍宝和货品重获自由,并且取得了专征之权。这么大的政治功效,足见商朝对朝贡经济的依赖。换个角度想,如果晚商的经济实力仍就超然,纣王又怎么会为了区区货品,轻易放回姬昌。

  商朝几乎具备战斗民族多数的基本特征:

  好狩猎。这个不多说了,渔猎民族嘛,甲骨卜辞中有很多田猎记载。

  好酒,好肉,故有酒池肉林之说。殷商出土尊、卣、爵的数量,可以考古夺冠。

  好迁徙,商朝反复迁都,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就是渔猎民族逐茂林富野而居的迁徙特征。

  好征伐,从有殷墟甲骨卜辞记载来看,武丁中兴后,到武乙时期,殷商伐国上百,发动战争不断。武丁中兴,是殷商的鼎盛期。但史料对这个时期记载最多的,仍旧是征战四方,扩地千里。征西羌,伐东夷,取荆襄,亡土方。即使到了武王克商时,纣王还在两线作战。要知道这个时候,周文王早已就拿下上党高地上的黎(即“耆”,今山西省长治县境),攻灭河内地区的邘(今河南沁阳北),并收服关中到洛阳黄河一线的虞国、芮国,而后称王。这是从三面对朝歌形成合围,朝歌门户已然洞开,按说傻子都知道周人想干什么。恐怕商纣王自己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正在讨伐东夷时,不小心让周人钻了空子吧。实际上,商朝惯于征伐,以武力维系共主之威,树敌颇多,最后的确是不得当时舆论人心,无法避免多线作战。这种战斗基因,在之前数百年里,不断的扩散传播先进文化和技术,强力聚合众多邦国部落,减少和冲破各个地区的行政壁垒,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但是走到商末,生产力极大发展后,文明理念加强,更先进的农业经济成熟,显然需要稳定的耕作环境。强硬的战争扩张,是商朝作为渔猎民族的路径依赖,不合时宜。封建扩散,是周朝取代商朝,顺应了历史发展阶段性需求的原因所在。

  牧野之战时,商纣王竟能临时拼凑起17万奴隶军队对阵周武王不到5万正规军。可见殷商奴隶数量之众。试问在当时的人口条件下,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迅速获得数量众多的奴隶?恐怕不是刑罚,而是战争。事实上,这些奴隶的临阵倒戈,助周灭商,也正说明了奴隶对商的仇恨,绝非一般刑徒之恨。秦朝的刑徒军可还给秦续了一把命呢。

  驯化走兽多于家畜。坐在大象上的商兵,就是这种霸气豪放派形象的展现。

  豪放而不拘礼教约束。妇好作为第一夫人,直接领兵上阵杀敌,且老婆打仗勇猛还被武丁极力推崇,可见尚武在商朝绝非一时风潮,可见商朝的不拘泥礼教,颇有游牧民族之风。商人大规模人牲、人殉制度,甚至有更为虔诚的贵族殉葬的例子,也体现着一种不惧流血,不惜生命的斗争精神。

  商朝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也是防止出现主少国疑的局面。对成年国王的偏重需求,不得不说,共主的安全环境,可能一直都不是特别好。

  周人灭商后,谋求改朝换代合法性和合理解释时,着重反思殷商败亡命运,总结其为失德,也可反印商朝在武力征伐上做的太过,不得人心。毕竟这些是舆论导向的政治说辞,很大程度上是顺应当时舆论形势的,不会是完全的捕风捉影。

  周朝的革命,是农业经济主导下的文化、制度革命:

  周人就相对太规矩了。信奉天道酬勤的朴实农民,看不惯商人的奢靡自由化。他们批驳商人酒池肉林,刮财宝,爱美女,周公还专门写了《酒诰》作为禁酒令。这种至今犹存的德行意识,当真源远流长。

  周人不重商业,不似晚商文化的奔放和华美。天人观的周人,注重农业生产。这种稳定性极强的经济模式,对劳动力充沛性、作业环境稳定性需求极为苛刻。所以整个西周的政治基调还是以德说事,少动干戈。同时,经验技术的传承,产业产品的传承,有助农业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周朝都非常重视。所以周朝偏重历史记录,推崇以人为农本,在意社会秩序的稳定,鼓励个体行为向集体要求最大程度的规范…所以,农业为本,安土重迁态貌的周文明,势必会深度挖掘“德”的社会价值。这是历史规律。

  周朝对德的推崇,是从先周就开始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周文王身体力行得树立了一个美德善行的圣王形象,向天下昭示周以德立国,向后世子孙设立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周武王克商后,对殷商遗民主要采取怀柔安抚策略,也是道德推崇的体现。周公则更是将文化层面的德,进行了秩序设计和制度层面的改造。这种强调“德”的公共伦理内涵,是中国区别于西方那些强调“爱”的个体心理层面的,中国后来天下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盛行的根源。

  至此,西周确立了宗法制。

  这使嫡长子继承制成为了中国数千年的约定成俗。在大宗、小宗不断分化下,诞生了中国独有而庞大的“士"阶层。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和舆论贡献,是中国几千年统一的信仰基石。王朝的血统稳定,也是促进中国长期统一的因素之一。祖先崇拜由此成为普遍性的文化心理。在中国,频繁祭奠先人,追缅先人,尊崇孝道,几乎具有强力的社会道德约束力。中国人至今以德的行为视角看待父母和子女,而非西方人以爱的心理视角看待父母和子女。这是中华文明最显著的普遍特征之一。宗法制的后续影响,还在于生产力和交通技术落后,人口稀少的漫漫历史长河中,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伦理,价值体系,推动了家族治理,有效的解决了一个早期的世界性、历史性难题:集权体制下,对基层人口的有效管理。在古代中国,只要德行不失,宗族和血统,其实是更为稳固的传承纽带。中国也是因此形成了世界历史上独特的生育文化,拥有了这么长久的第一人口。

  西周确立了礼乐制。

  这不仅使本该处于邦国混战的那个时代,在一套务虚的文化认同标准牵制下,迅速安定下来,并将华夏文明通过软实力方式持续扩张。这也促使道德标准成为了中国人的心理约束。中国人有信仰吗?信教的民族总想嘲讽我们这一点,但其实我们的信仰真的又简单又实用:祖先,以及人言可畏。从西周礼乐脱胎而来的儒学,是不断根据时代进化的理论指导。鞭策我们这个民族能活这么久,如今还这么强大的,就是我们文化环境一直以来对我们的价值观要求——行为规范。当然,每当执政民族游牧化或渔猎化,这种文化心理都会不同程度萎缩。但它从未断绝。

  西周的井田制。

  虽然后来制度破产,但它的影响至今犹在:中华文明的经济制度,从此始终围绕农业与土地。这是天人观,人本思想,天命唯德,在经济方向层面上的确立。中国从此就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文明。他的扩张汲取,他的对外输出,无不以稳定农业发展环境需求为核心。这也形成了中国人少有的疆域历史观,而非更普遍的民族历史观。在发炎人说“自古以来”以阐明我国领土合法性的时候,有些反复迁徙的民族国家或者非土著遗民国家,应该是挺懵逼加抓狂的。

  西周的封建制。

  虽然在大一统之后也破产了,但是直到明朝初期还一度反弹,也蛮有韧性的。其实封邦建国的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即使没能使华夏成为一个行政共同体,却让华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不同于西方采邑制度下,贵族领主自下而上的奉选国王,教会盖章加冕即可。西周的封邦建国,是自上而下的授权。诸侯的合法性来源,从逻辑上来说仍是天子。天子这个流于表面,却有无法绕开的文化实质性的权利,一直保持到战国末期。宗法制下,天下一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锄头所致,尽皆王臣。可以说,一旦时代进一步发展,技术成熟,均势打破,行政的统一,在中国是必然和迟早的事情。罗马的统一,是一个行政主体征服并兼容不同文化圈的结果。中华的统一,是文化在宗法制、礼乐制、井田制、封建制下的优先统一,行政体顺其自然的经过优胜劣汰后,随之统一的结果,二者结局岂会相同?

  文化心理的统一,是一个比文字、车轨、风俗,更重要的统一要素。说的直白些,那就是信仰。科学发达如今天,威胁统一的因素,仍然是信仰。周朝的天人观,人本思想,礼乐文化,宗法制度,恰恰是把信仰统一,发挥到淋漓尽致。他对世界存在的解释,对执政合法性的解释,对人类追求方向的解释,在当时比任何宗教都更具有逻辑性、合理性,以及可实践性。这样的文化说服力,怎么会不推助中华文明持续大个头了几千年呢?此后,内在的行政分裂,大多是阶级问题,政治问题,或者制度问题。这些历史通过筛选统统都搞的定。对周人“德”的信仰,这种文化的内在凝聚力,才是迟早重回统一的根本。比如帝国制度后,经历最长一次大分裂而重新统一的隋,伐陈时就向南人广发传单,列举对方失德行径。要知道此时,南方与北方在政治上已经分离了数百年。但南方欣然接受了隋唐的统一。为什么?因为南北的信仰是一致的,且非宗教性的,都是“德”。对于宗教国家,民族国家来说,他们虽然也要求道德,却不会因德而否认政权合法性。这其实也是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文化心理基础。东亚最深受华夏熏陶的台湾和韩国,就越发展现出了华夏文化心理与西方制度不兼容、矛盾性的一面。

  西周创业期,文王、武王、周公三代人,一直持续探索这种对“德”的信仰塑造工程,最终完工于周公。西周中后期,关中土地在王室进行持续百余年的食邑分封后,周王手中土地资源已极其匮乏。这种情况倒逼西周王室开始发动一些对外扩张战争,逐渐丧失了贯穿西周都在尊奉的“德”的理念。最终,西周失德,导致礼乐制度逐渐自上而下的崩溃,诸侯也理所当然的背弃西周制度,西周灭亡。东周之后,王室逐渐衰微,无力继续主导礼乐这种制度层面的“德”,但周的“德”在文化层面无疑胜利了,并且贯穿此后近三千年至今的整部中华历史。

  西周对天道和世界的解释,中国人足足用了3000年,东亚各国也取经直至近代。而现在的中国,GDP也第二了,产业门类越发齐全,最缺的,恰是如何去用自己的文化逻辑,更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解释这个世界,解释政治的存因、规律和方向,解释个人与集体应如何协调各自追求。现代霸权,是把武器部署到别人那里,把军队驻扎在别人的土地,不用吭声,用不动武,他就会围绕着你的全球产业体系转,高价购买你的高端产品,低价向你输送低端产品,怎能活得能不舒服?软实力,就是起码做这些事时,得让当地人相信你的正义性。这一点,今天做的最好的,仍是美国。中国,其实还是在用三千年前的“德”,来对内解释政治合法性来源,比如“小康”“人民幸福”,未免欠缺点现代精神和对外说服力。中国需要的正是一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文化心理进阶。

  周武王当年留下了纣王的兄弟箕子和微子。箕子受封在当时气候条件下,尚算苦寒之地的辽东朝鲜。微子在三监之乱后,受封在商族龙兴之地,却也是四战之地的宋国。宋国立国后,仍抵触新兴的周文化和周制度,不奉行嫡长子继承制,而继续坚持殷商兄终弟及的优先继承制度。整个周朝华夏文明圈,通过数百年的对殷商旧文化的舆论攻防战,在文化上通过孤立宋国,比如出现大量嘲讽宋国的成语,加上宋国坚持殷商继承制度,搞的自己内乱不止,形成了文化优劣的现实比对。最终,以诞生了一位,在后人看来简直是窝囊迂腐的宋襄公,这位实现宋国文化转型,坚定遵守周朝礼乐文化和制度的春秋“弱”霸,宋国才真正受到尊重,并延续到了战国后期。

  加上春秋礼崩乐坏时,出身殷商、宋国王室的孔子,开创儒学,为礼乐文化呐喊还魂,商、周文化正源之争,终于尘埃落定。有趣的是,与倡导农本的后世儒家不同,孔子本人的言论多显轻农思想。他从不介意爱徒子贡经商,却在背后嘲笑以务农为志愿的弟子樊迟。直到临死前,孔子对着经商成功的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於东阶,周人於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闲,予始殷人也。”一生为周礼奔走呐喊的孔子,始终没忘记,他是殷商的后裔。但作为历史当事者的他知道,殷商文化早已不合时代了。

  最后,写了这么多,并非要抹去商朝的作为文明正统的历史。比如文字,比如青铜铸造技术,比如商业起源,比如越发完备的国家形态,商朝堪称中华文明的开创者、探索者和起源之一,也不可否认,商族作为共主,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体。但是从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上讲,毫无疑问,周朝是中华文化开创性的奠基者,也是最终敲板的定鼎者。我们今天的文化心理犹存诸多周文化痕迹,尤其是蛮族这种夷夏文化概念,就是周朝发明的东西。如果说周朝是蛮族,那亦可问,谁是华夏?亦可说,从未有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