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曾搜查苏联大使馆,苏联后来抗议时我国政府态度也十分强硬

张作霖曾搜查苏联大使馆,苏联后来抗议时我国政府态度也十分强硬  ,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在人们的心中,近代的中国十分不堪,尤其是在外交上对待外国人尤其是唯唯诺诺,缺乏骨气。但是其中也有例外,例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义大利强索三门湾的时候,儘管当时我国刚刚经过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但是这时候的清政府依然拿出仅有的舰队对义大利施压,并且在御前会议上表示「一把黄土也不给」,最终义大利的恫吓以失败而告终。在巴黎和会上,面对我国权益受损的时候,我方代表也是据理力争,最终没有在合约上签字。另外,张作霖在做他这个东北王的时候也曾搜查过苏联的大使馆,苏联政府为此提出抗议,结果北洋政府方面也十分强硬对待,其他列强也没有插手。这都是当时的中国在外交上强硬的一面。张作霖为什么要搜查苏联的大使馆呢?
搜查苏联使馆一事其实应该说到中东路问题上来。自从清末沙俄修建中东路以来,俄国就不断进行扩张势力範围,并将中东路附近的地区变成了一个小型的租界。围绕着这个问题,中国历届政府都希望将其解决。民国六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为了打开外交局面,避免四处受敌,苏俄方面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在宣言中明确提出「吾广义政府曾邀请中国政府即开谈判,商蹉废弃一八九六年之条约与一九零一年之北京条约,及自一九零七年至一九十六年间与日本订结之一切协约;简言之,即将俄皇政府自行侵略或偕日本及各联盟国公共侵夺中国人民之所有者,一概归还中国人民。」只是当时的中国政府还是按照意识形态站队,选择了参加西伯利亚干涉,丧失了将所有领土全部收回的机会。但是中东路的事情却一直是中苏关係的一个焦点。
在《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苏方表示愿意将一切领土以及在中东路上的权益全部无偿交还中国,但到了民国九年(1920年),苏联的地位已经十分稳固,其外交态度也强硬起来,对于废除特权一事进行了一次倒退,提出中东路由中苏共管。经过双方反覆交涉,民国十三年(1924年)5月31日双方签订了《中俄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两国恢复外交关係。9月24日苏联和东北地方政府签订《奉俄协定》,北京政府认定此为《中俄协定》附件。这些文件都签署之后,10月初,双方开始正式「共管」。
按照《中俄协定》和《奉俄协定》规定,中东路为商业性质,除其营业事物直辖于该路之外,所有关係中华民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时政、税务、地亩(除铁路本身所需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中东路一切事情都要有双方组成的理事会处理。但是这只是原则性的规定,而具体细则并未规定,本俩规定《中俄协定》签字后一个月内举行中苏会议商谈细则问题,但苏方故意拖延,直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11月28日双方才陆续开议,比原定时间晚了一年半。而按照规定这个问题解决前就要按照原来的规定去办。这样一来苏联就可以藉机继续侵佔我国主权,苏方也藉机实现对其「单方面」控制,这也为后来中苏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面对中东路大权旁落,张作霖当然会採取行动。他曾积极利用中俄会议收回利权。由于中东路和松黑航权问题和东北地方关係密切,所以中俄会议之路、航两项由奉方主持。在路务问题上,奉方针对中东路「理事会不能实行协议,由我操纵,以致路局俄方局长专权用事,徒有合办之名,而无共利之实」的局面,一方面要求修改局长职权、路局办事章程、用人与文字华俄平均等事项;一面用强硬手段收回主权,逼迫苏方在财政、行政上让步,否则即废除协议亦所不惜。可以看出,张作霖在与苏联交涉中态度是相当强硬的。
由于苏方不肯放弃既得权益,双方的交涉并不顺利。由于中东铁路局苏方局长伊万诺夫宣布停止对奉系军队和军需品的免费运输,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22日,张作霖逮捕了伊万诺夫并对中东路实行军事管制。苏方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张作霖放人,并以三日为限并命令军队进入动员準备。张作霖毫不示弱,令吉黑两省军队「取积极军事动作」。苏联见状为了缓和关係,只得免除伊万诺夫的职务,同时允诺今后免费运送奉方护路军。随后双方进行三次交涉会议,奉方认为苏方的提议过于苛刻便宣布中止会议。
张作霖一方面与苏联交涉,一方面採取实际措施。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张作霖令东三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焕相解散中东路沿线包括哈尔滨的所有市的公议会,成立了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自治临时委员会,接着又封闭了中东路的地亩处,使中东路不断扩展周边大片领土的势头有所收敛。8月21日,张作霖命东北海岸江防舰队接管中东路管理局航务处全部船只及其附属财产,9月4日封闭中东路管理局学务处,强行收回中东路沿线教育权。同时以干涉内政为由驱逐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次年3月11日,奉方派员搜查哈尔滨苏联通商代表处。4月6日清晨,张作霖派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长吴晋去荷兰使馆与领袖公使欧登科秘密接洽,让欧登科在公文上签字:「有中国军警入界,勿得拦阻」。随后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在张作霖的授意下,在取得使馆区领袖公使欧登科的允许下,率领警察、宪兵、便衣侦探30多人赶至使馆区声称近来大批共产党人躲避在使馆区内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这种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蔓延,必定损害外国人并破坏敌方安宁与秩序」。所以必须「採取果断措施」,「抄查上述共产党人躲避处」,随后大批军警才进入苏联使馆区。
搜查苏联使馆后,张作霖在同美国公使马慕瑞谈论此事时表示:「他正在中国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决心苦战到底!」在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信中张作霖说:「赤化流毒,环球共愤」,「深惧神明华胄就沦胥,故不惜重大牺牲,力图挽救」。把自己当成「反赤」的干将并将此事加以夸耀。此事也开了搜查外国领事馆、逮捕外交人员的先河。苏联迅速作出反应,其代理驻华大使齐尔内赫亲去外交部找顾维钧指出张作霖此事是破坏治外法权,违反国际公法,苏联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我国立即撤退监视军警,释放俄员,交还在使馆武官室抄去的文件,同时要求我国军警劫去的钱物簿籍立即交还原主。北京政府履行此项要求以前,苏联撤回使馆人员,仅保留各省的领事馆以示抗议。苏联各地也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北京的暴行。
对苏联的要求北京政府的答覆十分强硬。16日,外交部致电苏代办,指示他转告苏联,对其提出的四项要求,「目前碍难照办」,至于撤回驻华使馆,愿「听其自便」。19日苏联代办齐尔金率全体馆员30多人回国,临行前未向外交部告别,而顾维钧也没派人去送行。此后北京政府驻苏代办依然流注莫斯科,苏联派驻东三省的领事也没撤销。可以说此次武力查抄,苏联虽然态度十分强硬但最终还是默认了这种行为并未实行报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张作霖的北京政府危机四伏,而中国的反帝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使资本主义世界暂时局部的稳定的打开了缺口,列强十分焦躁不安。苏联给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帮助让列强对其十分仇视。张作霖查抄苏联使馆让列强看到形式转折的希望,因而对张作霖的行为持支持态度。而且这时候的苏联刚刚建立,地位不巩固,实力也不足,面对列强的反苏阵线,苏联在外交上十分孤立。所以这事发生之后,苏联虽然表面态度十分强硬,但也声明苏联政府完全了解北京内阁系受帝国主义之利用,但苏联政府决不受任何方面之挑拨,当儘力防卫两国国民之和平。苏联政府深信此志必受各国劳工连同中苏人民之友谊赞助。外交的孤立使苏联默认了张作霖搜查苏联驻北京使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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