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我讲下甘肃文化和历史以及它的们变迁

谁给我讲下甘肃文化和历史以及它的们变迁  ,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谁给我讲下甘肃文化和历史以及它的们变迁

甘肃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里长期是民族大融合的舞台,经历过辉煌的时期,为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稳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各族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陇原文化,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行政建制的历史沿革

甘肃行政建制从春秋时开始萌芽算起,迄今己达2200余年。

历经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及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变迁。

北宋初期西夏统治河西时设有甘肃军司(驻甘州,今张掖市),这是最早出现的甘肃之名。

元代建立大一统帝国后,创立行省制度,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设甘肃行中书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甘肃省的行政区划。

省名的命名,系西魏、唐代曾置甘州(今张掖市)、肃州(今酒泉市)的第一个字合成,简称甘。

因省境的大部分在陇山之西,故亦称陇西、陇右,或简称陇。

1949年8月甘肃省解放以后,即成立甘肃行政公署,下辖庆阳、平凉、天水、武都、岷县、定西、临夏、酒泉、武威、张掖、兰州11个分区(专区、市)、73县(局)。

甘肃行署隶属于西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1954年撤销)。

1950年成立甘肃省人民政府,1954年根据内务部的通知精神,将撤销的宁夏省合并于甘肃省。

1955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更名为“甘肃省人民委员会”。

以后,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定,1958年划3个专区(自治州)、19个县市归宁夏回族自治区管辖。

“文化大革命”中,省人民委员会更名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1979年复改为甘肃省人民政府。

迄今全省共设14个市(州)、辖86县(自治县、市、区)。

二、人口的历史消长

甘肃历史悠久,很早就有人类生活繁衍。

自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到1949的近2000历史中,伴随着经济的兴衰、边防的安危、战乱的起落、自然的福祸和民族交融,甘肃的人口数量时消时涨,起伏曲折。

迄今共有人口2618.78万人,是西北第二人口大省。

通过甘肃人口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回顾,基本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自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到1949的近两千年中,甘肃历史人口发展总的状况可说是一个“一千六百年徘徊,五十年暴增,八十年停滞,八十年恢复”的过程。

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到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的1600余年间,甘肃人口始终在100万人上下徘徊,从未突破过200万人。

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到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0年)的50余年中,甘肃人口从30万暴增至1200余万人。

从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至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的80余年中,当甘肃人口达到1200万以后,就基本上停滞下来,始终不能超过1250万人。

从“同治之乱”甘肃人口大幅下降后,直到1911年,前后80余年,甘肃人口就再也没有达到1862年的1200余万人的水平,始终处于恢复性发展状态。

起伏曲折,大起大落,是甘肃历史人口数量发展的突出特点之一。

第二,甘肃人口的分布,从古代开始到近代结束,其基本布局是由东向西逐渐稀疏,东部人口密度较高,中部居中,西部较少。

只是在西晋南北朝和随唐时期,河西曾出现过人口密度较高的时期。

与此同时,也存在南部人口较多,北部人口较少的情况。

第三,甘肃历史人口受甘肃商业状况的影响较明显,尤其是河西地区,东西交通和商业状况对人口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西汉、两晋南北朝、隋唐、清代等历史时期,河西的东西交通畅达,商业繁荣,造就了河西人口的繁庶。

第四,西北的边防状况是否坚固、安定,既影响甘肃人口的数量发展,又影响甘肃人口的地理分布状况。

一般地说,西北边防牢固、安定,甘肃人口的数量发展较快,总量水平较高,河西及北部人口密度相对增高。

反之,甘肃人口的数量发展就较慢,总量水平也较低,河西及北部人口密度就相对降低。

西汉元始二年甘肃人口 达129万,是在 平定匈奴入侵、开发河西之后;两晋南北朝前期甘肃人口的猛跌,是正当各少数民族大量进入甘肃并进行角逐之时;隋大业年间甘肃人口达历史上的新高峰,则是出现在各民族融合为新的大家庭而新的外族入侵尚未形成之时;金代甘肃人口的回升,与金的军事力量比北宋强大,边防较为巩固有关;明代中叶后甘肃人口的减少与 明代西北边防日渐废弛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雍乾时期甘肃人口的暴增,发生在雍乾二帝平定新疆和青海叛乱的军事胜利之时。

第五,甘肃历史人口数量的消长,大体上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相适应。

一般地讲,历史上比较强大而统治较长的王朝在其统治初期人口增长十分迅速,约到中期便达到高峰,尔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便急剧下降。

但是,由于甘肃地处西北,距离中原遥远,扼守东西交通要道,因此在中原战乱而甘肃相 对安定的情况下,甘肃人口因东部难民的拥入而呈现相对增长状况。

从西晋的“永嘉之乱”时期到近代的“抗日战争”时期都是这种情况。

第六,甘肃历史人口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十分频繁,且规模较大。

仅《甘肃通志稿·民族五·移徙》记载的人口迁移,从上古到1933年就有200多 次。

至于由战争、自然灾害造成的各种形式的人口流动,更是一种经常现象。

大体说来,由东部向甘肃迁入人口,即西向人口迁移和流动,往往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使甘肃人口和经济都得到发展。

而东向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即由甘肃向东部各省迁移人口和流动,或对甘肃人口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

省内 的迁移和流动,多半与灾害、战争相伴,而又加重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对甘肃人口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

第七,甘肃的历史人口状况自始至终与民族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民族关系的好坏,民族之间战争的多寡、范围、激烈程度,不仅影响甘肃人口数量的消长,也影响着甘肃人口的文化素质、民族结构、宗教成分、地理分布等等。

东汉时期汉王朝与羌人的战争,使甘肃人口减少;西晋南北朝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奠 定了甘肃多民族省份的基础;唐代土蕃入主甘肃使甘肃人口减少;宋代西夏统治河西及其对宋的侵袭,使甘肃人口向河东压缩;元代蒙古族的统治,使甘肃人口发展缓慢,回族逐渐兴起;清代的多次回民起义,特别是同治回民起义中甘肃人口大幅度减少,以及回汉民族的迁移形成了现在甘肃民族分布的格局。

历史证明,要解决 好甘肃的人口问题,就必须处理好甘肃的民族问题。

三、多民族聚居的省份

甘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甘肃大地从来就是各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

甘肃漫长的历史,是由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共同创造的。

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众多的民族聚居、融合,冲突、流动。

今天,55个民族聚居在甘肃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和睦相处,辛勤耕耘,继续创造着甘肃的现在和未来。

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全省共有甘南、临夏两个民族自治州,天祝、肃南、肃北、阿克塞、东乡、积石山、张家川7个民族自治县,39个民族乡。

民族自治地方总面积19.4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5.68%。

2004年民族自治地方人口为319.2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8.75%,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000年前低于或持平于全省,2000年以来迅速提高,赶上并持续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平均性别比为106,低于汉族(108)。

少数民族人口大多分布在山地和高原,自然环境比较严酷。

信仰伊斯兰教的回、东乡、保安、撒拉等穆斯林人口主要集中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内,人口密度很高;从事牧业的哈萨克、蒙古、藏族人口,绝大部分分布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上。

全省现有伊斯兰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等5种宗教,信教群众262.2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1%。

改革开放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五年多来,在党和政府民族政策大力扶持和全省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同全省相比差距还比较大,突出地表现在受教育程度、生态环境改善、计划生育与人口再生产服务、人民收入 与生活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人均生产总值等众多方面。

提高民族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确保省内各族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是甘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内容之一。

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大力发展区域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加强民族地区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尽快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积极选拔和培养民 族干部;争取更优惠的民族地区扶持政策。

四、农业开发与生态变迁

甘肃发展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农业开发的历史。

作为中国的西北战略要地,历代王朝为了稳固边疆,在甘肃屯垦开发、移民实边。

农业的开发、农耕的拓展,一方面促进了经济进步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对生态系统造成不良的影响。

农耕拓展的生态后果: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大致分为东、中、西三大段。

东段为武威、民勤盆地;中段东部为张掖、民乐盆地,西部为酒泉盆地;西段为敦煌、安西凹地。

武 威、民勤盆地,是一片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延伸的宽阔平原,其范围包括今武威、民勤、古浪、金昌四县市大部分地区。

南部和西部靠祁连山,北部和东部被巴丹吉林沙漠与腾格里沙漠所包围。

这里日照充足,热量资源丰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在石羊河水系的哺育下,形成了河西走廊东段最大的一片沃野绿洲。

这片绿洲由于 走廊北山(红崖山、黑山、阿拉古山)的阻隔,分为南部武威、古浪绿洲和北部民勤绿洲两部分。

南部武威、古浪绿洲是冲积湖积平原,位于南部冲积扇前缘的地下水溢出带,泉水出露,形成小溪,碧波荡漾,湖滨及河间草场丰美。

在原始社会末期,武威、民勤盆地自然绿洲中已有人类定居,半农半牧的生产活动也已出现。

根据考古发掘,绿洲中分布有沙井子、皇娘娘台、海藏寺、前营、王景寨、半截墩、墩子滩、小崖子疙瘩、头墩营、瓦罐滩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了斧、刀、镰、铲等生产工具。

这些文化遗址基本上都分布在南部武威、古浪绿 洲之内。

这无疑表明了这片绿洲环境的优越。

从战国至汉兴,这里是月氏人生活的地区;秦汉之际,匈奴南下击败月氏,这里又为匈奴休屠王所据,成为牧地。

武威、民勤盆地绿洲的自然环境,在西汉政府开发河西走廊之前,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面貌。

当时,虽在自然绿洲内分布有居民聚落和“点”状农地,但广大的地 区则是草原、戈壁和沙漠。

在西汉沟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后,河西走廊开始变成了东、西方陆上往来的重要通道,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地位都越来越重要。

从此,河西走廊的大规模开发就开始了。

西汉政府不仅在北部民勤绿洲地区设郡置县,移民屯垦,而且更大规模的开垦南部武威、古浪绿洲。

由于南 部武威、古浪绿洲垦区的扩大,人口的增加,农业用水的增多,致使流入北部民勤绿洲的水量减少;加上长期樵采和放牧,破坏了绿洲边缘的植被,从而招致了荒漠发生,耕地日减,农业日衰。

据载,在民勤县境内古石羊河和古金川河下游,曾有一个很大的湖泊,史称“潴野泽”(称休屠泽)。

在秦汉时,“潴野泽”东西长100多公里,南北最宽处50公里左 右。

西汉以后,由于武威绿洲和民勤绿洲垦荒面积的日益扩大,用水量不断增加,流入“潴野泽”的水量逐渐减少,致使完整的“潴野泽”分为互不连接的西海(休 屠泽)和东海(狭义的潴野泽)。

隋代以后,石羊河水量进一步减少,因而东、西海湖面也进一步缩小和分散,东海又分成东西两湖。

时至1840年 前后,这里的湖泊因缺乏水源而最终消失,如今这里成为一片湖滩荒地。

民勤绿洲及其以北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致使西汉设于此地的武威县处于“废置不定”的状 态。

南部武威绿洲本处荒漠包围之中,经历两千多年的垦殖、放牧和采樵,加之经营方式失当,原有自然环境也不断恶化。

从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得知,武威绿洲边缘地区的沙漠日益扩大,当地的古长城、亭燧、县治和居民点已被风沙所埋没。

张掖、民乐盆地,包括今张掖、山丹、民乐、临泽、高台等县平原部分。

这一地区东西长约210公里,南北最宽处约50—80公里, 是整个走廊地区中最宽敞的一段。

这里的河流出祁连山后,都淤成了广阔的冲积洪积扇。

河流两岸和盆地腹部,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自然绿洲存在。

经过两千多年的开发经营,自然绿洲都被开垦为耕地,天然植被破坏殆尽。

各河流沿岸地区,由于河水从上游夹带大量泥沙,结果形成了大片戈壁,而绿洲边缘地区的沙漠、戈壁 也日益扩大。

酒泉盆地,包括今酒泉县大部分和金塔县、嘉峪关市小部分地区。

盆地中部原为自然绿洲,绿洲边缘分布有大片戈壁与沙漠。

自先秦以来,这里的天然植被条件就比较差,西汉设置郡县后,绿洲不断得到开发,天然植被逐渐被毁,现在此地已无天然林存在。

敦煌、安西凹地,包括今敦煌、安西二县及玉门市大部分地区。

凹地东西长约220公里,东部南北宽约65公里,西部南北宽约110公里。

地形东南高,西北低,为一倾斜平原。

在疏勒河和党河两岸,特别在其下游地区,很早就形成了自然绿洲。

河流出峡谷后,都淤积有大型洪积扇,呈现砾石、戈壁景观。

在凹地的西、北两面是茫茫沙漠。

西汉设置敦煌郡之前,这里是月氏、乌孙故地,秦汉之际又为匈奴所据。

自此以后,历代王朝和地方割据政权在这里设关置 卡,进行屯戍,致使天然植被不断恶化。

据记载三国时敦煌居民,“不晓作耧犁,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

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谷加 五。”十六国时期,苻坚“徙江淮之人万余户于敦煌,其中州有田畴不开者亦徙千余户。”在两千多年来人类活动的影响下,疏勒河和党河下游,现已变为一片沙漠。

敦煌、安西周围的绿洲经历两千多年后,已大为缩小。

这里河流的变迁也很显着。

在西汉时,疏勒河水量远比现代丰富,当时汉政府曾利用它把军粮运到玉门关 以东不远的河仓城(即大方盘城),而现在的这条河,河水尚未流到敦煌县境就已干涸了。

西汉初期,河西走廊为牧业区,武帝以后移民实边,擅长农耕的汉民族移居本区,从而把牧地开垦成农田。

西汉以后,由于历代政治的变动以及农牧民族势力的消长,河西走廊的农牧业比重又迭有变迁,并对当地自然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唐以后大约六百年期间,河西走廊相继为吐蕃、西夏和蒙元所占据,农业衰落,畜牧业相对发达。

明清时期,这里的农业生产再度兴起。

河西战略地位重要,明朝建立后非常重视这里的防务,建卫所,修边墙;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兴屯田,将屯田看作经营河西的基本政策,大批屯兵和各族移民进入河西从事耕作。

明朝为 了阻止吐鲁番的进攻,关闭嘉峪关,关外之地弃而不守,所以河西走廊嘉峪关内外农牧业生产情况有所不同。

嘉峪关以西人烟稀少,为各少数民族耕牧地区;嘉峪关以东明初即进行农业开发,屯田积粟。

因走廊北部筑有边墙堡寨,阻止了蒙古部落进入走廊游牧,又有引水灌溉的条件,所以当时军屯和募民屯田相当兴盛。

从金城 到嘉峪关,屯田几万顷,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出来。

嘉靖时,杨博巡抚甘肃,从其《查处甘肃屯田疏》可以看出,河西走廊土地肥沃,其农业生产水平要高于临近的陕北延绥地区,粮草经费可以勉强自给。

但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吏治腐败、战争频仍等原因,河西屯田等举措流弊日深,难以为继,河西经营已有名无实,出现了农业衰退、经济凋残的局面。

加之河西地区自然条件严酷,大规模的土地开垦使这里的生态环境恶化,加剧了风沙灾害。

清朝康雍乾时期,由于采取一系列合理的民族政策,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环境趋于安定,河西等地的农业开发重新兴起。

清朝初年,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河西地区地旷民稀,满目疮痍;加之新疆接连发生回部叛乱,清廷派兵西征,河西走廊更担负着粮草筹措、转输等繁重任务。

因此,清廷在甘肃河西地区推行一系列奖励垦 荒的政策,恢复和发展这里的农业生产。

由于政策合理、措施得力,清朝初期的招民屯垦颇有成绩,河西人口和粮食生产都有大幅度增长。

当时屯田范围很广,嘉峪关以东的肃州、甘州、凉州以及嘉峪关以西的安西卫等地都有屯田分布,各屯田区修建了大量灌溉渠道,利用祁连山雪水以及湖水、泉水等浇灌农田。

不仅走廊东部 和中部的屯田区如柳林湖、毛目城、三清湾、柔远堡、双树墩、平川堡一带的土地得到开垦利用,而且嘉峪关外安西、沙洲、瓜州等地的农业经济面貌也有了一定变化。

嘉峪关以西明初为蒙古等部落耕牧之地,其居民大致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

清朝康雍时期,在疏勒河、党河流域建筑城堡,招保民户,兴办屯田,农业成为当地 的主要生产活动,畜牧业退居次要地位。

河西屯垦的成功,一度有效地解决了当地驻军和过往军队的粮草问题,促进了河西乃至整个西北边疆的经济进步和社会稳定,也在农业开发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

其中既有移民开荒、水利兴修等方面的正面经验,也有破坏生态环境的惨痛教训。

河西走廊的武威郡和敦煌郡,是汉唐农业最重要的屯垦地。

西汉时武威郡治在今民勤县东北,东汉时把郡治迁徙到今凉州区所在。

尽管是交通道路的变迁,但也不能说与西汉在此屯田后引起沙漠漫延无关。

因为北魏太武帝时,姑臧城(今武威)东西二门外泉水汹涌,在城北会合后“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漠中”,证明沙漠 已经距武威城不远。

从西汉武威郡设立至北魏太武帝年间约54年,从姑臧城到武威郡旧治约90余 公里,北魏时姑臧城北已有沙漠,东汉时武威郡旧治接近沙漠当在情理之中。

唐代时,“凉洲已往,沙啧悠然”,证明沙漠漫延已非常明显。

敦煌一带春秋时称为瓜 州,因生美瓜而得名。

西汉设立敦煌郡后,这里成为重要垦区是很自然的。

十六国时,前凉在此设立沙洲,北周又改敦煌县为鸣沙县,并把效谷县并入鸣沙县,这个变化正是沙漠漫延的证明。

当然引起河西走廊土地沙漠化的原因,主要是对土地的使用不当所致。

据研究: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民族杂居,由于各民族势力的消长和变 迁,农牧业生产曾多次交替。

西汉武帝以前,西晋至唐初约400年,唐安史之乱后至元约600年,先后三次是畜牧业生产占优势。

西汉武帝至西晋约400年、唐初至安史之乱的100年、明清迄今约600年,先后三次又以农业生产为主,且每一次农业发展时期,都有一个繁荣阶段。

经过“草原—农田—草原—农田—土壤退化”这样的循环,土地表面失去植被,在强劲的西北风吹扬下,干旱、风蚀,使沙漠逐渐扩大。

据研究,走廊北部的风沙线每年平均以8—10米的速度南移,致使600多个村镇面临流沙埋压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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