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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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

清人李慈铭《越缦堂读书笔记》“《三国志》”部分有一则札记说:

三国时,魏既屡兴大狱,吴孙皓之残刑以逞,所诛名臣,如贺邵、王蕃、楼玄等尤多。少帝之诛诸葛恪、滕胤,皆逆臣专制,又当别论。惟大帝号称贤主,而太子和被废之际,群臣以直谏受诛者,如吾粲、朱据、张休、屈晃、张纯等十数人,被流者顾谭、顾承、姚信等又数人,而陈正、陈象至加族诛,吁,何其酷哉!自是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

这便指出了孙权借废立太子之名,对大臣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自是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令人震惊。确实,汉魏之际,不少统治者都曾因立嗣而引起政争,有的还相当严重,如袁绍、刘表和曹操等,其中尤以曹丕、曹植兄弟之争最为著名,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不过,人们对孙权立嗣问题却知之甚少,以笔者所见,尚无专文论之。以此之故,本人不揣浅陋,就孙权立嗣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冲突和斗争略作考论,不当之处,恳请教正。

一、太子孙登“常有欲让之心”:一个潜在的政治危机

在古代家天下的历史状况下,继嗣问题往往直接关乎某一王朝的兴衰,因此倍受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的重视,早在先秦时期,儒家便根据商、周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整套的继嗣理论,其核心便是嫡长子继承制,《春秋公羊传》便说:“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资子贵。”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统治者因爱立嗣,从而引发纷争。一般说来,统治者在嫡子继承的原则下,应尽可能早的确立继嗣人选,以避免其他子嗣的非份之想,以及由此引起的诸子争嗣和群臣分化。应该说,这一理论在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尽管历代统治者虽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却因种种原因做出有违先圣教诲的事,从而引发统治的危机,这其中不乏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英明的帝王。孙权的情况也颇为相似,陈寿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末评曰: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既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至覆国, 未必不由此也。

在同书《妃嫔传》末陈寿又评曰:

《易》称“正家而天下定。”《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诚哉,是言也!远观齐桓,近察孙权,皆有识士之明,杰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闺庭错乱,遗笑古今,殃流后嗣。由是论之,惟以道义为心、平一为主者,然后克免斯累邪!

在这里,陈寿指出孙权统治后期“嫡庶不分,闺庭错乱”,以及由此造成的“殃流后嗣”的严重危害。验诸史实,陈寿所论确不为虚。

应该指出,孙权早年是很有作为的割据统治者。在立嗣问题上,当初他也比较清醒。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和《吴主五子传》,孙权共有七个儿子:长子登、次子虑、三子和、四子霸、五子奋、六子休、少子亮。然诸子皆非一母所生,为同父异母兄弟。孙权又长期未正式立后,故诸子无严格意义上的嫡庶之别,而只有长幼之分。黄初二年(221),孙权为吴王时,即立长子登为王太子,并且很注意对太子的培养,精选师傅和宾友。《孙登传》便称“是岁,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其中诸葛恪、张休、顾谭和陈表号为“四友”,谢景、范慎、刁玄和羊p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从这份名单看,东宫僚属皆为孙吴侨、旧士族第二代人物中的精英之士;孙权又先后以名儒程秉和征崇为师傅[1],又一度令江东世族代表陆逊“领宫辅留事”,辅佐孙登。在他们的熏陶下,孙登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为人之表现与从政之态度颇具儒者气质。根据大量事实,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孙登是一位极佳的继嗣人选。陈寿在其传末便评曰:“孙登居心所存,足为茂德之美。”宋人叶适也指出:“孙登德兼于能,知人则哲,深达治要,临殁一疏,不论三代以前、三代以后,世子藩王之贤,少有及者,同时曹子桓、子建,何足道哉!”[2]验之史实,这些评价皆恰如其份,并非誉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孙登并未能登大位,赤乌四年(241)年仅33 岁的孙登病卒,这对孙吴政权来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不过,仔细检索史实,我们似乎又觉得孙登之早死,对他个人来说也许是一件幸事。因为有迹象表明,孙登死前,其继嗣地位已不太稳固。《三国志》本传注引《吴书》载:“弟和有宠于权,登亲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让之心。”《孙和传》则载和“少以母王氏有宠见爱”,注引《吴书》则说:“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权尤爱幸,常在左右,衣服礼秩雕玩珍异之赐,诸子莫得比焉。”权之爱和显然有过于登,故登死前上疏便明确表示:“皇子和仁孝聪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系民望。”[3]初见这几条记载着实令人惊讶:如果孙登不死,他很有可能被废黜。难怪叶适不无忧虑地说:“孙权暮年,骄惰猜险,祸成骨肉,登亦幸早死,未知父子之爱竟能始终否。”[4]确实,如果不是感觉到了严重的危机,孙登是绝对不会“常有欲让之心”的。这也就是说,孙权宠爱次子孙和,并有意以之代替孙登。

何以如此?究其根源,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孙权“嫡庶不分,闺庭错乱”。根据儒家“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原则,孙登虽为权长子,但仍有身份上的弱点。据《三国志・孙登传》、《吴主徐夫人传》,登生母“庶贱”,由徐夫人母养之,后徐夫人以妒废处吴,“步夫人最有宠”。故登将拜太子时,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权问:“卿母安在?”登答“在吴。”权默然。孙权不立徐氏为后,这使孙登的地位始终不稳定。故清人何焯就此指出“有防微之虑者,当在此时。”[5]后孙权意以步夫人为后,“而群臣议在徐氏,权依违者十余年,然宫内皆称皇后,亲戚上疏称中宫。”[6]这表明徐氏与步氏之间争后持续时间甚长、斗争甚为激烈。支持徐氏者主要是儒学朝臣,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维护太子登的合法继嗣地位。而孙权则不重儒家礼法,意欲因爱立后。汉魏之际礼教松弛,不少统治者都如此,其中最著名者当然是曹操父子,孙权也如此,正如何焯所说:“三国之君皆不知正家,纳再婚之女而反使聘嫡下之,此权晚年所以继嗣不定也。”[7]在徐氏与步氏相争过程中,孙权尚有理性,没有演化成残酷的政治斗争。但步氏无子,此后步氏逐渐失宠,王夫人取而代之,王氏有子孙和。这样形成了步氏与王氏相争的局面。随着孙权年龄的增长,理性日衰,终于在新一轮后宫斗争的刺激下,促成了统治集团内严重的政治斗争。

二、“二宫构争”:太子和与鲁王霸之争

孙登既死,次子孙虑又早亡,故得宠的三子孙和在赤乌五年(242)便顺利地获得了太子位,并且完全合儒家长子继承的学说。据《三国志・吴书・孙和传》,孙权既宠爱孙和,也很注意对他的培养,令名儒阚泽“教以书艺,好学下士,甚见称述。”注引《吴书》也载和“好文学,善骑射,承师涉学,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和立为太子后,以阚泽为太傅,薛综为少傅,蔡颖、张纯、封Y、严维等名士为侍从。从有关记载看,孙和具有良好的儒学修养,与儒学士大夫间的交往甚为融洽,因此,孙和是孙登之后最合适的继嗣人选,早年支持孙登的儒学士大夫便逐渐聚集到太子和周围。

但是,仅仅八个月后,孙权便自己制造了新的继嗣斗争和危机。赤乌五年八月,孙权封四子孙霸为鲁王,“宠爱崇特,与和无殊。顷之,和、霸不穆之声闻于权耳,权禁断往来,假以精学。”[8]又据《三国志・孙和传》注引《通语》:“初,权既立和为太子,而封霸为鲁王,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这样,在孙权的支持下,鲁王霸地位上升,形成了夺嗣之势。由于孙和、孙霸兄弟地位相当,于是朝臣也随之分化,形成了太子党与鲁王党两大阵营,相互倾轧。经过大约七八年的残酷斗争,孙权隐约感觉到了统治的危机,他对侍中孙峻说:“‘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有不乱?’于是有改嗣之规矣。”[9]赤乌十三年(250),孙权废黜孙和,并赐鲁王霸死,改立少子孙亮为太子。在此过程中,支持太子和的朝臣多受到谴责、流放甚至诛杀,鲁王霸集团中也有多人被杀,两党斗争终告一段落。这次围绕太子和与鲁王霸争嗣所展开的斗争,其持续时间之长、卷入人数之多、相互残害之烈、危害之重,实在是历史上所少见。孙权虽然暂时以断然之手段平息了“二宫之争”,但其遗患则难根除,太元元年(252)孙权病死,孙亮继帝位,然亮仅十岁,年幼无知,只能成为权臣操纵的傀儡,以致孙吴政权终于在日益恶化的政治斗争中不断陷于衰没之境。

关于孙吴“二宫之争”,不少旧史家觉得难以理解,一味斥责孙权晚年昏愦,如刘宋时裴松之便在《三国志・孙和传》中注曰:“臣松之以为袁绍、刘表谓(袁)尚、(刘)琮为贤,本有传后之意,异于孙权既立和而复宠霸,坐生乱阶,自构家祸,方之袁、刘,昏悖甚矣。”孙权昏愦固然甚矣,但关键是要分析他这样做的原因。根据文献记载,导致“二宫构争”的直接原因仍然是孙权之“嫡庶不分,宫闱错乱”。前已论及孙权不守儒家礼制,重色轻德,久未立后,以致引发了徐夫人与步夫人争后,并危及太子登地位的严重事态。步夫人,临淮淮阴人,与步骘同族,早年“以美丽得幸孙权,宠冠后庭”,且不妒忌,故久见爱待,意欲立为皇后,终因朝臣以徐夫人相抗而未成。这是孙权轻视礼法、轻德爱色的典型事例[10]。然步氏拖延十余年终未能立后,其因主要有二:一是年老色衰,孙权移情;二是步氏无子。步氏之后最受孙权宠受的是王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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