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之战蜀汉的损失远大于想象,为何仍能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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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之战蜀汉的损失远大于想象,为何仍能生存下去

吴蜀夷陵之战,以往一般认为双方都只有四五万兵力,不算特别大的战争,但实际参战人数应该比这多得多,是双方倾尽国力的一场总体战。而总体战中大败亏输的刘备,在战后承认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避免了蜀汉灭亡。

蜀汉昭烈皇帝刘备在位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三年,(章武元年五月至章武三年四月),基本是以伐吴为始,以白帝善后托孤而终。

其中伐吴被称为“夷陵之战”,是一场极有可能改变中原三分鼎立格局的重大会战,而托孤诸葛武侯更是尽人皆知,对顾命大臣的择选牵动着蜀汉政权未来的命运,后人此二事见解甚多,但仍有值得挖掘的地方。

吴蜀军队远多于一般认知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七月,为给关羽复仇,也为复夺荆州,称帝仅三个月的刘备在盛怒之下伐吴。

演义中的七十万大军自然是艺术虚构,伐吴的蜀汉军队兵力几何,当时已经向曹魏称臣的孙权在给魏廷的疏表中提到了“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资治通鉴》中亦载“进兵秭归,兵四万余”。有着“现代东方讲史第一人”的民国学者黎东方认可这一数据,写进他所著的《细说三国》中,并对刘备出兵之少感到不解。

盛怒之下仅出兵四万确实难以理解,其实更禁不起推敲。孙权是上这份疏表的时间是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春正月,这是有确切记载的1,转换成蜀汉方面的时间年号就是章武二年。

章武二年的春正月,距刘备盛怒出兵时已有半年。在这半年里,蜀汉军队在三峡地区进展顺利:都督冯习、先锋张南率步军击破吴将李异、刘阿,攻克边境建平郡的郡治巫县(今四川巫山北),而后又推进数百里,收复要地秭归(今湖北秭归),至章武二年春正月孙权上疏时,刘备已经亲自在秭归驻扎2;水军则在将领吴班、陈式统领下登陆上岸屯于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东南)。

换言之,孙权疏表中的“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只是交战半年后在秭归地区的数量兵力,而并非是总兵力。从常识上来说,刘备仅凭四万余人便欲伐吴,无异于痴人说梦。

那么刘备到底集结了多少士卒,裴松之在为《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作注时援引《傅子》一书,里面收录了吴军最终的歼敌数量:

(孙)权将陆议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馀人,备仅以身免。

“备仅以身免”,也就是说,伐吴的蜀汉军队共计八万余人。

蜀汉建国前的这几年连遭厄运:关羽麾下荆州军的全军覆没;陆逊夺占三峡各要地时的“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3;孟达又以汉中东三郡出降曹魏,几场重创下来,蜀汉方面恐怕先赔进去了一个八万余人,加之南中地区的豪强雍]蠢蠢欲动,不可能为伐吴提供兵力。

最后被歼灭的八万余人,加之被隔绝退路投降曹魏的黄权军、集结完毕但留守边境为援的赵云军,刘备伐吴动员兵力当在十万人上下,这也几乎是当时蜀汉能集结的全部兵力。

孙吴方面的兵力,在陆逊的本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孙权命其为大都督,统领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

在此之前,孙权曾多次举十万之众攻打合肥,可以判断,陆逊的五万人只是先头部队,一旦陆逊失利,孙权势必会有后援。够调拨五万人给予陆逊,也可看出孙权对这场战役的重视程度已超过早年的赤壁之战。

从双方兵力对比来看,蜀汉军队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开战初期的半年内,蜀汉军利用这种优势推进至秭归。但随着不断深入三峡地区与吴军统帅陆逊的战略性后退,这种优势逐渐被抵消掉了。章武二年正月,陆逊一度发动反击,其部将宋谦等人“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4,获得了一次绝佳的胜利。

相反,远征半年后的蜀汉军呈现疲态:当年二月,驻扎在秭归的刘备亲自率军继续推进至夷道V亭(今湖北宜都以北的长江北岸),先锋张南虽将孙权之侄孙桓困于夷道城(今湖北枝城),却无力攻破;南方荆州武陵郡(郡治临沅,今湖南常德以西)五溪地区的夷人首领沙摩柯叛吴请求援军,刘备也没有多余的兵力另辟战场,仅仅派侍中马良前去招安,给予名分、授予印绶。加之刘备在推进的过程中“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5,连营前后长达到七百余里,这又消耗了大量兵力。

所以到了战事后期,即V亭对峙阶段,两军兵力并无太大差距,甚至蜀汉军队反逊一筹,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刘备要令水军舍舟登陆屯于夷陵的原因,盖因兵力捉襟见肘之故。

除兵力外,双方统军将领亦有极大的差距。

吴军战将中,朱然、潘璋、宋谦、徐盛久经战阵;鲜于丹是吕蒙旧将;孙桓是孙权之侄、亦是吴宗室子弟中的后起之秀;韩当早年追随孙坚,更属孙吴三世宿将,这些将领常年与魏人交手,有着丰富的作战和统军经验。

而蜀汉一方的统军将领,除了都督冯习、先锋张南、水军统帅吴班与陈式外,有据可查的还有辅匡、赵融、廖化、傅肜、向宠等人。与吴将相比,都督冯习、先锋张南此前非但没有卓著的战功,甚至其人更属默默无闻。

伐吴之时,虽然关、张、黄已亡故,魏延镇守汉中,但骁勇的马超、赵云尚存,具有丰富统兵经验的蜀地将领李严、吴懿犹在,刘备却以上述诸人为将,其实是看重他们的出身。

这些人中,赵融史无记载姑且不论外,廖化是关羽旧将,荆州襄阳人;向宠,荆州襄阳人;辅匡,荆州襄阳人;傅彤,荆州义阳人;都督冯习,荆州南郡人;先锋张南,自荆州随刘备入蜀。孙权背盟袭取荆州,这些荆州本地将领必然同仇敌忾,意欲立功报效,故而出兵伐吴也是必然的政治选择,无法更改。

当初攻汉中时,刘备另遣马超进入侧翼武都地区,武都氐人首领雷定等七个部落万余人迅速叛魏响应马超。同理,在伐吴成为必然的条件下,用荆州将领收复荆州,其发挥的战斗力、影响力绝非马超、李严等外来战将可以比拟,武陵的沙摩柯叛吴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但荆州将领空有杀敌之志,统兵经验欠缺,没有能够独当一面的宿将,也确是蜀汉军队的软肋。

不过戏剧性的是,孙吴诸将虽然经验丰富、资历深远,但因而蔑视统帅陆逊、不听调遣。孙权之侄孙桓在夷道被蜀军先锋张南反被击败,只得退守孤城,而陆逊却以孙桓“得士众心,城牢粮足”6为由拒绝救援,苦盼救兵无果的孙桓心生怨恨。

另外,在陆逊后方的荆州,除了武陵郡的夷人首领沙摩柯外,零陵、桂阳二郡同样出现了蛮夷叛吴之事。为防止事态扩大,孙权急调两广一带的交州刺史步骘率万人北上平叛。《三国志·吴书·步骘传》中提到,即使是刘备惨败之后,零陵、桂阳二郡的蛮夷尚且仍有能力“犹相惊扰,处处阻兵”,何况双方相持之时,蛮夷的叛乱也是吴军要面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麻烦。

所以综合双方的优劣来看,此时蜀汉军兵锋已钝,吴军更是后方不稳不宜久拖。一旦战况迁延日久,吴军指挥层的内部矛盾及荆州各地的蛮夷叛乱等问题将逐渐放大,最终孰胜孰负,尚不好说。

刘备七百里连营的战略意图

刘备深入三峡地区前后连营七百余里,魏文帝曹丕闻听后颇为不屑,与群臣评论道:

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7

曹丕嘲讽刘备不懂军事,犯了于广平低湿地带长久驻军的兵家大忌,这也是导致八万大军最终尽没的致命原因。那么,刘备为何要犯兵家大忌呢?

首先,连营七百里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蜀汉军从最初攻克巫县、秭归再到后期相持于夷道V亭的推进中逐步完成的。

应该说,刘备虽是盛怒伐吴,但其毕竟戎马多年,对己方兵力、将领逊于吴人的事实有一定的认识,没有幻想重创吴人,加之三峡地势狭长,如日后陆逊之孙陆机在《辩亡论》中所言的“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舳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既无法进行大规模兵力集结作战,也容易遭到吴人越山切断后路,所以刘备选择通过数百里连营,准备与吴人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此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刘备可以在相持中等待时机,等待天下有变。

这一“有变”指的就是曹魏出军与蜀汉协同伐吴。其实早在几年前曹操薨逝时,刘备便遣麾下韩冉前往吊丧,实则为伐吴试探口风,但韩冉在抵达曹魏管辖的荆州境内后就被曹丕下令处死8。

除吊丧一事,“刘备待变”的论点还可以从伐吴惨败后得到佐证:夷陵之战结束后的第三个月,曹魏出兵三路攻吴,已败退至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以东)的刘备听闻后写信嘲讽陆逊云:

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9

即使已经全军尽没,刘备在听闻曹魏攻吴后依然在言语上威胁陆逊,更何况是两军对峙。

只是,曹操薨逝时汉朝在名义上尚存,从法理上来说,身为汉朝汉中王的刘备派人吊丧魏王曹操并无不可,但曹魏、蜀汉建立政权后,蜀汉就必须以汉室正统自居,奉行“汉贼不两立”的国策,是既不会也不能与篡汉的曹魏公开媾和,故而只能希冀于曹魏认清孙吴无法两线作战的弱点自行出兵。

在相持后期,刘备之所以拒绝大将黄权沿长江顺流奇袭荆州的提议,其实还是有保存实力不愿与吴人硬拼、幻想曹魏出军的战略考量。

孙吴方面,在刘备出兵以前,孙权也担忧遭到夹击,所以其主动向曹魏方面称臣、送还于禁、供应各种珍玩之物,以此讨好曹丕避免两线作战。

曹魏侍中刘晔对此事同样洞察透彻,《刘晔传》裴注引《傅子》中记载了其建议曹丕立刻出兵灭吴的话语:

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

不过,曹丕认为孙权已经俯首称臣,攻伐有违道义,意欲助吴伐蜀,刘晔又劝阻道:

蜀远吴近,又闻中国伐之,便还军,不能止也。今备已怒,故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必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必不改计抑怒救吴,必然之势也。

刘晔的眼光堪称老辣,只是曹丕不比其父曹操,也不及其子曹睿,仅仅是一个守成之君,其既不助蜀,又不帮吴,放弃了这个一统天下的绝佳时机,也使得刘备“连营待变”的战略意图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旷日消耗战,同时又将己方易遭火攻的致命缺陷暴露给吴人。

章武二年闰六月,陆逊率吴军各部正式发动反击。反击战极为顺利,甚至是一气呵成。

闰六月正逢盛夏酷暑,吴人四处放火,V亭蜀军诸营猝不及防,迅速被火覆盖,吴军诸将趁势猛攻,连下军营四十余座。得手后,韩当、朱然等人立即追至涿乡(今湖北宜昌西)对败退的蜀军展开歼灭战,几乎将蜀军的有生力量予以全歼,陆逊更是一度将逃亡的刘备围困在今湖北宜昌西北的马鞍山上。

被围困已久的孙桓也从夷道城中杀出,翻山切断了刘备退回白帝城所必经的夔州古道(今重庆市东北,巴蜀咽喉之地),迫使其翻山越岭、命士兵脱去铠甲堆置隘口焚烧以阻挡追兵,这才勉强逃脱。

《陆逊传》记载,蜀军“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参战的蜀汉将领中,都督冯习、先锋张南、侍中马良、夷人首领沙摩柯阵亡;祭酒程畿拒绝弃船独自逃生,手持长戟奋战致死;负责断后的将军傅肜大骂劝降吴将为吴狗后亦力战而亡;驻扎在长江北岸的黄权归路被阻,又不愿投降吴人,只得率军降魏。

可以说,伐吴惨败是一个致命打击,使建国仅一年的蜀汉几乎滑向了亡国边缘。退入白帝城的刘备本人无不羞愧愤恨的言道:

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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