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谦三让徐州 陶谦是忠还是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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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谦在《三国演义》中戏份不多,通过“三让徐州”的描写,罗贯中成功将他刻画成一个既软弱无能又勤政爱民的形象,以此来陪衬刘备和曹操;而《三国志》和《后汉书》对他的记载几乎尽是贬低之词。小说中,他是一个保境安民的仁者,两部正史却都说他亲近奸佞、不理政事,《三国志》评价他是一介匹夫,“昏乱而忧死,固无可论者”,《后汉书》更是说徐州混乱就是因他而起,若不是后来裴松之引用东吴编的国史《吴书》作注,后人对陶谦的认识可能就止于此了。

《三国志》载他出生于扬州丹阳郡,少年好学被举为孝廉,尔后出任卢县县令,之后迁升幽州刺史,后又调到朝廷担任议郎;边章、韩遂在凉州纠集羌人作乱,朝廷以司空张温行车骑将军之职率军讨伐,陶谦也以参军身份跟随张温:这就是《三国志》对陶谦在徐州任职前的所有记载。而《后汉书》在记载相同人物的经历时,通常都会参考裴注,所以同一人物传记篇幅要远超过《三国志》,可不知何种原因,对于裴松之引《吴书》的注解,《后汉书》不仅熟视无睹,甚至连《三国志》中关于他曾有任县令、刺史的经历也删去了。

《吴书》记载了陶谦被举为孝廉后被征为尚书郎,后调到舒县任县令。值得一提的是,舒县所在郡的太守张磐是陶谦的同乡长辈,又与陶谦父亲友善,陶谦到任后张磐对他格外亲近,但他不齿张磐的作为,最终和张磐发生矛盾,但他为官清白,张磐也找不到理由构陷他,不久他就弃官离去了。

陶谦的婚姻也颇有传奇色彩。他小时候是个孤儿,却以放荡不羁的性格闻名于县,十四岁的时候还和一群儿童尽情地玩耍。后来同县做过苍梧太守的甘公出行时在路上碰到他,见他容貌不凡,就把他叫到车上,交谈之后就打算把女儿嫁给他。这时的陶谦既无好的名声,又无地位,只因“彼有奇表,长大必成”就结下了一段姻缘。

陶谦在跟随张温平乱前,还曾跟随皇甫嵩到凉州打过仗,而张温征讨凉州时又请陶谦为参军,接遇甚厚,但陶谦心里却看不起他;打仗回来后,在百官都参加的庆功会上张温主动向陶谦敬酒,陶谦却当众让张温受辱,张温非常生气,要把他发配到边关去,这时有人对张温说:

“陶谦本以才略见重于公,一朝醉饮过失,不蒙容贷,远弃不毛,厚德不终,四方人士安所归望!不如释憾除恨,克复初分,于以远闻德美。”

张温听后觉得有道理就派人把陶谦追了回来,那人又劝陶谦向张温认错,陶谦也答应了,等到张温在宫门口遇到陶谦,陶谦仰曰“我自谢朝廷,非为公尔”,张温笑他痴病未除,待之如初。其实张温也很有能力,陶谦如此不待见他,可能是因为张温的“三公”之位是买来的,当时灵帝公开卖官,汉朝被弄得乌烟瘴气,张温虽有杰才却也只好同流合污。《吴书》才评价陶谦“性刚直,有大节”,而这种刚直不屈的形象完全不同于《三国演义》的描写。

有能力、有争议――徐州任上

汉朝以徐州有黄巾军兴起任陶谦为徐州刺史。陶谦到任后,在臧霸等人的辅助下组织人马终于基本剿灭了徐州的黄巾势力。汉献帝被董卓挟持到长安后与州郡断了联系,陶谦并没有参与讨伐董卓的战争,而是依旧通过各种方式向长安的汉献帝上贡。我们不知道汉献帝是怎么看待陶谦的这种行为的,只能推测汉献帝应该是希望陶谦加入盟军与“官军”直接对抗,而不是这种无意义的上贡的,但是对于董卓来说,他必须表彰这种效忠的行为,于是就以朝廷的名义升陶谦为徐州牧、安东将军、溧阳侯。

陶谦不可能不知道董卓是个祸国殃民的奸臣,他也应该知道他给皇帝进贡的东西最终也会被送到董卓那里,那以他“刚直,有大节”的性格为何不出兵勤王呢?如果只看到这一点,即使不认为陶谦是在投机取巧,也会觉得他过于软弱。汉末有个宗室名叫刘虞,在讨董期间任幽州牧,因为实行仁政广受赞誉,但在讨董过程中也是一边支持袁绍,一边依然向朝廷上贡,董卓杀死袁隗后就升他为太傅,陶谦的行为多少与刘虞有些类似。

再者,陶谦也确有伐董的行为,只不过没有记载在本传里,而是被放到《后汉书・朱y传》了。《朱y传》记载,陶谦调三千精兵协助朱y反抗董卓,而其他的州郡就没有陶谦这么慷慨了,他们不过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愿意将军队付与别人;董卓死后,陶谦又联系州郡推举朱y为太师,一起讨伐李榷、郭汜,不过朱y并没有什么政治眼光,陶谦的计划没有成功。

所以在笔者看来,和袁绍这些反董的主力诸侯相比,陶谦实际上对讨伐董卓更加尽心;在反董联盟破裂之后,他又组织起讨伐李榷的联盟,虽因朱y离去而没有形成,也可见他不是什么软弱之人,不然可能就会成为继袁绍之后的第二个盟主了,也不会被陈寿说成是“无可论者”;而由于《三国志》和《后汉书》没有像《吴书》那样详细交代陶谦任职徐州前的经历,又把他伐董的作为记载在其他传记里,这种记载方式很容易让人误解陶谦进贡是在趁乱向董卓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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