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西部氐羌介绍

秦汉时期西部氐羌介绍  ,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秦汉时,活动于西部的民族主要是氐与羌。文献上氐、羌虽并称,两者关系却较为复杂:或认为氐、羌同源,氐出于羌;或认为氐、羌不同,习俗有异。就文献记载而言,氐、羌二字使用并不严格,此处称氐,彼处呼羌,如白马氐、白马羌,如武都氐、武都羌,等等。从相关记载及五胡来看,氐、羌皆在“五胡”之列,且都曾建立过政权。所以,氐、羌即便同源,却是异流发展,应属不同人群。除“白马氐”外,关于氐人,两汉正史并无专门记载,仅在叙述“西南夷”或羌人历史时被约略提及。白马氐所居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后汉书·南蛮传》)。魏晋以后的一些文献,如《志》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简单提到氐人的习俗:氐人俗能织布,善种田,编发,嫁娶与羌有相似处,等等。> >   关于羌人,自商代以来就不断出现于典籍、甲骨、金文中,《后汉书·西羌传》更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记录其历史的文献,学者因此建构出几乎与中国历史平行等长的羌族史。近二三十年来,学者王明珂以羌族史研究为契机,对我们所“熟知”的“羌族史”提出挑战,不仅有力冲击了既有的民族史书写“典范”,也使我们有机会反思秦汉的边疆民族问题。本节以羌人历史的叙述为主,并提及王明珂的“边缘理论”。> >   通常,历史学界对“民族”的界定,主要基于以下假设:民族是一群有共同血缘、语言与文化特征的人群。以此假设为前提,进行民族史研究:以构成此“民族”人群的内部客观特征,如体质、语言、文化等为研究对象,追溯有相同或相似客观特征的人群在空间、时间上的分布;经由这种溯源,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来源,及它与其他民族的宗裔分合关系,并在如此的时间深度上构成一个民族的历史。这个基本假设及相关研究方法,从理论到实践今天均受到强烈质疑。从当今世界各民族现况来看,共同的体质、语言、文化特征,并非构成一个族群或民族的必要因素。譬如,以语言来说,说羌语的不一定都是羌族,羌族不一定都会(或愿意)说羌语。这种现象或可解释为部分羌族忘了“羌语”。事实是,羌族间并无一个彼此能沟通的“羌语”,操不同方言、土语的羌族沟通困难。> >   在旧有的“民族”定义存在种种问题或限制时,当代社会人类学的族群研究就成为关注对象,也就有了主观认同下的族群与族群边界:“族群”是由它本身组成分子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非包括语言、文化、血统等的“内涵”。主观认同下的族群认同如何产生?对此,又有“根基论者”、“工具论者”之别:前者强调族群认同主要来自根基性的情感联系;后者基本上将族群视为一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以政治、经济资源的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变迁。无论是客观论与主观论,还是根基论与工具论,并非完全对立而无法兼容,事实上各有其便利之处:客观论指出族群可被观察的内涵,主观论描绘族群边界;根基论说明族群内部分子间的联系与传承,工具论强调族群认同的维持与变迁。> >   有人不坚持上述任何一种理论,试图建立起新综合性的理论。王明珂“民族史的边缘研究”及其“边缘理论”即如此。在作者看来,“族群”被视为一个人群主观的认同范畴,而非对一个特定语言、文化与体质特征的综合体。人群的主观认同(族群范围),是界定及维持族群边界来完成,而族群边界是多重的、可变的、可被利用的。在多层次的族群认同中,民族是最一般性的、最大范围的“族群”。这个主观族群或民族范畴的形成,是在特定政治经济环境中,在掌握知识与权力的知识精英之导引及推动下,人们以共同称号、族源历史,并以某些体质、语言、宗教或文化特征,来强调内部的一体性、阶序性,以及对外设定族群边界以排除他人。随着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资源分配、分享关系也随之变化,因此造成个人或整个族群或民族认同变迁。> >   基于这种对民族本质的理解,作者认为,民族史研究的重点自然将由民族内涵转移到民族边缘。在族群关系中,一旦以某种主观范畴界定族群边缘,族群内部的人不用经常强调自己的文化内涵,反而是在族群边缘,族群特征被强调出来,边缘成为观察、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边缘研究在考古学方面,关注的是造成族群边界出现或改变的资源竞争背景的“生态考古学”而非“器物类型学”;在历史文献方面,将文献视为一种“社会记忆”而分析其中所表述“我群”、“他群”分野及其变迁。据此“边缘理论”及研究方法,作者对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扩张展开研究,认为羌人概念的西移是华夏边缘扩张的典型,汉代是华夏族群边缘已移到华夏生存的生态极限,定居与移动、农业与畜牧渐成为区分“我群”、“他群”的重要依据。> >   从商代到汉代羌人概念的西移,是王明珂“边缘研究”的关键。与传统学界观点不同的是,王明珂认为“羌”并非世代住在中国西疆的某一“民族”,亦即并未将“羌”视为一个在历史时空中迁徙的民族实体,而是世代存在华夏心中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羌”作为一种人群称号,最早见于甲骨文中(约前13世纪)。此时的“羌”,是商人对异族的称号而非某人群的自称,活动于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与陕西东部一带。前11世纪,周人崛起于渭水流域,联合西方各部族力量共同克商。在此前后,周人及其盟友逐渐东方化,继承了许多商人的文化传统。西周时并未称任何异族为“羌”,受商、周文化影响较浅的西方诸部族,此时被周人称为“戎”,约在今陕西宝鸡附近及其以西、以北的地方。时,陇山以东的“戎人”多被秦人征服。此时,东方诸国的“华夏认同”逐渐形成,相对于“华夏”的主要是“戎狄”异族。随着秦人的华夏化,他们统治下的“戎狄”也逐渐成为华夏的一部分,华夏的西方族群边缘持续向西漂移。> >   战国晚期,“氐羌”一词出现在当时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如《吕氏春秋》、《荀子》等;或出现在记载一些虚构的、神话式的地理、人群与物产的作品中,如《山海经》等。均指西方传闻中的异族。但是,记载古今人事的历史文献,如《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并没有关于“氐羌”的记载。秦汉时,政治统一带来疆域与族群认同的扩张。在西方,中国的政治控制、中国式农业与文化价值,都向西移至适于开垦种植的地方。同时,由于对西方人群认识愈来愈深,“戎”已不适用于描述所有西方非华夏人群。在此背景下,原来模糊的、神话式的西方异族概念“氐羌”,分裂成两个人群称号“氐”与“羌”,被秦汉时人用来分称陇西一带的两种西方人群。> >   秦及汉初,陇西附近也被称为“羌中”。从西汉初到东汉时期,华夏心目中的西方异族“羌人”与地名“羌中”概念,继续向西漂移。汉初“羌中”约在陇西、临洮附近,也就是在洮河到白龙江之间。由此,与羌有关的异人群与地理概念往三个方向伸展、扩张。在西北一路,武帝时中国势力达到甘肃河西走廊,“羌中”这一地理概念也向西北迁移,指这个新的西部边疆,于是此时在酒泉、张掖间,也就有了“羌谷水”、“羌谷”等地理名称,当地土著也被称作“羌人”,东汉时人们心目中的“羌人”概念更向西北漂移至天山南路。往西的一路,昭宣时(前86~前49),汉人势力更进入河湟(黄河上游与其支流湟水流域),于是“羌”这个地理人群概念又扩及河湟地区,汉代中国积极在湟水河谷驻军、移民,造成河湟土著与汉人之间激烈的冲突,正史中对此处的“羌人”有更多描述与理解,“河湟羌人”成为东汉魏晋时人心目中典型的“羌人”。在西南一路,秦与西汉前期中国人由陇西、临洮往西南发展,于是“刚氐道”、“湔氐道”、“甸氐道”等地名被华夏用来称甘肃南部、四川北部的新边疆,由于“氐羌”关联,这里的部分人群也被称为“羌”。在西汉,除《汉书·地理志》载武都郡有“羌道”外,西南地区并没有被称为“羌”的地域及人群。比如,从《史记》、《汉书》记载可知,当时汉人对西南土著最普遍的称谓是“夷”,称甘肃南部武都、文县与四川松潘一带的人群为“氐”。《后汉书·西羌传》中所说的白马羌、牦牛羌,及蜀郡檄外的大夷种羌、龙桥等羌,都是后来出现的“羌人”概念。汉人在长期接触西南夷后,以“羌”来称呼在此之西他们所知甚少的土著人群。> >   羌人社会结构松散,“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后汉书·西羌传》)羌人所居无常,以畜牧为生,兼营农业;生性刚强勇猛,善于山谷作战,以战死为吉利,以病死为不祥;羌人各部落有其首领,不同层级的首领,有大豪、中豪、小豪等称谓之别。> >   河湟羌人之所以成为汉人心目种“羌”的典型,是因为汉政府与河湟羌数次发生血腥战争,《后汉书·西羌传》之记载又强化了河湟羌的形象。西汉初,羌人臣服于匈奴;武帝时,用兵匈奴,在今甘肃永登县境筑令居塞,并设置河西四郡,以隔绝羌人与匈奴交通。羌人曾与匈奴连兵十余万攻令居塞,围罕(今甘肃临夏);汉遣李息等将领率兵征服羌人,并置护羌校尉统领。护羌校尉负责处理羌人内部的怨隙纠纷,每年按时循行诸羌各部,问其疾苦。部分羌人被迫西迁,离开湟中(今青海西宁附近),前往西海(今青海海晏西北)、盐池(今青海刚察东南)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后汉书·西羌传》)。昭帝时,置金城郡(治今甘肃永靖西北),加强对诸羌的控制。宣帝时,先零羌渡湟水畜牧,汉所置郡县无法禁止。> >   元康三年(前63),先零羌与一些羌族部落结盟,有二百余位羌族首领参加。汉派义渠安国巡行诸羌以分别善恶,安国召先零诸羌首领,斩杀狡黠羌豪,纵兵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安国此举激起羌人的极大怨恨,先前降汉诸羌及“归义羌”等部,也一并起兵“攻城邑,杀长吏”(《汉书·赵充国传》),并于浩(今青海民和县)攻败安国军队。宣帝命赵充国等率兵六万,相机进攻,败先零羌,招抚诸羌,取得胜利;汉置金城属国以接纳归附羌人。元帝时,陇西彡姐羌“反”,冯奉世攻破之,此后数十年间,“四夷宾服,边塞无事”。时,威胁利诱诸羌献地、内属,设置西海郡(郡治今青海海晏);新莽政权覆亡后,羌人重新收复此地。> >   西汉末年以来,羌人大量入居塞内,散布金城等地,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后汉书·西羌传》)。羌人不堪汉政府压迫,不断进行反抗斗争;东汉朝廷屡屡派兵镇压,并把一部分羌人迁徙于陇西、汉阳等郡及三辅地带。这些内迁的羌人,为官吏及豪强役使,怨恨渐积。东汉时,规模较大的羌人反抗斗争有三次。安帝永初元年(107),汉罢西域都护及屯田吏卒,征发金城、陇西等郡羌人,前往接应。羌人害怕远戍不还,行抵酒泉时多有逃散。汉郡县发兵截击,甚至捣毁羌人庐落,羌人或惊走出塞,或是相聚反抗。因羌人归附已久,没有武器,或持竹木以当戈矛,或背负板案以为盾橹,屡败汉军。先零羌别种滇零等部自称“天子”,招集北地、武都、上郡、西河等地羌人,一时俱起,东攻赵、魏,南入益州,进击关中,侵扰三辅,截断陇道。永初五年(111),一部分羌人进至河东、河内,逼近洛阳。东汉沿边诸郡,纷纷将治所内徙,以避羌患。百姓留恋故土,官府遂毁其庄稼、屋舍,强徙居民。被迫迁徙的百姓流离失所,随道死亡,有许多同羌人联合,武装对抗官府。羌人反抗斗争持续10余年方被镇压下去。顺帝永和元年(136)后,凉州、并州和关中的羌人,又相继发动反抗斗争,绵延10余年,耗费80余亿;汉军将领贪残、放纵,不以战事为忧,“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桓帝延熹二年(159),各地羌人又相继进行反抗斗争,东汉政府任用凉州大姓皇甫规、张奂、段等人领兵作战。皇甫规、张奂“招抚”羌人,严惩羌人怨恨的贪虐官吏,羌人先后归服的达20余万人;段与士卒,崇尚武力,严酷诛戮,羌人死者数万人。> >   汉、羌持久战之进行,给双方带来严重危害。对汉政府而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第一次羌人大规模反抗斗争为例,汉政府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后汉书·西羌传》)。饱受战乱的河西地区,生产凋敝,人口锐减。据《汉书·地理志》元始二年(2)与《后汉书·郡国志》永和五年(140)户、口可知:以户数计,北地郡只及西汉的4?8%,金城、陇西只及10%、10?4%,安定、汉阳只及14?3%、45?4%;以口数计,北地郡只及西汉的8?8%,金城、陇西只及12?7%、12?5%,安定、汉阳只及20?3%、49?8%。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 >  长期的战争,内地男丁或被征兵,或是负担转输徭役,“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入”(《后汉书·庞参传》),经济遭受巨大破坏。汉政府虽平定羌人,“而汉祚亦衰焉”。对羌人而言,在遭受汉官军镇压时,还要受本族首领侵扰,或死或亡,牲畜被掳,处境亦艰。此外,在平定羌人过程中,汉政府起用河西(亦即羌人活动之地)人为将领。他们作战勇猛,精于兵略,熟悉地形,洞知羌人情形,因此扭转汉军在对羌作战中的被动局面。他们控制了汉军最精锐部分,在政治上也获得了上升机会;继“凉州三明”崛起的凉州将领,更在东汉末的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陈勇:《凉州三明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陈勇:《董卓进京述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按: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字纪明,均为凉州人,时人谓之“凉州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