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德国的二战博物馆:究竟是博物馆还是纪念

日本和德国的二战博物馆:究竟是博物馆还是纪念  ,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要想精确洞察变化总是不甚容易,因为事物一直都在发生变化,多数悄无声息,无人留意。

但就战争记忆而言,1990年代初在日本可谓是一段大变动的时期;或者起码看似如此。

自1980年代末以来,退伍老兵开始公开谈及往事。

1991年,原韩国慰安妇及部分幸存中国劳工赴日索赔。

在大阪和京都,两座着重反映日本侵略历史的新博物馆对外开放。

总而言之,似乎打开了几扇窗,放进来一缕清风。

对此有两种常见的解释,一是1989年裕仁天皇撒手人寰,二是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于1985年在德国国会所做的演讲。

他在演讲中谈到,“任何对过去视而不见的人对现在也一样盲目。

不论是谁,只要他拒绝铭记过去的惨无人道,就存在染上新疾的风险。”演讲稿被译成日文,读者甚众。

许多日本人都跟我谈起过此文,说这为他们树立了榜样。

但日本的侵略史之所以重新得到了突出,还有一个更为政治化的原因。

海湾战争引发了一场对日本武装力量今后扮演之角色的严肃讨论。

一部新法案(《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简称PKO法案)获得通过,使得日本自1945年以来首次能够以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的名义向海外派兵。

这乍听起来好像很轰动,实则不然,因为自卫队只能携带轻武器,且不能参与任何战斗。

但这一尺度对不少日本反战主义者而言已经够过分的了,他们将其视为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又一迹象。

呼吁在平和会馆设立“侵略者一角”的广岛活动家是这么想的,作家兼政治活动家小田实也是这么想。

两座崭新的战争博物馆—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和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馆—背后也折射出强烈的和平主义思潮。

二者均非日本政府拨款所建。

大阪的博物馆由大阪县政府和市政府建立,而京都那家则隶属于立命馆大学。

两座新博物馆都是世俗机构,并无义务供奉任何人的灵位;这里既没有“遗物”,也不存在“圣地”,更不见对舍生取义的颂扬。

话虽如此,反战主义并非没有自己的宗教氛围。

一走进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馆大厅,就能看到漫画家手冢治虫所绘的两幅巨型壁画,内容是两只惊慌奔逃的鹤—一只飞离幽暗而残酷的过去,另一只正飞向光芒万丈的未来。

用宣传册的话讲,艺术家倾尽全力,想要“歌颂生机勃勃的宇宙,歌颂让所有生灵都能活出精彩的上苍”。

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位于一幢富丽堂皇的现代建筑三楼,中心最后一个展厅呈现了人类依然面临的危险:核威胁、生态危机和社会危害。

耳畔萦绕着新世纪风格的音乐,空灵而飘逸。

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录像,阐述自己对和平的见解。

一名美国女性表示,战争属于男人,只有女性的治愈力量才能带来和平,因为她们会纺纱织布,培育后代。

撇开上述景象,两座博物馆的宗旨简单明了:改变战时日本的形象,使之从受害者变为侵略者。

日本人的苦难并没有被忽略;大阪博物馆的一个展区就十分详尽地—尤其是从孩子的视角—展示了大阪是如何被燃烧弹摧毁的,以及遭到打击是何种滋味。

在当时儿童所绘的一幅彩色图画里,逃命的人群惊慌失措地飞奔过桥,身旁炸弹爆炸,婴儿的头颅被炸上了天,鲜血四溅。

可是,不同于广岛博物馆,在这里人们小心翼翼想表达的是,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日本发动的战争。

满满一屋子“十五年战争”的文物、档案和照片清楚展现了这点。

没有什么是被粉饰的;南京大屠杀、化学战部队、慰安妇,这些都有介绍。

但除了只言片语外,解释并不详尽。

很明显,这么做是因为不想过多触及战时宣传的本质—国家神道鲜有提及—而是让年轻的参观者对战争的残酷性有所体认(据悉,他们多为初中生,因为高中生正忙于应付考试)。

由于对日常生活的军事化管理、压制言论自由和民族主义宣传给予了更多关注,京都博物馆的启迪意义更大,涉及政治的内容更多,对战后历史所做的简短概括也符合左派常有的结论。

比方说,某本供小学生使用的插画书就写道,越战是美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但“渴望自由和独立的越南人民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

话说回来,这么做的目的与其说是鼓吹反美主义,不如说是为了彰显战争都是邪恶的。

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宣传册的话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而富饶的日本,但战争阴云依然笼罩在我们上空。

‘十五年战争’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根本没有所谓的正义战争。”

大阪博物馆创立人之一胜部元(Katsube Hajime)教授在一本由他撰写的、名为《日本的角色》的小册子里,进一步厘清了反战主义的政治背景。

在书中,胜部探讨了《日美安保条约》和PKO法案。

在他看来,政府故意歪曲或掩盖日本战时历史,以此为日本军事大国地位的恢复背书。

他希望日本能斩断“如今同美国的霸权主义全球伙伴关系,并成为民主和平阵营的一分子……”,另外,“如果选择走这条路的话,日本就必须承认它在‘十五年战争’里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并对战争受害者作出赔偿”。

胜部教授为人光明磊落,他似乎一向如此。

由于在私人研究团体内部质疑日本的战事,他于1943至1945年间蹲了两年大牢。

他指出,同所有政治犯一样,释放他出狱的不是本国政府,而是美军。

这段经历给他造成了创伤,打那以后他就一贯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日本政府。

他的穿着一副年迈进步主义者的模样,很是随意:灰色运动衫、蝶形领结、宽松长裤。

他向我解释大阪国际和平中心标志的意义—紫色的圆圈中央有个绿点,他说,绿点象征大阪,传递着和平的讯息,紫色圆圈则代表世界各国。

参观完博物馆后,某位馆员领着我来到天台。

站在那儿,我们俯瞰围绕大阪城天守阁而建的大型公园,那里曾是日本帝国陆军操练和演习的地方。

我回想起先前参观过的日本战争博物馆,有大阪的,有京都的,有设在九州原神风特攻队基地的,有广岛的,还有靖国神社里的“游就馆”。

诚然,战后的日本确有变化,可是基本的争论依然如故。

正方心目中的日本,已从罪行中吸取教训,再也不会走向战争。

反方认为,日本应有重新成为“普通”军事强国的自由。

只要一方运用历史罪孽来支持其和平畅想,另一方就会加以否定。

* * * * *

迪特·舒尔特(Dieter Schulter)是我在德国遇到过的怨气最重的人之一。

七年来,他一直担任波茨坦历史博物馆馆长。

该市位于原民主德国,是诸多宫殿和军营的所在地。

两德合并后,他被开除了。

一位来自西柏林的中世纪史学家接替了他,并被指派修缮博物馆。

她形容舒尔特是个“死硬派党员”,还告诉我,秘密警察斯塔西的办公室就在他头顶上。

我们约在一座破败宫殿裙楼内的季诺咖啡馆,这个地方很现代,光线昏暗。

舒尔特衣冠楚楚,身穿熨烫过的蓝色牛仔裤和花纹毛衣,脚蹬一双柔软的便鞋,一头白发梳得整整齐齐,指甲富有光泽,说明最近刚修剪过。

他讲话时,视线不停地在屋内游移,不说话时则撅起嘴唇。

他说,放弃在博物馆的工作并不容易,因为这曾经是他生活的重心。

另外,他对时局的变化也很不满。

他谈到波茨坦的历史地位。

自腓特烈大帝以来历朝历代都将波茨坦作为展现其形象的工具,他解释道。

波茨坦在1920年代是右翼政治活动的中心。

战时,希特勒的高级将领都驻留于此,就连策划1944年未遂政变的那批人也不例外。

然而,这一切在博物馆里都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

舒尔特相信,博物馆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展现历史的法则”。

在面见舒尔特之前,他的继任者比尔申克太太已经带我在昔日博物馆的一些地方转了转,包括陈列二战馆藏的展厅,那里迄今未改作他用。

自德国统一后,这些展厅就对外关闭了。

里面散发出一股霉味,闻着有点像熟蘑菇。

新馆长开了灯,揭开盖在玻璃展柜上的一块白布,露出“新制度的象征”,即共产主义德国诞生前的旧政权。

标志物排成一行:有个一战的德式尖顶钢盔,一顶财阀戴的高帽和一顶冲锋队的褐色军帽。

它们排列的次序就跟历史法则一样顺理成章,和多米诺骨牌一样整整齐齐。

在展厅的其他角落,我学习了法西斯主义为何是“魏玛共和国内部民主体制和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

我问舒尔特,这些文字是谁写的,他是否还相信这一套。

他撅撅嘴,望向我身后,开口说道,声音轻得几乎像是在耳语:“这些差不多是七年前写的,科学知识后来进步了……”

他的想法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仍然相信,社会主义必须是探寻社会关系和语境的基础。

历史不能只是由细节拼接而成的马赛克,只展示物品的博物馆算不上是博物馆。”

接着,他话锋一转,谈起自己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不易,比方说,每次办展都必须得到审查人员批准,然后才能落实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物资,譬如印刷用的纸张。

他是否觉得德国比过去更自由?“不,我们从来就不自由,从来就没自由过!”哪怕是相对而言么?“没错,你瞧,就跟我们过去为了拿到纸张或资金,不得不作出妥协一样,现如今某件事如果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合拍,那你照样什么也办不成。

必须噱头十足,必须如何如何。

好吧,也许历史博物馆会更有趣……”

我对舒尔特无甚好感,他是个共产党官僚,跟前人没啥两样。

他的口气听着甚至很像1945年突然发现自己的世界轰然崩塌的那些纳粹低级官僚。

当被问起办公室楼上的斯塔西时,他说自己一无所知:“从没人告诉过我,我不知道,这种事怎么可能知道?我知道啥,我啥都不知道。”

但他关于博物馆的一番话有一定道理。

一座博物馆,特别是历史博物馆,不能只是随随便便展示些物品。

展品必须根据观念进行排布。

没有故事的历史是令人费解的。

这不是说,世上根本就没有真相,所有故事都是宣传。

但要是想抓住真相,就必须有对抗,有争论,有阐释,还有重新阐释—简言之,有一种无休无止的叙述。

问题在于,如何在博物馆里呈现这点。

东柏林或许给出了一种答案。

民主德国解体前,每栋住房、每所学校、每家工厂、每座军事基地都有一个所谓的“传统之屋”(Traditionskabit)。

这些屋子实为一间间微型博物馆,概括性地展示了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德国工人运动,共产主义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苏联红军解放易北河以东的德国领土,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

这里呈现的是最纯粹的历史“传统”,为共产主义国家提供了合法性。

同无处不在的列宁胸像一样,这些地方中的大多数在1990年后已被拆除。

然而,在东柏林某公园一角,一间“传统之屋”仍保存完好。

不过,它的主题不再是历史,而是宣传。

展品四周贴满了标签,在解释展出内容的同时,也进行批评。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可以说是在解构旧政权留下的神话。

虽说两者并不完全一致,但我还是联想到了汉堡一座着名的警示碑,作者是雕塑家阿尔弗雷德·赫尔德利奇卡(Alfred Hrdlicka)。

赫氏的作品刻画了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的尸体和骨瘦如柴的囚犯,是对一旁一座年代更为久远的纪念碑的批判—此碑丑陋至极,形似巨型地堡,立于1936年,目的是纪念第二汉莎步兵团76营。

浮雕上刻着成排一模一样的士兵,正环绕石碑行军。

在他们佩戴的头盔上方,刻着一行哥特字体的文字,海因里希·莱什(Heinrich Lersch)作于1914年的一首诗:“我们终有一死,而德意志永垂不朽。”(Deutschland muss leben, und wenn wir sterben müssen.)几乎所有纳粹纪念碑都难免被拆毁的命运,但这块碑却逃过一劫。

人们选择将赫尔德利奇卡的尸体石雕立于其侧,是一种更为妥当的回应。

这座警示碑存在的意义是进行反驳。

然而,诸如此类的例子十分罕见,也并未为历史博物馆或纪念碑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实际解决途径。

当总理科尔于1983年提议联邦德国建立属于自己的德国历史博物馆时,他脑子里盘算的肯定不是上述做法。

为了向柏林建城七百五十周年献礼,其博物馆计划要到1987年后才开工。

赫尔穆特·科尔在保守派学者米夏埃尔·施蒂默尔等顾问的熏陶下,对历史很有兴趣。

同其他保守派一样,他担心联邦德国缺乏历史认同感。

在酝酿建造博物馆的计划时,里夏德·冯·魏茨泽克还是柏林市长。

魏茨泽克表示,东德人起码有更为连贯的历史观—东柏林还有一座德国历史博物馆,一座大号的“传统之屋”,位于壮观的巴洛克式军械库内。

米夏埃尔·施蒂默尔曾写道,“追寻我们丢失的历史”不仅“在道德上具有合法性”,而且“在政治上具有必要性,因为这关乎联邦德国的内在延续性和外交政策的可预测性”。

基民盟国会议员阿尔弗雷德·德莱格尔(Alfred Dregger)担心,倘若对“德国整体历史”了解不够,年轻一代的德国人就不会充分支持“民主国家”。

“整体历史”(die ganze Geschichte)是句黑话。

他要表达的是—而且在一些场合确实说过—对于纳粹时期历史给予的关注过多了。

简单地说,上了一定岁数的德国保守派担心,国家被一分为二,联邦德国的公民会自感不是完整的德国人。

历史—即“整体历史”—会帮他们增强认同感。

因此,当科尔在1985年就博物馆项目再次做国会演讲时,他指出有必要知道“我们从哪儿来,作为德国人今天又身居何处,以及将向何处去”。

不过,他还提到了和东德的关系,所谓的“德国政策”(Deutschlandpolitik),这触及“我们的民族认同感、我们国家和欧洲命运的核心”。

一个由史学家和博物馆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应运而生,接踵而至的是一场辩论。

左翼政客和知识分子对科尔的想法完全不感冒。

他们怀疑保守派政府的计划背后动机不纯,对保守派民族认同思想更是极度不信任。

可以说,在他们心目中,身份认同压根不关政府的事。

社民党政治家弗莱穆特·杜维(Freimut Duve)在1986年声称:“历史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政治。

在民主国家中,政府既不能、也不应以过去封建领主的方式建立博物馆。”就这样,正反两方你来我往,相持不下,直到1990年整件事变得多此一举后,这场口水仗才告一段落:两德合并,又只剩下一个“德国”了。

今天,最接近官方历史博物馆的,是坐落在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其位于东柏林的军械库内,过去是共产主义德国历史博物馆。

早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就有人试图改造它。

那时,门口的一块牌子上写道,“我们如今知道,这座博物馆反映的是一种为越来越官僚和集权的社会正名的历史观,它禁止人们同过去和现在建立积极而主动的联系……所有一切都有待改变,有待得到新的评价。

欢迎您不吝赐教,协助我们以真正可取的方式呈现历史。”

这番话里能读出一丝急切,暗示东德人尽管有世上最强的意志,但单靠自己也无力应对。

因此,西德人参与了进来,军械库内部被拆除一空,代之以新博物馆。

崭新的德国历史博物馆没有设永久性馆藏;历史主旨和话题呈现于各种临时展览中。

据馆长克里斯托弗·施托策尔(Christoph St?lzl)介绍,“如此设计,是为了促使人们思考。”

施托策尔来自慕尼黑,是个品味考究的自由派,仪容整洁,很有英国范儿(style anglais),扎真丝领结,穿花呢西服:他既是美学家,也是经验丰富的行政人员,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像个做广告的。

施托策尔出生时恰逢战争末期,不过他身上没有折磨许多“六八一代”知识分子的那种对罪行的道德关切。

他以一句评论开启了我俩的谈话:“你不可能为某件你没做过的事进行心理哀悼。”无疑,他指的是奥斯维辛之后身为德国人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

“你能做的,”他说,“只是些象征性的事,形式上的。

比如设立一年一度的奥斯维辛日,给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捐款,这些都不错,总比自我反省更有建设性。

可是,德国理想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幻想不切实际的事,却忽略那些可以做到的。”

我来拜访施托策尔,是想就他供职的博物馆请教几个问题,可他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了纪念馆。

不过,他尝试对二者进行区分:“我认为,应该用象征性和艺术性的姿态来面对过去,但有不少德国人觉得,应以话语取代仪式。

问题在于,他们把探讨变成了一种准宗教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

在博物馆,审美和政治话语的结合是行得通的,纵使总有些人会抱怨,说艺术成了话语的牺牲品,或者倒过来,话语成了艺术的牺牲品。

而在纪念馆里,仪式和分析恰恰无法相融。

施托策尔也许会因为过于强调艺术性而遭人指摘,毕竟,现在谈的可是历史博物馆。

他关心的是外在形式,就纪念馆而言,这也许是他应有的关切。

但就连他,也会将博物馆和纪念馆混淆起来—尽管这有时或许在所难免。

比方说,对设在万湖别墅内的大屠杀博物馆,施托策尔就持批评态度,因为其选择的形式是错误的。

据他称,博物馆把大屠杀中的犹太人描绘成“永恒的受害者”。

他反对展示死亡营和隔离区的照片。

在他眼里,写不写实不是重点。

他希望记忆的形态能鼓舞人心。

相比较下来,他更青睐天主教公墓对逝者的呈现方式。

透过墓碑上的照片,逝者可以活在人们心中。

“这么做,”施托策尔表示,“才像是复活。

我觉得,最好还是把逝者当成活生生的人来缅怀,而不是被卷入工业化杀戮机器的骷髅或尸体。”

然而,万湖别墅的问题在于,它究竟是博物馆还是纪念馆?这点存在模糊之处。

想必二者皆有,这就是问题的核心。

你能通过艺术作品、仪式、分析和话语来铭记大屠杀,但这一切不能在同一时空进行。

我向施托策尔指出,仪式化和艺术性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天主教的立场,而强调道德话语更符合新教的传统。

他认可了我的说法,称没准是这么回事。

事后,我觉得这一概括或许可以进一步延伸,因为德日两国的纪念馆和博物馆面临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记忆既可以是宗教化的,也可以是世俗化的。

两种说法都成立,但不能混淆。

德国在避免二者被混为一谈这点上,做的并不比日本要好多少。

宗教思维依然在相同程度上纠缠着这两个国家。

推荐阅读:

如何鉴别汉代陶俑

揭秘:中国《继承法》诞生的背后,有这样一个故事

女性手指看命运_看相大全

魏晋南北朝的儒学:儒学的玄学化,走上玄远道路

道光皇帝的全妃是谁?详解全妃的生平及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