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对赌:长平之败非赵括一人之失,实为秦国耕战国策的战略胜利

国运对赌:长平之败非赵括一人之失,实为秦国耕战国策的战略胜利  ,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国运对赌:长平之败非赵括一人之失,实为秦国耕战国策的战略胜利

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规模最为宏大,伤亡也最为惨烈的大战,这场大战的结果,不仅使赵国失去了对抗秦军最根本的武力基础,同时也使得东方六国再无力阻挡秦国的扩张之路。可以说,这场国运的对赌,毫无疑问是以秦国的胜利作为结束。

而作为赵国军队的主将,被赵孝成王赵丹寄以厚望的赵括,也因此成为整个赵国的罪人,在这之后的几千年里,他那夸夸其谈的形象不断被人们塑造和完善,直到现在,“纸上谈兵”成为了人们提及他时最容易也是最频繁被联想到的词汇。

中箭身死的赵括

诚然,长平之败,赵括身为主将,自然难辞其咎,但是将所有的责难和罪孽尽数归于一人,却也是有失公允。

相比于“赵括无能,致使三军尽丧”的说法,笔者认为,真正决定长平之战胜负的,依旧是秦赵两国看似相若,实则有着巨大差距的国力。而这种国力的差距,其实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所坚持奉行的耕战策略所带来的战略优势。

长平之战

一、驳“纸上谈兵”之说

《文物》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关于长平之战的考古发现,在赵国主将赵括与白起激战的丹河两岸,人们曾经发现了残存的士兵尸骨遗骸,这些遗骸共有六十具,其中有8具骸骨的头部发现了严重的钝器伤,这意味着,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秦赵双方的将士们有的武器因战斗而损坏丢失,不得不用周遭寻得的石块、木棒攻击敌人。

可见,在当时的丹河战场,秦赵双方的决战是如何的惨烈。事实上,除了这些考古发现外,丹河两岸的一些地名也似乎是在为那场史无前例的国运之战做着无谓的记录:血昏河、骨头坡、血山,这些骤然听之亦觉得血腥气十足的名字,似乎在向我们证明,那场决战的惨烈和疯狂。

这些考古证据,为我们重观两千多年前的长平之战提供了新的视角:若当时的赵军主将赵括,真的如人们印象中那般“腹内草莽”,素来有虎狼之名的秦军,又如何会和对方在此地有着如此令人心悸的厮杀?

事实上,对于赵括才能的评价,从长平之战结束之后的秦国损失中也可见一斑。《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秦将白起曾在长平之战结束后十分明确的讲道:“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

杀神白起

士兵损伤过半,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噩耗,这意味着,在整场作战中,赵军虽然因长平之战尽没,但同样对于秦国造成了严重的杀伤。

而事实上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当时的秦国虽然战胜,却依旧为这场大战倾尽国力,以至于到得最后,秦王不得不亲自下令,“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

这些被征发到长平战场的新兵,虽然并非承担主要作战任务,却几乎是以性命为代价阻止赵国向长平运输粮草,而由于其征兵标准降低为十五岁以上,大量在今天看来还是少年的秦兵不得不奔赴战场,在这种情况下,秦军的胜利无疑是一场惨胜。

战国七雄

在长平之战发生之前,赵国老将廉颇曾经与秦军对峙三年,以冷兵器时代的杀伤力而言,这种坚守战术下,双方的战争烈度很难如遭遇战一般强烈,再加上赵王“怒廉颇军多失亡”的反应,可以看出,在长平决战之前,赵国并未能真正杀伤秦军。

因此,在这种状况下,真正造成秦国军队大量人员损失的,只能是双方曾陷入剧烈搏杀的长平决战。在这种情况下,曾经给与秦军如此重大损失的赵军,其主帅真的会是一个只懂得纸上谈兵之徒么?

长平之战

除此以外,另一个细节其实更容易被人们所忽视,从《史记》记载中我们了解到,赵国士卒在绝粮长达四十六天后,最终因主帅之死而尽数投降,最终为白起所坑杀,《史记》记载“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

而在古代,缺乏通信手段和观测手段的前提下,指挥军队,只能通过信息荷载量极小的旗帜和战鼓等物,在这种局面下,想要率领一支多达数十万的大军绝非易事这也是后世的韩信自夸“多多益善”,却称刘邦仅能将兵十万的根源所在。从这点来看,指挥赵军与虎狼之秦激烈鏖战长达两月的赵括,又怎么会是一位不懂指挥的草包?

二、决定战争胜负的真正原因:粮草的无以为继

诚然,赵括的军事谋略难以与被称为战国军神的白起相媲美,但是,在长平之战中,双方将领的军事能力却也并非有着天渊之别,双方将领的军事指挥能力虽然会对战争的胜负起到一定的影响,但真正决定长平之战胜负的其实一直都是另一项因素:粮草。

虽然在许多人的印象中,赵国国主孝成王赵丹临阵换将,是因为秦国的反间计,三国时期蜀国名臣谯周就曾言:“长平之陷,乃赵王信间易将之咎”,这种观点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主流。

但事实上,关于“反间”之说,更为早期的记载应属《史记》,其中有关换将原因的记载如下:

“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

值得注意的是,在司马迁的记载中,赵王之所以换将除了秦国的反间之计外,还有着廉颇“军多失亡”、“反坚壁不敢战”两个重要原因。而笔者认为,廉颇的坚壁清野之计,才是赵王战中换将的主因。

所谓坚壁清野,是为了防止敌人就食于敌的一种反击战略,它的运用,代表着战争将进入到消耗战中。然而,对于当时的赵国而言,这场已然耗时三年的大战,却并未因为这一策略而有所改变。

相反,赵国反而因为粮食的运输和补给问题陷入困窘之中。相传,在大粮山附近,为了稳固军心,廉颇曾经暗中使人“唱筹量沙”,即以沙代米,在混淆视听的同时稳定军心。

从这点也可看出,当时即使是在赵军最重要的军事据点大粮山附近,赵国的粮草补给也已经开始出现问题。而与之相关的史料记载,似乎也在证明此事:

“赵无以食,请粟于齐,而齐不听。苏秦谓齐王曰:“不如听之,以却秦兵;不听则秦兵不却……且赵之于燕、齐,隐蔽也,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史记》)

如今的我们在阅读这篇文章时,首先注意到的可能是其中所诞生的成语“唇亡齿寒”,而事实上,隐藏在苏秦等人的雄辩背后,是赵国已经无以为继的艰难处境。

从这些史料记载上来看,真正促成赵王阵前换将的,其实是赵国艰难的粮草问题,对于此时的赵王来说,廉颇的坚壁固守策略在战术上可能并无差错,却让赵国陷入了缓慢而持续的失血状态,这也是为何在赵括上任之后,会急不可待的寻求与秦军战略决战的真正原因。

三、粮草匮乏的背后,牵扯到秦赵两国不同的战略国策

事实上,相较于赵国,秦国的粮食补给环境其实更加严峻,毕竟两国交战的长平一地,距离赵国都城邯郸的距离仅有咸阳到长平的二分之一。

相对漫长的补给线,对于秦国的后勤能力有着严峻的挑战。但事实上,在秦赵长平之战中,秦国自始至终都未曾因粮草的补给问题居于劣势,相较于之后被劫夺粮道不得不困守营寨的赵括军,白起所率领的秦军背后,是更为强大的国力支持。

白起

一些人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秦国运粮通道和路径有关,虽然咸阳距离长平将近四百里,但是秦国却拥有着另一处战略跳板可供使用,这便是河东。在长平之战前,魏国属地河东早已归于秦国,这一区域曾是晋国的龙兴之地,经历数代国主经营,已成当时最为知名的粮仓。而河东距离长平战场,则仅有200里,与邯郸相若。

另外,秦国素来擅长以水路运粮,在秦晋交好之际,秦国曾向处于灾荒中的晋国支援万斛粮食,所沿用的正是渭水汾河这条黄金水道,在历史上,这次史无前例的运粮救灾行动,由于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甚至被称之为“泛舟之役”。所谓“秦以牛田之水通粮”就是代指此事。

但是,这些条件的影响,仅仅能将两地的补给难度堪堪维持到同一水平,而这还仅仅只是河东粮草的补给难度。对于秦国而言,这场国运之战所牵涉的物资消耗,绝非河东一地可独立支撑的,因此,若仅是从粮草补给上看,河东一地仅仅是秦国四大产粮地之一,为了支持这场事关两国国运的大战,秦国同样需要从关中、成江汉等地抽调粮草。因此,在这一点上,赵国依旧略占优势。

而真正造成秦国粮草源源不断,而赵国却无以为继的真正原因,其实是两国战略国策上的差异

事实上,在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并非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大国,相反,在秦国早期与敌对诸侯国的战争中,物资匮乏往往是其战败的重要原因,譬如秦献公二十一年秦魏之间的石门之战,虽然在明面上是以秦国大胜作为结束,但真实的情况是,正是因为粮草不济,秦国才不得不在“斩首六万”的大胜之下,选择退却。

而在这之后,随着商鞅变法的推行,秦国开始定下“耕战”之国策,商君曾言“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按兵而农则敌得休息”可见,不败而败的石门之战成为秦国君臣开始痛定思痛,重新厘定国家战略的新契机。

在这之后,针对秦国粮食匮乏的窘境,商鞅制定了多达二十余项制度,鼓励耕作。希望以此来扭转秦国“人不称土”的窘境。

商鞅变法

这些策略并非仅限于农事,事实上,整个国家机器都在商鞅等变法派的领导下,进行了相应的改造。除了通过政令鼓励甚至强迫百姓“令民以属农”外,秦国还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土地清算活动,这种土地清算在今时今日看上去并无任何值得夸耀之处,但事实上,在遥远的欧洲,类似由国家统一动员的核查直到威廉一世政府英格兰之后才第一次出现(而即使是这样,这次清算活动还引起了英格兰农民的极度恐慌,甚至将那部记载数据的册子称之为“末日审判书”)。

与土地清算类似,商鞅变法中还有大量与吏治有关的制度建设,如“无以外权任爵与官”与“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这些制度虽然在如今看来极为简陋,但在封建制仍然大行其道的战国时期,这种制度却无疑为百姓的生存提供了基础的制度保障。

与这些制度相比,秦国的“抑商”政策看上去似乎更值得商榷,商鞅以“农少商多”导致国家贫弱为理由,大力抑制商业在秦国的发展,“贵酒肉之价,重其租”、“重关市之赋”,通过这些行政手段,秦国的商业被压制在一个极低的水平。

虽然这些策略有悖于如今我们的一些固有观念,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些政策并非国家强制禁止商业,而是通过行政手段以经济效益的降低来减少人们对于商业的渴求。事实上,这种短暂的政策调整,虽然抑商却并无真正禁商,在战国诸侯各相征伐的具体时段,这一举动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战略优势。

《汉书》中称:“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以天下三分之一的土地和三成人口,创造了高达六成的财富,不得不说,商鞅变法的种种策略,在当时的确切实可行。

商鞅(剧照)

而反观赵国,却并非如此。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赵国的军事实力由于制度的改变,得到了空前的增强,然而这种强化却多半体现在军事上,相比之下,农业上的调整却乏善可陈。在后世的记载中,当时的赵国虽然“长于轻骑”,但在民生方面,却因为商业的发达反而抑制了农业生产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对此,汉代的盐铁会议中,曾经有过十分细致的评价:“商家错于道,诸侯交于路。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家无斗筲,鸣琴在室”

诚然,盐铁会议中的汉代君臣,试图以国家机器收拢盐铁等行业利润,因此对于赵国的评价自然会趋于负面,但即使是这样,赵国因商农并重的国策,致使农业相对滞后却也是事实。

客观的来讲,相比于占据关中、四川等重要产粮地的秦国而言,仅凭借太原至邯郸一代作为根本之地的赵国,因为国策上的相对均衡,反而致使秦赵交战之际的粮食储备劣势更加明显。这种国力上的明显差异,才最终导致两国交战之时战术上的区别和优劣出现。

胡服骑射

四、结语

《兵法》有云,“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在长平之战中,粮草的问题不仅困扰了兵败身死的赵括,“唱筹量沙”的老将廉颇,更是使得原本寄希望一战功成的孝成王赵丹进退维谷。

而这样的战略劣势,与其说是“肉食者”们毫无远见卓识才自蹈祸机,不如说是两国自改革以外所形成的战略差异,强秦以耕战之法、函谷之险力敌东方六国,自然有其原因所在。从这一点上来看,战国七雄并立之局面最终为秦国所打破,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长平之战

参考文献:

1、《汉书》

2、《史记》

3、《长平之战》

4、《盐铁论》

之战(27)秦国(75)粮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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