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剽窃与维权:一桩因剽窃引发的谋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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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剽窃与维权:一桩因剽窃引发的谋杀案

唐朝有一宗因剽窃引发的谋杀案,杀人者是以人品低劣、趋炎附势着称的宋之问。他的外甥刘希夷极有才华,写过一首《代悲白头翁》,诗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句。宋之问很是喜欢,要求外甥将诗让给自己。刘希夷起初碍于面子答应,后又反悔,宋之问竟令家奴用土袋将他活活压死,并将诗作据为己有。《全唐诗》收入了刘希夷的原版和宋之问的剽窃版,算是将宋之问钉在了耻辱柱上。 中国古代并无着作权一说,尤其是早期的重要经书压根就无署名。诸子百家的着作倒是多以人名为书名,但它们大多是弟子们集体创作,假托于诸子,这么一说反倒是弟子们的着作权被漠视。因为没署名,秦始皇读韩非的《五蠹》,汉武帝读司马相如的《子虚赋》,都不知作者是谁,甚至还闹出了以为作者是前人,感慨我生也晚的笑话。着作权法更是欠奉,各种剽窃案例数不胜数。「剽客」们虽不及宋之问极端,但德行也不怎么样。 「剽窃」一词诞生于唐代,柳宗元指《文子》一书「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但剽窃行为可是早已有之,除《文子》外,《礼》中有「毋剿说,毋雷同」之语,「剿说」即剽窃意,可见东周人写文章就已有抄袭现象。《孟子》中则有「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义袭」也是剽窃意。东汉后期的大名士蔡邕曾上疏称「今待诏之士,或窃成文,虚冒姓氏」,可见剽窃之举已「登堂入室」。 这其实是历史必然,因为两汉时想做官,先得会「做文」。许多没能力写好文章的人便打起了歪主意。不过因为蔡邕并未指名道姓,于是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剽客」诞生就延后至西晋——郭象在「竹林七贤」之一向秀死后,将其未完成的《庄子注》据为己有,顾炎武就据此认为郭象是「剽界」第一人。郭象并非无才之人,其见解和文字并不亚于向秀,却有如此举动,足证其道德低下。 唐代剽风更盛,因为读书人若要入仕,往往要找有名望之人引荐,敲门砖便是诗文,此即「行卷」。许多人拿不出文章,便只能剽窃。有时,李鬼还会遇上李逵,比如李播在蕲州做官时,有举子李生投来行卷。李播看着眼熟,原来是自己旧作。李生被揭穿后,虽然惭愧,却表示希望李播将诗作「借」给他。李播说自己年老,留诗无用,可以相借。李生告退时,李播又问他去向,对方说要去江陵见表丈卢尚书。李播大笑,说卢尚书明明是自己的表丈,你怎么又冒认。李生羞愧表示,既然借了诗,就连表丈一起借了。 宋代剽窃前人诗句现象也颇严重,此风亦蔓延至朝堂之上和科场之中,与宋太祖赵匡胤同为后周旧臣的陶谷,在宋朝建立后入翰林院负责起草文书,可赵匡胤选择的宰相并非出身本应是「宰辅人才培育基地」的翰林院,名望也在陶谷之下。陶谷心中不平,动员心腹举荐自己。赵匡胤却大笑说「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尔,何宣力之有」,「依样画葫芦」一词便从此而来。 明清两代「剽风」亦盛。比如张之象编定《唐诗类苑》,书稿流落,卓明卿得到后据为己有,将此书的初唐和盛唐部分先行刊刻。此外,王良枢的《藻林》也被卓明卿整本剽窃,书名改为《卓氏藻林》。清代学者钱大昕说:「顾宁人谓有明一代之人所着书,无非盗窃,语虽太过,实切中隐微深痼之病。」 剽窃并不只是拿别人文章署自己的名字,有时也会倒过来,比如康熙年间的徐乾学就曾把家传文章署上别人的名字,进行「逆剽窃」。他有一个大名鼎鼎的门生,即明珠之子纳兰性德。明珠权倾一时,徐乾学为巴结他,不仅尽心教导纳兰,还拿出自家所藏的宋元经解,署上纳兰之名拿去刊刻。 以上所说都是个人行为,为害更大的应属出版业的盗版。随着印刷技术的提高,书籍从手抄逐渐变为普及性的印刷出版。雕版印刷术出现的唐代,剽窃风渐盛,雕版印刷术大规模使用,活字印刷也随之诞生的宋代,剽窃之风更烈,可见二者联繫。 有盗版就有维权,大儒朱熹的家族就是一例。朱熹名气大,写什么都是畅销书,而且他既打字,又是成功商人,与如今的郭敬明相若。他外祖父是徽州富商,以刻书为业,富甲一方。朱熹从小耳濡目染,也将刻书做成生意,而且是举家上阵的规模化运作。据说他一生出版收入达两百多万贯,是名副其实的顶级富豪。他的《论孟精义》一书曾遭非法盗印,他坚决维权,向好友吕祖谦致信求助,希望身为地方官的后者出手相助,禁止翻印销售。他的后代也守成有方,代代相传,独家出版《朱子文集》达八百年之久,直至清代,谁也不敢盗印。
朱熹 中国现存最早的版权保护文件也出自朱熹家族。朱熹的表侄祝穆曾着有《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共有71卷,既然家里有条件,他当然自行刊刻。因为卷数多,成本高,为防盗版,他于南宋嘉颐二年(1238年)请求两浙路转运司与福建路转运司颁发榜文:「穷年矻矻,接手自抄录,寝食为废,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这个榜文还被祝穆引用于书的自序后,表示一旦发现盗版,有权告发,追人毁版,严惩不贷。这个榜文还真起作用,正版销路极高,曾有「蜀中人士来购,一次竟以千部计」的记载。 宋代程舍人也在自己刻印的《东都事略》目录后刊载「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版」等字样。 不过,以上的维权行为都属于作者或书坊的个体行为,是民间倒追官方的保护,而非官方主动保护。而且,它与身份有很大关係,朱熹若非当世大儒,谁又会买他的帐?宋代向以法律健全细致着称,但并无版权保护的内容。与之相反,因为宋代崇文,盗版泛滥有助于传播普及,「文纲甚宽,故官书均未申禁。」 清初大文人李渔曾开设芥子园,从事刊刻,且领域很宽,除本人作品外,还涉及通俗读物、考试用书和工具书等,用今日眼光来看相当于大牌民营出版社。可销量一大,便难免盗版,尤其是出版业极度发达的苏州,更成了盗版基地。李渔为此还亲自前往苏州暗访,得到证据后,修书向苏松道道台求助。道台调查后封存所有盗版书,并颁布公告,禁止书坊翻刻。可苏州盗版势力强大,又利用关係纠缠,拒不赔偿,折腾不止。李渔后来写道:「蝇头之利几何,而此辈趋之若鹜。似此东蕩西除,南征北讨,何年是寝戈晏甲时?」可见维权之举简直如战争一般,不但旷日持久,取胜机会也渺茫。
李渔 但凡畅销书,盗版都难禁绝。《水浒传》和《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之所以风行,其实也与盗版的普及效应有关。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写道:「《聊斋志异》青柯亭刊本一出,就风行天下,翻刻本竞相问世。」《官场现形记》里也有关于盗版的片段,有书坊受盗版之苦,找官员求助,希望禁止翻印,官员的回复是只能禁人为非,哪能禁人向善。可见在官方眼中,盗版未必是坏事,至于着作权,大家都没放在眼里。直至1910年,清廷才颁布《大清着作权律》。 个人剽窃也好,盗版翻印也好,未必名利双收,有时也会带来风险,甚至危及性命。有些有钱人为了留名,常以重金购买他人作品或请人创作,然后署自己名字。清初有位庄廷鑨,出身豪富,可惜双目失明。他有心效仿「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便花重金购得一部明史遗稿,请名家润色,补写崇祯朝事,改书名为《明史辑略》,作者当然是他自己。后庄廷鑨病故,其父庄允诚将书刻印刊行。此书因「意识形态」问题遭告发。庄允诚被捕上京,死于狱中,庄廷鑨被掘尸焚骨。凡此书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株连极广。这桩惨烈的文字狱,可证满清之暴虐,但庄家若无剽窃求名之举,也不会招来这大祸。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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