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的反间谍与反反间谍

我党的反间谍与反反间谍  ,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杨宏超打入中统,任专职调查员,后来被怀疑为双重间谍,成为延安“抢救运动”的典型案件,轰动边区
按照中央情报部的部署,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也展开进攻性情报工作。
红军时期的保卫局系统只管保卫不搞情报,抗战时期的保安处是保卫和情报两手都做。1936年、1937年的时候,边保刚刚尝试情报工作,还特别强调成分,只信任工农小资产阶级,连商人都不用。派出一两个自己人化装成商人到白区走一趟,始终收获不大。1938年以后开始建立据点,刘子义在绥德利用抗敌后援会活动,叶运高在洛川以抗大的名义掩护工作,还派出两三个情工人员,在农民中发展了几个关系。1939年,又增设赵去非负责的富县据点,李启明负责的绥德据点。边保的情报工作尽管已经从无到有,但还是不敢放手用人,而且处处顾虑,生怕影响同国民党的合作。
1940年底,根据中社部《关于开展敌后情报工作的指示》,边保召开第一次外勤工作会议,提出“大胆放手,积极开辟”的方针,决定在各地区都建立外勤据点。作为边区的情报、保卫机关,保安处的外勤工作具有区域性特点,主要围绕边区边境,对当面之敌展开工作。
延安东北的绥德、米脂据点,针对榆林方向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延安南部的富县、甘泉据点,针对洛川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延安西南的定边、陇东据点,针对西峰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边保各据点的情报干部增至40多人,三边派了葛申,陇东派了陈石奇,关中派了曲及先、边保布鲁带人巡回指导。
各专区的保安分处和县保安科也有情报力量。各情报据点,都注意向敌特机关内部伸展力量,建立内线。
关中地区,边区伸向国统区的突出部,胡宗南担心的“囊形地带”,这里的情报工作格外重要。关中分区的外勤机关对外称专员公署秘书处,曲及先任秘书主任。秦平任外勤组副组长,对外是贸易公司的经理。曲及先亲自掌握西边的几个内线,张仲平住在柳林管东线,陈鉴以赤水县统战部长的名义管淳化一带的派遣工作,杨宗耀以新正县参议会副议长的名义对外。关中地区的人们,不少是家住共产党的边区,职业工作在国统区,这就有利于外勤组发展力量。关中外勤组积极工作,很快就在国民党机关内部建立一批内线。在耀县发展高小校长何振东、胡家弟兄、孟家弟兄,成保长等人;在富平利用哥老会争取非法武装方老五。淳化县的地下党员王万裕利用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秘密建立情报组。旬邑县的地下党员李树桢家在边区,利用小学校长身份,建立情报组。最为突出的是派杨宗耀的侄子杨宏超打入中统,任专职调查员。这个杨宏超后来被怀疑为双重间谍,成为延安“抢救运动”的典型案件,轰动边区。
杨宏超在边区的边界地带小椅子村当小学教员。小椅子村外一华里就是国统区,杨宏超收到国统区寄来的策反信件,不知怎么应对,就寄给叔叔杨宗耀。杨宗耀是关中地区的老党员,曾经掩护习仲勋搞地下工作,知道策反人张占英是个叛徒,与国民党旬邑县党部有关系。杨宗耀向组织上汇报此事,外勤组长曲及先认为是个机会,与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研究,决定将计就计,派杨宏超利用这个机会打入中统。布鲁也亲自与杨宏超谈话,布置他如何取得信任。
按照组织部署,杨宏超向中统汇报假情报,谎称自己发展的特情有新正县委书记李科,这就赢得中统信任,当了专任调工。杨宏超为人沉着,不时带些国民党的情报回来,边保也让他给中统一些边区的假情报。
杨宏超发现,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书记长蒲随昌和蒲又杰都是中统专职特务;还获悉中统对边区的派遣计划、活动对象名单,查知中统在边界地带活动的几个特务,分几次抄回国民党《党网活动细则》。根据杨宏超的情报,秦平整理了一份情报《中统陕室特务一瞥》,受到边保肯定,杨宏超被批准为特别党员。
“周恩来可以安安稳稳地躺在曾家岩五十号的大沙发里,勿须走出大门,就可以兴风作浪,搅得你寝食不安,’
绥德的李启明眼光长远。李启明在绥德发展了鲁南情报组,还与打入国民党部队的毛培春恢复建立了联系。边保侦知,军统西北特侦站在兰州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专门培训派往陕甘宁边区的特务,于是策划打入这个“兰训班”。按照边保部署,李启明要毛培春设法打入“兰训班”。
毛培春到兰州投考,顺利进入兰训班。这个学员比别人多了一重共产党情报训练班的经历,学习当然出色。从这第二个情报训练班毕业后,毛培春加入军统工作,被派到洛川宪兵司令部任特高组组长,兼任耀县特高组组长。身处敌营的毛培春一直锻炼自己的记忆力,硬是纯凭记忆,向边保提供了兰训班学员的全部名单。这批特务刚刚进入边区,就全部被边保掌握,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都积极开展情报工作。
太岳军区司令陈赓本是特科的情报里手,派遣一个情报组打入临汾的日军师团部。陈赓亲自设计,让这个情报组为日军提供假情报。一次,日军从情报组得知八路军驻地,连夜突击,八路军仅能提前一刻转移。陈赓的高招,让自己不受损失,还使日军信任这个情报组。1943年9月,从遥远的日本来到中国的日军战地参观团,到晋南地区参观。陈赓通过临汾情报站得到参观团准确行程,一举将其全歼!
开展对外情报工作,对于年轻的中共情报员来说,当然还要有个学习的过程。但是,这些最初的动作,已经显出虎虎生气。
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与京剧《智取威虎山》中,都有一个“联络图”,图中描绘国民党间谍在共产党解放区埋伏的秘密网络,谁拿到这张图,谁就掌握情报斗争的主动权。不过,尽管这图被渲染得神而又神,读者和观众却都没有真正见到这张图,也许这图本来就是虚构之物?
不承想,国民党中统局长徐恩曾的文章中却真的出现一张“联络图”――中共在重庆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图示。
顾虑到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联盟关系,国民党虽然发动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却不敢完全撕破脸皮。于是,还在陪都重庆给共产党留下一个“八办”。这就给周恩来留下活动空间。徐恩曾将重庆八办的联络图,绘制为同心的三个层次,每层都从中心辐射而出,每层又有几个小圆,各圆之间又有连线….
如此复杂的联络图,还是尽量使用徐恩曾的语言来描述吧:“共产党在重庆担任上层统战工作的核心人物,只有周恩来一个人,他是以中共首席代表的身份留在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贵宾’。”看来,徐恩曾对周恩来在中共统战、情报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相当了解。
徐恩曾这样描绘环绕周恩来的几个核心人物:“还有几个不经常在渝的助手,如秦邦宪、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吴玉章、叶剑英等,这些人都被认为中共的代表人物,可以名正言顺地和各方面保持接触。”这些人,不但具有国民党承认的代表身份,而且同国民党有久远的关系,有的还是国民党的老党员,活动起来当然方便。正像徐恩曾所说:“我们如果把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比作精神的原子爆炸,那末,这就是爆炸的核心。”
徐恩曾又描绘中共精神原子爆炸的辐射情形:“以周恩来为中心的核心组织,所接触的范围不广,但其辐射线却四通八达,当时重庆总能影响政局的几个目标,它都照射到了”,“透过冯玉祥、邵力子去影响国民党上层”,“利用章伯钧、罗隆基去影响其他党派”,“透过郭沫若、田汉去拉拢文化教育界”,“利用渗透在蒋夫人领导的‘战时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中的刘清扬、曹孟君去做妇女工作”,“还有宋庆龄和她的两个秘书,一个是共产党重庆办事处重要干部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也就是国民党先烈廖仲恺的女儿,一个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交际主任王炳南的妻子――王安娜。宋庆龄在重庆主持一个国际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世界反侵略运动委员会中国分会’,一面和外国记者在渝的友邦人士保持接触,一面则和国民党上层联络,他的两个女秘书则专做外国记者在渝友邦人士的联络工作”。“其中特别可以看到,共产党对于美国驻在重庆的机关,所搭的线特别多”。
徐恩曾感叹中共的情报部署周密:“这样一分配,周恩来可以安安稳稳地躺在曾家岩五十号的大沙发里,勿须走出大门,就可以兴风作浪,搅得你寝食不安。”
徐恩曾描绘的这张联络图,虽然不够完全,却也抓住要点。只是,周恩来并没有因为部署周全就躺在沙发上睡大觉。尽管曾家岩的重庆八办被国民党特务重重监视,周恩来却依然频繁进出。中国民主同盟,是国民党、共产党之外中国政坛的第三大党。中间派人士在筹建这个组织之前,就与周恩来多次商讨,民盟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甚至由周恩来出面帮助调解矛盾。
周恩来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民主派频繁交往,又捎话给李济深,希望李济深与何香凝等组织政治团体,促进民主。后来,李济深、何香凝等创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任主席。
周恩来还结交四川地方实力派。他不带随从,深夜潜出曾家岩,和刘文辉在秘密地点见面。朱德还送给云南省主席龙云一个密码本,建立无线电联络。
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的身份是中共首席代表,党内还有一个秘密身份――中共南方局书记。
周恩来在重庆领导着南方各省地下党组织。富于秘密工作经验的周恩来,为新形势下的秘密工作制定一套具体规定: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严格分开。具有公开身份的八办干部,一般不同地下党员发生联系。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一般也不到八办来。还要求地下党员“三勤”、“三化”――“勤业、勤学、勤交友”、“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西南五千地F党员奉命隐蔽,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在重庆税务局谋得差事,掩护地下活动五年,国民党特务连其名字都搞不准。
徐恩曾的回忆文章颇有自知之明:“这些还是可以看得见的辐射线索,还有我们看不到的而事实上一定有的线索。”
这倒是实话。周恩来在重庆八办指导秘密情报人员的活动,哪里能让徐恩曾知道。
谢和赓为白崇禧写讲话稿,周恩来亲自修改。白崇禧对这个讲话稿大为欣赏.从此更加重用谢和赓
围棋高手,有时会下个把闲棋冷子。这个孤立的棋子初看似无作用,待到一定时机,居然能够扭转大局!
周恩来也是个下闲棋冷子的高手。
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胡宗南是蒋介石手卜.最有才干的将领,统率精锐的“天卜.第一军”。
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认为,此人内心爱国,倾向抗日,是个可以争取的人物。他听说胡宗南打算通过战地青年服务团延揽知识青年,就指示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为胡宗南选择一个人,周恩来还设计了具体条件。蒋南翔推荐熊向晖。
熊向晖于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共产党,在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任清华分队负责人,其父是武汉高等法院庭长,正好符合周恩来提出的要求。熊向晖本想到延安学习,却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投入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胸怀政治大志的胡宗南,正需要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年轻助手,先派熊向晖进军校学习,加入黄埔嫡系,又把熊向晖调到身边,担任侍从副官、机要秘书。于是,共产党员熊向晖,就成了国民党大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
年轻学生熊向晖,一夜间变成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情工人员!董必武亲自谈话:不要急于找党,要甘于作闲棋冷子;隐蔽身份,不发展党员,相机推动胡宗南抗日,如果胡宗南反共,要在表面上同他一致,白皮红心;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对人可以略骄,处事绝不可骄。周恩来与董必武共同赠送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董必武的一席话就是熊向晖的情报训练班。熊向晖尽力掌握胡宗南心理,谨慎交友。在老朽的国民党阵营中,胡宗南算得上一位有见识的将领,他需要以开明色彩赢得青年。熊向晖熟悉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还懂得共产党的理论,正合胡宗南所用,两人还一起秘密学习唯物论辩证法!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越来越受信任,负责掌握机要文件,起草作战计划。中情部又围绕熊向晖成立一个由陈忠经任组长、中健参加的三人情报小组。这个小组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中作出杰出情报贡献,被中共情报界誉为“后三杰”,与中央特科的“龙潭三杰”交相辉映。
这是一个极其成功的高级情工案例。周恩来的选人设计,董必武的潜伏策略,熊向晖的应对方法,均可作为标准的情报工作示范课程。
国民党桂系大将白崇禧精于作战,军中艳称“小诸葛”。蒋介石一向排挤桂系,到了抗战用人之际,不得不请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周恩来又在白崇禧身边安插两个人物:中校秘书谢和赓,高级参议刘仲容。
谢和赓于30年代初在北平入党,被中共北方局派回广西老家工作,抗战时期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1938年5月,谢和赓奉命为白崇禧起草在师以上军官训练团的讲话。谢和赓埋头苦写三天三夜,成稿一万四千字,送李克农审阅。交回谢和赓手中的稿件,删去两千多字,还有大量修改。原来,周恩来亲自修改谢和赓的稿子,去掉与共产党政治工作语言相似的部分。白崇禧对于这个讲话稿大为欣赏,从此更加重用谢和赓。
刘仲容早年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国共两党的学员都有良好关系。刘仲容的父亲刘承烈曾任桂系驻天津代表,善于交往的刘仲容也受到桂系重用。李宗仁派刘仲容为代表,到西安、延安联系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刘仲容从李宗仁处转到白崇禧身边,任桂林行营参议。后来,刘仲容一直得到桂系的高度信任,第三次国内战争的关键时期,曾受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委派,作为秘密代表到解放区与中共谈判。
谢和赓是派进去的,刘仲容是拉出来的,这个情工小组搭配得相当高明。
学下闲棋冷子的还有中共的地方情报部门。
中共西北局社会部(边保),安排阎义文投入国民党西北军阀马鸿逵部队。后来,阎又文又寻机转入晋军傅作义部队。阎又文与傅作义是山西万荣同乡,逐步取得信任,升任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按照上级指示,阎又文打入傅作义身边,长期不与组织发生联系。整个抗日战争过去,阎又文这个高级内线一直没有被启用。直到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前夕,中央情报部才重新与阎又文接上关系,于是,有了傅作义痛斥毛泽东的文稿先经周恩来审阅修改;有了傅作义与共产党的谈判代表也是秘密共产党员。
晋冀鲁豫军区和中共西北局社会部,曾先后安排吕出打入国民党通讯部门。在国民党部队中,吕出暗自努力,发展秘密组织,控制胡宗南司令部的通讯电台。第三次国内战争开始,吕出这个情报组立即启用,凡是胡宗南、裴昌会司令部的军事动向和作战命令,电稿脱手之时,也就是延安电台接收之时。这个小组在西北战场发挥了很大作用。
国民党军队有三大实力集团――胡宗南、傅作义、白崇禧。周恩来对这三大集团进行全面的工作部署,派遣情工人员只是其中一环。这种长期埋伏、关键时刻启用的做法,标志中共的情报工作,已经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机智灵活的战术方法。
北平解放特意召开会师大会,让地下党员同根据地党员见面。多少朋友碰面惊叫:“原来你也是党员!”
毛泽东有时也亲自指导。
国民党左派人士华克之,十分痛恨蒋介石背叛革命,秘密策划行刺。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以记者身份掩护的孙风鸣进入会场,蒋介石恰巧不在,孙凤鸣冒死击伤汪精卫。国民党在全国通缉刺客,华克之无处容身,逃到延安。
1937年5月4日,毛泽东亲自接见华克之。共产党不赞成暗杀的做法。毛泽东认为: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制度的。从目前形势看,虚假的中日和平局面业已不能维持,武装抗日是免不了的。蒋介石手里有几百万军队,我们要拉蒋介石一起抗日。华克之表示无处安身,希望进抗大学习。
对于华克之的安排,毛泽东也费踌躇。正在谈判国共合作,如果容留华克之在延安上学,一旦国民党发现要求解送要犯,共产党就很被动。延安不能留,华克之十分着急。毛泽东建议华克之去华南,作为共产党与李济深等人之间的“行人”(联络人)。
华克之到华南后,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从此周旋于日本、蒋介石、汪精卫之间,获取许多重要情报。华克之爱好秘密事业,各方关系众多,每逢关键时刻启用,必见奇效,营救李白就是一例。延安中情部派遣李白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恢复中央与上海地下组织的联络。1942年8月,日本特务机关通过无线电测向抓捕李白,张惟一指示华克之设法营救。华克之的情报关系任庵同汪精卫的大特务周佛海相熟,就说李白是自己的电台。周佛海出面向日本人担保,释放了李白。李白继续坚守这部秘密电台,与延安通话直到上海解放前夕。
中共对于重要情工人员,都由高级首长亲自联系。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杨度,后来倾向革命,就由周恩来亲自介绍入党。中共一直处于艰难困苦的境地,地下党员常常生活难以为继,但是拨出情报经费从不含糊。居住于豪华的花园洋房,暗地里节衣缩食,正是中共秘密党员的一种典型生活方式。保密之严格,更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的生存前提。中共在1928年就作出“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不要说间谍,就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也是秘密活动;不要说白区,就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部队,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也不公开。在地方,党组织隐藏在政府之中,在军队,党组织隐藏在政治部之中。直到第三次国内战争夺取全国政权,党组织和党员才开始公开。北平解放特意召开会师大会,让地下党员同根据地党员见面。多少朋友碰面惊叫:“原来你也是党员!”
间谍,往往只能与领导人单线联系。这就是说,一个间谍将把自己的生理生命和政治生命全部交给一个上级。承担生命重托的人物,必须首先值得间谍尊敬和信任。国民党那边,中统的徐恩曾时常寻花问柳,军统的戴笠更是花天酒地。两人在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更是闹得四海沸腾。而中共这边,情报工作不只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还有足够的个人魅力。
享誉华夏的女作家关露,只凭潘汉年的信誉保证,就肯忍受屈辱到汉奸机关潜伏。
李克农于1957年摔倒,脑震荡溢血,连续昏迷六天。苏醒之后,几乎丧失记忆。休养4年之后,医生同意李克农恢复工作。1961年7月20日李克农提笔写信,向中央建议:“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科)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中央特科在敌人特务机关建立的第一个反间关系鲍君甫,在顾顺章叛变后割断联系,后来当过国民党的江苏反省院副院长,还参加过汪精卫汉奸政权。解放后,鲍君甫生活困窘,摆小摊糊口,镇反时又被逮捕。周恩来、陈赓过问,释放了鲍君甫。李克农又写信给公安部建议特别照顾,鲍君甫得到按月津贴,安度晚年。
潘汉年因错案被捕,死在劳改农场,身后没有留下任何子女。就在没有直系亲属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廖承志等同事为潘汉年呼吁平反,陈云亲自写信:“潘汉年不平反,我死不瞑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性的战略转折关头,共产党帮了苏联,国民党帮了美国
间谍,特别是双重间谍,很容易引起怀疑,甚至是引起己方阵营的怀疑。因此,间谍本人的忠诚,领导对间谍的信任,就十分重要。
当年最为隐秘,现在最为出名的情工人员,当属阎宝航。
1995年,俄罗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授勋。领取大勋章的名单中,居然有三个中国人:阎宝航、阎明诗、李正文。众人瞩目:中国人何以对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如此贡献?
阎宝航是东北辽宁海城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逃进关内,同高崇民、杜重远在北平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5年上书张学良,要求停止“剿共”,联共抗日。西安事变时,阎宝航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加入中共。周恩来亲自批准阎宝航入党,并安排他不要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继续以东北爱国人士的身份,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开展国民党上层工作。李克农在南京八办又见到阎宝航,布置他相机获取重要情报。
阎宝航时常与国民党高层官员往来,在一个偶然机会,听到桂永清说德国要进攻苏联。阎宝航十分吃惊,旁敲侧击了解详情。
原来,蒋介石一向崇拜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连带张学良也崇德。蒋介石不但“围剿”红军要请德军顾问,就是解决中国的抗日问题,也寄望于德国影响日本。因此,国民党与德国军方的关系非常密切。1941年的一天,驻德武官桂永清在柏林与德国军官聊天,谈到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问题难以解决,那个德国军官随口吹牛:中国问题好解决,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就全解决了。桂永清向蒋介石密报这一消息,国民党要员于右任和孙科喜形于色地议论,无意中透露给阎宝航。阎宝航十分重视,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中共中央当即决定,将这个绝密情报向苏共通报。同期,潘汉年在香港也获得德国进攻日期的情报。
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这份情报的价值,够得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顶级战略情报。
从此,斯大林再也不轻视中共的情报工作了。
国民党方面也有精彩战例。
抗战爆发以来,军统电讯处一直监听日本的无线电通讯,在破译密码上有所研究。1941年下半年,军统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日本空军有准备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活动的企图。经蒋介石批准,戴笠示意军统美国站站长肖勃将情报转告美国国防部。可是,这个友好的表示,却引起了美国将军的捧腹大笑,有的还说这是中国人有意挑拨美日关系。国民党驻美武官再次通报情报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在正式场合讲,只能通过私人关系往上捅。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美国人这才想起中国人提前几个月送来的情报。由此,美国情报机・构开始重视中国情报能力,专门派人与军统和二厅联系。1942年春,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委派梅乐斯上校到重庆与戴笠谈判,双方开始进行电讯侦察破译方面的合作。1943年4月,双方签订合同,在重庆成立“中美技术合作所”,中美特工部门开始正式合作。1944年秋,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到重庆与戴笠签订补充合同,1945年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亲临重庆“中美所”视察。
1941年、1942年的时候,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终于被侵略者卷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得以形成。就在这个关键性的战略转折关头,共产党帮了苏联,国民党帮了美国,中国人的情报才能开始得到国际承认。
参加学习的中共党员被
苏方人员告知:“组织决定你
做苏联特务!”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情报工作也就回国际情报界有了联系。
中共是共产国际情报局的一员,中共与共产国际本来也有情报交换关系。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共产国际已经不满足于由中共提交中囝战场情报,而是要在中围各地建立直属自己的情报网。
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培训一些中国籍的情报人员,在远东战场收集日本情报。正好,西路军到达新疆的残部,正在进行现代军事技术的培训,中共就答应从中挑选人才。陈云和邓发从这四百多人中挑选12人,送到苏联培训。后来,这些人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各地的沦陷区,秘密从事情报工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诸多贡献。尽管这些中共党员奉命服从共产国际领导,不与中共组织发生横向关系,但是,出于中国人的爱国之心,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主动与中共情报部门联络,为祖国提供抗日情报。
兰州还有一个“联共情报组”。
为了争取苏联援华抗日,国民党政府允许苏联在中国一些城市建立外交、军事代表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弗拉季米洛夫(孙平)是苏军情报人员,要求中共协助成立“联共情报组”。双方商定,由苏方提供经费、电台,中方选择人员,组长由俞鸣九(肖项平)担任。俞鸣九在兰州市区的益民路(现庆阳路)开设一家“皋记商行”,自任经理,由地下党员秦玉麟任副经理,情报组成员有罗静宜(女)、杜汉三、卢席珍、李勇文、王宏章、冉莘、陈本身、刘兴兰(女)等人。情报组需要能够打入国民党部队的人。伍修权与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商议,推荐邓宝珊部队的一个连长王新潮。
王新潮思想进步,积极抗日,曾经带兵强迫定西县长释放关押的西路军战士,目前正要求到延安学习。伍修权先把王新潮派到西安,进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军官班受训半年,这样,王新潮就算进入国民党军队的嫡系“黄埔军校”。而后,通过关系担任邓宝珊部队的新一军留守参谋。1939年9月,王新潮被吸收加入联共(苏联共产党),正式成为“联共情报组”成员,负责领导代号“烈士”的秘密电台,直接与莫斯科通报。
王新潮在邓宝珊部队人头很熟,到处交朋友,拉关系,搞到许多重要情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军事部署、河西国防工事计划、西北五省军事详图、西安城南军事地图、国民党陆军师以上部队编制表、团以上部队驻地表,国民党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警务处三大特务系统在兰州的分支机构及其活动,都被王新潮搞到。这些情报或是由王新潮交给八办再转给苏方,或是由王新潮的电台发给莫斯科再转给中共。
王新潮继俞鸣九之后担任“联共情报组”组长,一直坚持到第三次国内战争胜利。中方与苏方协商,将兰州“联共情报组”的中方人员移交给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王新潮也成为边保一科科员。后来担任兰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
延安也有苏军情报组,就住在中共中央和中情部驻地枣园,对外用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的名义。创建“联共情报组”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孙平,又被调到延安,担任苏军情报组组长。
孙平为人灵活,重视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共合作得比以前好些。苏方向来不大相信中共的情报质量,总是要求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中情部尽管不大情愿,也有义务协助。1941年3月,苏军情报组在枣园后面的一个小山沟里,开设情报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中共党员被苏方人员告知:“组织决定你做苏联特务!”苏联专家尽管中国话说得流利,刚词却不大讲究。那时“特务”是个贬义词,大多用于批评国民党,中国人哪有自称特务的?
苏联情报训练班的课程是联共党史、情报学、收发报技术、绘图、照相,全由外籍教员授课。三个月之后毕业,全体学员被派往东北搜集日军情报。
从延安到东北,要经过山西、河北,路途有国统区,有敌占区,不得不分散行动。1935年入党的姚伦是东北人,1938年任山西临县县委书记,正在延安马列学院读书时,被调来当“苏联特务”。姚伦的日的地是大连,可是在雁北就卡.住了。幸亏雁北军分区有个关系人,是从大同煤矿逃回来的工人,了解敌占区情况。这个曹兰池沿途吃喝玩乐,不像个工人,后来还拉拢同行的邢相生逃跑到敌占区找工作。姚伦同当地地委书记商议,决定将其逮捕。突击审讯,曹兰池承认是日军派来的奸细,而且与军分区的侦察科长、民运科长有联系。此案继续侦破,牵连到内部十几个人。姚伦等人因此错过去东北的时间,也就返回延安了。
共产国际、苏共、苏军,都曾努力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一批中共党员因此当了一阵“苏联特务”。这种情报合作关系,对于创建不久的中共情报工作,也是一种历练。
还有一些中共情报员也当过“国际间谍”,不过,那不是情报合作,而是情报斗争。打入日本情报机关的中共情报人员,经历的艰险更是惊心动魄。
掌管华南情报局内勤与机要,需要一个可靠管家,潘汉年调来一个神秘人物――“老太爷”
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是个政治欲望很强的人物,始终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运作方面。所幸,两位副部长都是情报专才。李克农坐镇延安,调动全国情报网络。潘汉年深入敌后,开展对日本和汪精卫政权的情报工作。像潘汉年这等层次的情报首脑长期身居一线,在国际情报界恐怕是屈指可数。
香港是个英国管辖之下的自由港,非但商品出入免税,人员进出也免除签证,于是被国际商界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也被国际情报界称为“间谍天堂”。共产党、国民党。苏联、美国各方情报机关都在这里大展身手。
香港也有八办――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也在香港设有办事处,董麟阁负责一个情报点。东北抗联办事处与八路军办事处有合作关系,两家的情报也互相交换。苏联在香港的情报点由中国人朱明负责,成员有金仲华、邵宗汉等。这个情报点与八办的情报点横向合作,定期交换情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也在香港设有情报据点,由胡鄂公负责,与中共虽无情报交换制度,却也来往频繁。胡鄂公曾是中共特科关系,经常主动送情报给潘汉年,还介绍孔祥熙夫人宋蔼玲与潘汉年见面,商谈国共合作。
潘汉年在香港设点结网,关系很多。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统管各系统情报班子。掌管华南情报局内勤与机要,需要一个可靠管家,潘汉年调来一个神秘人物――“老太爷”。在中央特科,陈云外号“先生”,康生外号“老板”,潘汉年不过是“小开”,这位却是“老太爷”。
老太爷本名张惟一,生于1892年,比毛泽东还大一岁。张惟一被称为“老太爷”不止因为年纪较大。此人思维缜密,行动谨慎,是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人物,在特科就主管内勤机要。1935年2月19日上海特科被破坏,国民党特务在张惟一这里搜出金条和苏联护照,高兴得跳起来。张惟一在狱中坚不吐实,直到抗战爆发才被释放。到香港后,张惟一又被委以重任,在身边建立一个小班子,陈曼云负责对外联络,梅黎负责译电,高志昂负责无线电收发报。陈曼云是个着名的电影演员,刚刚嫁给电影导演蔡楚生,交游广阔,活动十分方便。梅黎则是张惟一从半路扣下来的小姑娘。
梅黎出身工人家庭,1938年在上海入党,家中有六个弟弟,生活十分困难,交一个铜板的党费都要受表扬。为了养家,梅黎向组织上提出安排工作的要求,组织上就派梅黎“住机关”。这住机关,就是几个地下党员假冒亲属共同居住,以普通居民身份掩护共产党的地下机关。梅黎住在龚饮冰家,以“女儿”身份,用上海话替湖南口音的“父亲”应付外人。在这个老特科的家里,小梅黎得到亲人般的温暖,更加坚定投入革命大家庭的决心。后来龚饮冰搬家,亲生女儿也来了,梅黎需要另行安排。这时,梅黎就提出要去延安。组织上同意了梅黎的要求,还为她买好了船票。
后来,梅黎又有机会乘船从上海抵达香港,计划而后转往延安。梅黎临时落脚香港八办,可是闲住一个月,还是得不到动身消息。梅黎耐不住,追问行期,那被称为“老太爷”的领导总是笑而不答。梅黎急了,拦住门口,不说清楚就不让走!都是革命同志,梅黎才不承认他是老太爷呢!这个张惟一却和气地给梅黎布置工作,梅黎当然答应,共产党员就得工作。这工作不过是刻蜡版,梅黎的字好,刻得也好。梅黎不知,这也是组织上对自己的考察。不久,组织上就正式通知梅黎留在香港工作。原来,在香港活动需要有较高的素质,潘汉年和张惟一都相中这个大城市来的姑娘,要把梅黎培养成译电员。
30多岁的秦老太带着18岁的梅黎,在香港穷街的一幢木楼四层租了一间房子,以母女关系掩护居住。秦老太是特科同志的遗孀,丈夫牺牲后一直在情报系统工作。梅黎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像个女学生,白天尽量说广东话,晚上就为张惟一抄写字条。后来梅黎才知道,潘汉年与各地的电报都由张惟一译电,而传出的电文又由自己抄写,以免暴露张惟一的笔迹。这个简陋的家庭,经常接待潘汉年、廖承志、张惟一等客人。一帮情报专家高谈阔论国内外大事,梅黎就在一旁钦佩地听着。
不久,梅黎一家又搬到海边的一处楼房。刚刚搬走不到一个月,穷街就失火了,住在楼上的住户都来不及逃脱,活活烧死。搬到新住处,廖承志就不来了。张惟一的工作关系已经从负责统战的廖承志转到负责情报的潘汉年,译电工作也交由梅黎负责。新来的客人是大姑和六姑。大姑就是陈曼云,六姑是个中学校长,父亲是香港着名实业家。这么出色的两个女人,穿着朴素地出入梅黎的寒酸住处,更使梅黎感到革命的魅力。
经由梅黎译出的电报内容相当丰富。既有日本方面的各种资料,也有国际社会的反战动向。
一天,秦妈妈出去买菜,梅黎正在后屋译电,突然有人敲门!梅黎急忙把电报稿放进书桌最底下的抽屉中,然后开门。六个港英警察猛然闯入,不问情由四处搜查。搜查后屋的警察打开上面的抽屉一看,全是整整齐齐的书,又翻开床上的褥子,打开紧闭的箱子……十分紧张的梅黎尽量保持镇静,不看那藏着密电的抽屉。搜查一番毫无所获,警察走了。梅黎立即取下窗台上的报警花盆,烧毁电报稿,从下水道冲走纸灰。以前,梅黎也许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年轻党员,现在,梅黎已经有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
难道敌人发现了情报线索?这幢楼房也是咸水妹(妓女)的集中地,也许警察是来捉娼?不管政治目的还是其他目的,敌人已经注意这个地方。当晚,梅黎一家就转移了。张惟一与这个家庭的关系,也一时断绝。
梅黎与大自己29岁的张惟一长期住机关,开始看张惟一像父亲一样,后来培养出感情,结为夫妻。
潘汉年重回上海的任务非同寻常,对手是日本和汪精卫的情报机关
香港虽然是个获取情报的好地方,但是,这个“孤岛天堂”远离国内政治中心,无法直接深入敌人内部。潘汉年又潜回上海,目标――汪精卫政权。
谈起“冒险家的乐园”、“间谍天堂”,上海的资格怕是比香港还要早些。开埠就有外国租界,上海形成鱼龙混杂的局面。蒋介石在这里发迹,共产党在这里诞生,不远的南京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现在变成汪精卫政权的驻地。
潘汉年自青少年时期就在上海活动,后来又是反帝大同盟的领导人,这个“小开”在上海各界的三教九流都有极广极好的人脉。后来,潘汉年又隐姓埋名,潜伏在上海从事特科工作,堪称神通广大。1933年,潘汉年随同中共中央机关撤到江西苏区。1935年长征途中,又奉命潜回上海联络白区组织与共产国际。从苏联回到陕北苏区不久,潘汉年又在1936年被派到上海与国民党谈判。所以,1939年重回上海的潘汉年,可以说毫不陌生。只是,这次的任务非同寻常,对手是日本和汪精卫的情报机关。
此时的上海,正是日本与汪精卫的最高特工据点。
日本的特工系统相当庞大,内阁、外交部、陆军、海军、宪兵、满洲铁路,各自都建有自己的特工组织。侵占上海之后,日方决意统一领导,提高效率。1939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一个统管华中地区的特务机构“梅机关”,直属日本内阁和陆军部。“梅机关”的首任机关长由影佐祯昭中将担任。就是此人策划汪精卫叛逃,亲自到越南河内把汪精卫接到南京,又出任汪精卫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除了梅机关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岩井英一也领导着一个外务省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
汪精卫政权的“特工总部”也设在上海。原国民党军统特务丁默任主任,中共叛徒李士群任副主任。这个设在极司菲尔路76号的特工总部在上海谈之令人色变,代称“七十六号”。
日军虽然侵占了上海,但还保留着英、法等国的租界。相对独立的上海租界隐藏着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情报组织,活跃着形形色色的间谍,简直是没有硝烟的情报战场!
中共中央情报部在延安详细研究上海情况,认为汪精卫特工总部的负责人李士群是个可以争取的人物。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曾经在上海大学就读,到苏联留学,参加共产党后,在特科的打狗队工作。1932年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科(中统前身)逮捕,自首后任调查科上海区的情报员。李士群此时自首尚属无奈,并未坑害共产党组织。特科负责人潘汉年亲自上门警告,李士群保证继续为党工作。1933年5月,打狗队刺杀上海警察局督察长陈晴,李士群涉嫌被捕。李士群被关押两年,受尽酷刑,虽然自首,也对军统埋下深深的怨恨。上海沦陷前,军统把李士群留下,担任地下特务队队长。李士群早有怨恨,现在更不肯陷入危险,就到香港拜见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又由中村推荐,回卜海投奔日本驻沪领事馆书记官清水董山,开始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1939年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李士群又成为汪精卫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李士群积极扩展实力,七十六号机构膨胀,内设机要处、总务处、情报处、电务处、无线电侦察总台、督察室、审讯室、化验室、专员室、看守所、警卫总队,下设二十多个行动大队,还在沦陷区普遍建立分部,有南京区、杭州区、华南区、江苏区、口警区、武汉区、安徽区、上海区,很快成为汪精卫政权的支柱力量。
李士群是个有奶便是娘的投机人物,先后在共产党、国民党、日本、汪精卫的特务机关工作,哪边都想留条后路。尽管在汪精卫这里贵为江苏省长,却依然与国民党中统保持秘密联系,还试图联络共产党。1939年秋,李士群通过关系向共产党提出,把胡绣枫安排到他那里,作为和中共的联系人。原来,胡绣枫的丈夫李剑华被国民党逮捕时,李士群曾协助营救。后来,李士群被捕,其怀孕的妻子叶吉卿就住在胡绣枫家里,李士群出狱后全家又在胡绣枫家里住了一段。就在李士群夫妇最危难的时候,胡绣枫尽心营救,热情款待,因此被李士群夫妇视为救命恩人。
一个着名女诗人,化身而为女间谍,被文化界斥为“汉奸文人”,关露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胡绣枫夫妇后来加入共产党,胡绣枫此时正在重庆、武昌等地从事国民党上层的工作,一时抽调不出来。潘汉年就想到胡绣枫的姐姐关露。由于妹妹胡绣枫的关系,关露也与李士群相熟。
关露原名胡寿楣,8岁丧父,15岁丧母,姐妹二人只得投靠表舅,投靠外婆和姨母。关露1928年到j二海法科大学读书,不久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1930年2月,2l岁的关露就发表了处女作,从此梦想成为一个作家。在学校,关露联合女同学反对思想封建的女生宿舍指导老师,被校方开除。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关露积极参加上海左联的抗日活动,在淞沪抗战的战场上,关露向士兵们朗诵自己的诗歌《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
关露于 1932年加入共产党,任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宣传部副部长。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接替丁玲任左联党团书记,关露接替丁玲的创作委员会工作。在此期间,关露出版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为电影《十字街头》创作插曲《春大里》,满上海的男女老幼都在哼唱:“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丁玲、关露、张爱玲,并称中国文坛三才女。
上海沦陷后,关露按照组织安排留在租界坚持斗争,撰写自传三部曲第一部《新旧时代》。《上海妇女》半月刊隆重推出这部作品,关露边写,杂志边连载。此时,投靠日本人的李士群正在飞黄腾达,见恩人的姐姐生活困窘,几次提出请关露吃饭,还请关露到自己那里工作,但是都被关露拒绝了。虽然过去关系不错,但现在李士群已经是公开的大汉奸,关露决不会与这种人同流合污!关露在诗中写道:“宁为祖国战斗死,不作民族未亡人。”这个名句使关露被文人称作“民族之妻”。
1939年秋的一个夜晚,关露正在家中修订《新旧时代》的单行本,突然来了一个神秘的客人――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
刘少文递给关露一封叶剑英署名的电报:“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刘少文向关露介绍,叶剑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分管联络工作。小廖就是廖承志,现在香港工作。
关露愉快地接受任务。关露知道,廖承志正在香港从事文化救亡工作,把上海的许多文化人都接到香港去了,关露正想离开这口寇统治的上海呢!
到香港,关露见到左联时期的老领导潘汉年。潘汉年向关露布置:代替胡绣枫打入李士群的76号。
关露迟疑了。李士群虽然与自己妹妹交好,但他现在已经是个闻名全国的大汉奸。前些日子,李士群一会儿找自己做翻译,一会儿请自己吃饭,自己都拒绝了,难道现在上门去求这个汉奸?
潘汉年解释:“现在想派你去他那里,不是要你代表党和他谈话。不!不是的!是利用你们过去的老关系,派你去看看,听听,摸清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把你看到的,听到的,汇报给我们,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做些策反工作。”
关露脑子里面激烈地斗争着,潘汉年和廖承志也期待地等待着回答。
想到抗日大局,想到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关露最后还是答应了。
关露风风光光地进了76号大门。李士群、叶吉卿隆重迎接救命恩人的姐姐,带领关露参观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潘汉年通过关露掌握李士群的真实想法。这些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可以对中国百姓生杀予夺,但对自己的长远前途却是惴惴不安。李士群的对头周佛海已经联系上国民党的军统,与军统势不两立的李士群,急切在联系共产党上争先。
见到当年特科的领导潘汉年,李士群立即表示,自己其实是联汪反蒋,现在更想联共抗日,还主动提供日军清乡情报。
可是关露呢?一个单身女人,化身而为女间谍,关露承受多大的压力!一个着名女诗人,却被义化界斥为“汉奸文人”,关露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上海六三花园,五个顶尖 间谍晤面,表面一团和气,内心剑拔弩张……
潘汉年还将目光投向日本情报机关。
日本在中国的情报工作,工夫下得很足。口本外务省很早就在上海创办一所“同文书院”,专门选调日本青年在中文环境之巾学习中文,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通”。这个学院其实也是一个间谍学校。
毕业于同文学院的岩井英一,就任口本驻上海总领事,经常以左倾面貌出现,结交不少中国进步文人。岩井英一在上海建立一个直属外务省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这里与其他军事情报机关不同,不搞行动,专门搜集中国的战略情报。
岩井公馆的一个情报人员主动来找潘汉年。国际情报界向有双重间谍之说,这个袁殊,却是与敌、伪、顽有多方联系的中共情报人员。
袁殊是左翼文化人,由潘汉年吸收加入特科,按照组织部署利用同乡关系打人国民党特务头子吴醒亚的“干社”,同时又拿岩井的情报津贴,一身三任。后来,袁殊与特科失去联系,转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又由日本关系营救。出狱后,袁殊又找潘汉年联系。抗战爆发,中统、军统都很重视袁殊与日本人的关系,戴笠亲自拉拢袁殊入伙。经过潘汉年同意,袁殊成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1939年,袁殊奉军统之命刺杀李士群,反而被李士群逮捕,又由岩井英一出面营救。
上海地面颇有些路路通的人物,袁殊的身份更是极其复杂。他是汪精卫政权的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长、忠义救国军纵队总指挥、岩井英一系统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又是军统站长,实际上却是一位在为中共情报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
潘汉年大胆决策,通过袁殊与岩井英一联系。岩井英一早想联络中共情报人员,正是求之不得。
两个间谍头子会面了。上海虹口的一家日本咖啡馆里,化名胡越明的潘汉年自称左派人士。日本领事岩井英一彬彬有礼,愿意提供方便。
香港,一家《二十世纪》杂志创刊了。每过半月,这个情报据点的代表陈曼云提供一份情报,每过一月,岩井英一的代表小泉清一提供2000元经费。这样,共产党情报机关编制的假情报源源不断地进入岩井公馆,日本情报机关的经费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共华南情报局。
胡越明这个情报线索也得到日本驻华最高情报机构“梅机关”的重视。影佐祯昭特意宴请胡越明,岩井、袁殊作陪。上海六三花园,五个顶尖间谍晤面,表面一团和气,内心剑拔弩张……
潘汉年频频往来于香港与上海之间,又派刘人寿等人到岩井公馆去工作。刘人寿在敌特机关内部设立秘密电台,以备急需。
通过岩井公馆的关系,潘汉年获取日本外务省的内部情报。日本外务省决定与苏联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东条英机的战略意图是南进与英美交战而不是北进打苏联,都是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
日本情报头子岩井英一千方百计地在中国人中发展情报关系,却不知,自己的身边也有一批日本人在为中国人搞情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租界,中共中央指示隐藏在租界的江苏省委机关转往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撤退工作进行之中,发生省委负责人刘长胜被关卡扣留的事件。为了安全,潘汉年决定启用李士群。
李士群一口应允,交给潘汉年一个密码本,还派胡均鹤具体布置。潘汉年与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夫妇、组织部长王尧山夫妇一行五人,乘坐豪华的二等车厢离开上海。到达镇江,胡均鹤与镇江特工站站长徐毅(徐汉光)早已在车站恭候,随之就是下榻金山饭店,游览金山寺。虽然接待十分周到,客人却相当紧张,王尧山认出那徐毅是中央通报的叛徒!潘汉年告知,这胡均鹤与徐毅都是叛徒,现在正想戴罪立功。晚上,镇江方面非要宴请客人,刘晓等人勉强出席。席间,主客双方都很拘谨,胡均鹤等人不知随同潘汉年的是些什么人物,刘晓等人不知胡均鹤等到底可靠与否,惟有心中清楚的潘汉年谈笑风生。
李士群试图靠拢共产党,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
岩井英一也为胡越明帮了大忙。日军连续攻占中国的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各地的着名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士纷纷避难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郭沫若、茅盾、张友渔、范长江、夏衍、胡绳等人陆续来到精英汇聚的香岛,一时成为中国的战时文化活动中心。1941年12月日军进攻九龙,香港人士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周恩来指示潘汉年、廖承志设法营救,将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转移到南洋或内地。12月25日,日军攻占香港。日本特务立即在香港各影院打出幻灯,邀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日军司令部会面。还点名请茅盾、邹韬奋等人出来“共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元旦,廖承志偷渡到香港,部署营救。
从香港外出有陆路和水路,两种途径都要经由日军控制区,十分危险。为了挽救这批民族精英,潘汉年找岩井英一帮忙。胡越明说是要为岩井转移情报干部,岩井英一答应提供协助。于是,潘汉年和廖承志利用香港日本领事馆的掩护,把何香凝等人安全送到内地,华南情报局人员也分两批撤回。香港大营救历时两百多天,行程十余省,输送八百多人而无一伤亡。这当然主要应该归功于华南局与东江纵队的工作,但是,不该忘记,日本情报机关也有贡献呢!
看到潘汉年如此神通,香港的岩井情报人员小泉清一惊讶地问陈曼云:“听说他是潘汉年,着名的共产党人?”
陈曼云未予回答。
50多年后,小泉访问中国,探访陈曼云。中日友好的气氛中,昔日两方的间谍人员,终于可以敞开心扉交谈了。
间谍战的复杂,一般人难以想象。
日本情报头子岩井英一千方百计地在中国人中发展情报关系,却不知,自己的身边也有一批日本人在为中国人搞情报。
日本外务省创办同文书院的目的,是为日本培养深通中文的间谍,不承想,却培养了一批热爱中国的日本人。同文书院的学生之中,潜藏着一个共青团支部,成立了“日支斗争同盟”,成员有二三十人。这个小组主要在驻华日军中展开工作,反对日本侵华,西里龙夫到上海港的日军军舰上撒传单被捕。
潘汉年到上海后,及时调整上海情报组织,以吴纪光为组长,指导这个日本情报小组深入工作。西里龙夫出狱后任日本《读卖新闻》驻上海记者,自由出入日本官方机构,后来又任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报道部长,还发展汪精卫身边的汪锦元为中共党员。汪锦元后任汪精卫公馆的秘书和外交专员,得以拿到汪精卫政权与土肥原“日本兴亚院”的高级绝密情报。中西功在满洲铁路任职,白井行幸在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任职,手岛博俊联系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室。这些日本情报人员搞到日本御前会议记录、大本营扫荡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及时报到延安。
日共领袖佐野学从苏联回国,路经上海时被捕叛变,日本共产党遭受严重破坏,中共在日本的联络点也被破获,日共与中共的联系被切断。在延安的曰共领袖冈野进(野坂参三)给国内写信联系,国内组织也派人到上海,通过手岛博俊找中共联系。冈野进的秘信转到香港潘汉年处,潘汉年又派人送到上海的关露手里,由关露趁去日本开会的机会,交给与日共有联系的大学教授秋田,再由秋田转交日共。跨越两国的秘密联系,就这样恢复了。
1940年9月,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这个军事同盟的战略计划如何,就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关注的焦点。1941年初,日本内部开展南进还是北进的大争论。中共中央极其重视日本这一战略动向。如果日本北进攻苏,将给在中国北方抗日的中共带来极大被动。如果日本南进袭美,将促使美国抗日,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转机。中共中央两次急电潘汉年,询问日本动向。
5月、6月期间,日本的争沦得出结论:先南后北。军部开始进行南进准备。正在日本的佐尔格、尾崎秀实及时获知口本决策,同时获知德国决心进攻苏联。莫斯科得到这个重要情报,立即将东线防御日本进攻的兵力调往西线,防御德军进攻。10月,日本特务机关逮捕尾崎秀实和佐尔格。
隐藏极深的日本情报小组,面临被全部侦破的危险。就是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中西功仍然坚持工作,11月从满铁绝密通报中看到,日本将于月底结束同美国的谈判,发动南进战事。接获情报的吴纪光分析,日本将在12月8口向美国发动攻击,经过潘汉年同意,吴纪光将这个情报转给军统上海站。潜藏在这里的一个地下共产党员“21号”又将其转报军统总部,戴笠再转报……于是,这个准确预报日本袭击珍珠港时间的战略情报,就由中共情报组织通过国民党情报组织,转给美围情报组织!
这件旷世奇功,中共方而一直深深隐藏。世问所知,只是军统如何获得日本奇袭珍珠港情报,转报美国……
1942年6月,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人被捕,“中共谍报团”案爆发。白井行幸等人为反法西斯战争献出生命,西里龙夫被判处死刑未及执行,日本投降后得以释放。同文书院共青团支部书记安斋库治,战后成为口共领袖。
中共华北联络局在天津活动,在口军本问师团发展一个翻译。台儿庄战役前,这个翻译搞剑本问师团进攻台儿庄的作战计划,华北联络局负责人谢甫生立即将情报转送李宗仁在天津的情报员。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李宗仁专门发电感谢这份情报,还寄发百元奖金。电影《血战台儿庄》中,这个事情成为中共支持国民党抗战的一个例证。
中共对日情报工作成效卓着,及时获取日本的战略动向,深入掌握日本与国民党关系,这对中共中央及时开展斗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军统与七十六号势不两 立,相互刺杀,1939年一年就 杀了40多人,把个上海滩杀得 风声鹤唳 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大展身手的舞台。国民党在这个时期的情报工作,却走入困境。抗战兴起,惯于反共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时不好对共产党动手。对日斗争习惯于利用政权力量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还适应不来地下状态。国民党上海区党部、江苏省党部、三青团上海分团部都被李士群连锅端了。
戴笠的军统属于军事情报部门,必须在对日作战上取得成绩。杀人起家的戴笠没有多少战略眼光,急于用杀人博得轰动效应。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逃越南,公开声明与日本合作。戴笠就命令军统特务在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汪精卫非但没死,还到南京另行组建一个国民党中央和―个国民政府。
戴笠又要在上海滩干些名堂。那是日本人的地盘,抓瞎的戴笠还得找袁殊这样的人物才能立足。戴笠本想借助袁殊杀掉李士群,一举摧毁汪精卫的特务机关。可是,李士群却棋高一着,率先逮捕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_王天木带头叛变,导致军统上海组织被连锅端。军统行动高手詹森当街刺杀投敌的上海青帮头子季云卿。这季云卿正是李士群的恩师,李士群派人绑架詹森,审讯后枪决。亲信被杀激怒戴笠,义派人刺杀七十六号人马。李士群过去被军统拷打早已结怨,又下令军统被捕人员不投降就枪毙。军统与七十六号势不两立,相互刺杀,1939年一年就杀了40多人,把个上海滩杀得风声鹤唳。
与此同时,潘汉年却兵不血刃,派人打入日本特务机关与军统上海站,暗中获取大量重要情报。
一个停留于行动阶段,一个进入情报层次,国共两党情报斗争的水平,高下可见。
尽管国共双方都有情报、保卫机关,但是,“特务”的臭名声却是都在国民党一方。全民抗战,共产党有了合法地位,有权谴责政府对人民采取特务手段,有权谴责国民党对友党采用特务手段。饱受特务欺凌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当然同声响应。蒋介石一人控制的中统、军统声名狼藉,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是怨声载道。举国上下,批评国民党“全国党化”;国民党党内,批评蒋介石“以特务治党”。一时间,“特务”一词臭不可闻。
中统局长徐恩曾叹道:“共产党对于特务的攻击,就是这样。天天如此,月月如此,穷年累月,永不倦怠地宣传卜.去,一般人的心理上便在不知不觉中受其感染了。于是我所呼吸到的空气逐渐变得有些异样了,起先只是共产党员单独在骂我们,别人没有搭腔,后来社会人士对我们也投以憎恨的眼光,甚至自己阵营的同志也不相信我们。我是感到孤立了,我的同伴们,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是一件‘不名誉’的上作……这一时期,是我的工作最感苦闷的时期,反过来说,当然是敌人最感称心如意的时期了。”
面对共产党的统战攻势,国民党一时处于被动。徐恩曾有个概略叙述:“国共酝酿妥协,我的业务逐渐停顿下来,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日本侵华战事发生,国共再度实行携手,我便完全放弃了对共产党战斗的任务,而转移到配合对日作战方面。不过,这一改变,为期甚暂,不久之后,随着国共纠纷逐渐增加,又重新挑起这副担子。只是那时的形势已变,此后的对共战斗,无论就形式、内容或其结果来说,都不如前一阶段了。”
中统很快就找到打击共产党的新办法,徐恩曾的得意之作始于江西。
1941年冬,江西省会南昌被日军占领,南昌以南的吉安等地仍由国民党控制。国民党特务发现来往旅客中有两个年轻妇女,既不像商人也不像百姓,经叛徒指认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人员。于是,夜间在客店对二人进行突击。中统特工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凡是共产党人必须拥护政府,你们这样的秘密活动违法。”这种说词,使得这两个妇女感到茫然,就同意了。顺藤摸瓜,中统捕获中共赣西南特委17人,而且没有惊动任何人。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国民党尚未发现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徐恩曾十分重视这个线索,立即派中统大特务徐锡根到吉安就地指挥。徐锡根是中共叛徒,当过中央常委,又在特科工作过,十分了解中共秘密工作情况。徐锡根先说服特委宣传部长老杨合作,又诱捕特委组织部长李照贤。李照贤也答应合作,还交出秘密文件,提供赣西南特委和江西省委的地址。
进入省委所在地洋溪山,必须由一个老交通“老铁拐”带路。这是一个1925年的老党员,革命意志十分坚定。中统利用他疼爱幼子的心理,说服合作。三擒三纵,老铁拐仍心向共产党,中统又让三人签字宣誓,合影存照。老铁拐不得不带李照贤上山,路上还建议向组织坦白。还是李照贤说服老铁拐,不如为国民党工作。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也使一些坚定的共产党员产生动摇。
1942年1月,李照贤诱骗省委负责人谢育才、骆其鼎下山探望妻子,中统立即对二人实施突击。面对临产的妻子,谢育才勉强具结文书,骆其鼎表示可以带路去南方局。中统决心利用这个关系进入南方局,可是骆其鼎夫妇却乘夜逃脱。
中统估计骆其鼎不敢刚省委报告,就继续设计,利用老铁拐将省委机关40多人分批诱骗下山,而由中统谎称统战关系予以接待。山上的省委秘密电台,报务员是一对夫妇,因为生孩子不得不下山,被就势安排到特务机关居住。中统派了一个女特务,无微不至地关心产妇,积累感情,待到一定时间之后才公开突击。依照这个巧妙方法,中统对落入网中的地下共产党员逐个招安,将中共赣西南特委连锅端。特委书记黄路平叛变之后还帮助中统设计,控制特委下面的各县组织。
中共江西省委设在人迹稀少山路崎岖的洋溪山中,沿途设有秘密报警的机关。劈开大毛竹,用筷子撑住,连接筷子的绳子又拦在路上。外人经过绊到绳子就会拉掉筷子,毛竹合并就会发出响声,一竹带动一路,响声就会逐步传到省委驻地。这样严密的防卫措施,却防不了叛徒。中统精心策划,由叛徒出面说服,逐步争取省委负责人和警卫人员叛变,就连延安派来的报务人员和译电员也投降了。
1942年间,中共江西省委所属的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都被破坏,两千多党员被捕,两千多农村党员被管训。而远在广东的中共上级机关“南委”却毫不知情!
方方立即电报重庆南方局,周恩来见刭电报脸色尉变,连说糟糕
中统又设计向上发展,企图进而破坏中共在南方的所有组织,直至渗入延安中央。中统控制的江西省委电台灾然呼叫南委电台,谎称电台刚刚修复,还要延安电台的呼号和波长。南委是中共南方局下属机构,负责领导东南、华南地区。南委虽然没有察觉江西省委被破坏,但对于江西电台中断联系三四个月有所警惕。接到江西电台呼叫后,南委书记方方派组织部长郭潜去江西检查,并给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发出明文隐语的联络信件。
中统得到这封联络信件之后,决心诱捕郭潜,并向谢育才询问南委驻地。谢育才见南委危急,扔下婴儿跳窗逃走。中统见不能再采取长期渗透的做法,立即派人抢在谢育才之前行动。
5月26日,方方得知谢育才报来的情况,发报给郭潜。郭潜未及译电就被捕,当晚叛变,第二天带领特务抓捕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人。
方方立即电报重庆南方局。
周恩来见到电报脸色剧变,连说糟糕。他沉思片刻,立即布置童小鹏给南委发报,要正在南委驻地曲江的廖承志即到重庆,或是住到母亲何香凝处。
南委没能联系到廖承志,5月30日,廖承志被捕,6月6日,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和粤北省委重要干部20多人被捕,县级干部40多人被捕。
6月8日,周恩来得知廖承志被捕,立即布置南委负责同志分散隐蔽,断绝公开关系。可是,南委电台已被叛徒出卖,没能收到重庆呼叫。
南委的重要干部被捕,南方局与南委的无线电联络又断绝,周恩来心急如焚。
中统又派出十几个秘密武装人员,到南委秘密机关东江大埔抓捕南委书记方方。这里是老根据地,群众发现特务立即鸣锣报警,上千群众涌来包围特务,掩护方方等人逃脱。
心力交瘁的周恩来小肠疝气复发,6月下旬入院动手术。毛泽东从延安来电,要求周恩来静养。周恩来在医院还不停打听南委消息,临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命令一律不准向周恩来谈工作。7月IO日周恩来的父亲因病逝世,董必武与邓颖超研究之后,暂时瞒着周恩来。7月13日,周恩来出院,得知父亲已去世三日,痛哭不已。哀痛之中的周恩来立即布置南委: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统区党组织一律暂停活动,等待中央决定。
破获中共在南方三省江西、广东、广西的地下组织,徐恩曾十分得意:“这是我和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战斗中的惟一胜利。也是我的全部战斗纪录中经过时间最长,技术上最为成功的胜利。”
周恩来惨淡经营,1942年底重新组织广东临时省委,1944年恢复各地组织活动。日军打通粤汉线时,中共在南方的地下组织又发动群众抗击,发挥重大作用。
在沦陷区游刃有余的潘汉年,也有失手。
1943年1月,潘汉年护送刘晓等人进入新四军驻地,不久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这样,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又兼任华南局、华中局情报部长。这时,日军又有扫荡迹象,而李士群留下的密码本没有发挥作用。于是,潘汉年重回上海,找李士群要情报。
到了上海,胡均鹤说李士群在苏州,到了苏州,又说李士群在南京,潘汉年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跟胡均鹤去了南京。到了南京,李士群不在,他手下的特务倒是热情迎接,大摆宴席,大排麻将,有意将潘汉年的秘密行动公开化。第二天,李士群与潘汉年见面,急切地说:“日本人现在重视重庆的关系,想依靠重庆来搞和平运动,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打算搞议会运动,想和你谈谈。”
潘汉年顿时明白,自己上了李士群的当。
李士群与周佛海两人,一直在汪精卫面前争功邀宠,周佛海暗通国民党军统,原属中统的李士群就联络共产党。面临日本人诱降重庆蒋介石的局面,汪精卫正在担心自己的地位。李士群在此时引见中共代表,其实是为了汪精卫的需要。
回到上海,李士群又邀请潘汉年与日本军官都甲大佐见面。这个都甲大佐是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七十六号的顾问。他客气地向潘汉年介绍清乡的目的,希望新四军不要破坏津浦路南段的铁路交通。
看来,日军已经承认新四军不可“剿灭”的现实,准备放弃农村只保城市和交通了。
李士群又邀潘汉年见面。这时潘汉年已经感到,此人并非真心投靠,而是想利用共产党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把李士群应付过去。
这年夏天,李士群在内部斗争中失势,被日本人毒死。潘汉年经营四年的这条情报线索,随之中断。
潘汉年当时没有想到,这次与汪精卫的会面,会产生那样大的后果。
回到淮南根据地,潘汉年本想向领导汇报这次会面,可是,饶漱石正在发动整风,连新四军军长陈毅都整。潘汉年若是在此时汇报这次未经事先请示的会面,后果难料。潘汉年犹豫了。国民党不知是否得到什么消息,在报纸上鼓噪,共产党派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勾结汉奸。延安方面没有收到潘汉年有关报告,立即辟谣。
后来,潘汉年到延安开会见到毛泽东,正想说出此事,毛泽东主动说:“中央信任你!”潘汉年一犹豫,错过机会。一直到建国后,扬帆案件牵扯胡均鹤被捕,潘汉年才向陈毅汇报自己当年与汪精卫的见面。毛泽东得知此事大为震惊,当即批示:“此人从此不可重用。”以后,就发生潘汉年后半生入狱的悲剧。
情报工作,常常是单线联系,一旦上级出了问题,旁人很难提供证明。潘汉年受到怀疑,连累本系统大批秘密情报人员。华克之、袁殊、关露等人都被捕了。直到1982年,这批人才得以同潘汉年一起平反昭雪。
以往,人们知道,毛泽东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献出生命。其实,若是算上远亲,毛家死的还要多些。毛泽东的家族还为情报工作做出了牺牲。
1938年,毛泽东的侄子毛远耀和表侄王德恒从白区到延安,同在抗大三期二大队九队学习。同学中,强万夫在山西牺盟会入党,算抗战以前的老党员,帮助毛远耀恢复了组织关系,又介绍王仲方、艾叶、铁军入党。强万夫还陪王德恒去凤凰山见毛泽东。
抗大毕业后,毛远耀分配到八路军印刷所任所长。王德恒年纪较大,当过记者,写过书,抗大毕业后被派往囡统区工作。国民党特务发现王德恒是毛泽东的亲戚,趁其乘坐江轮的时候,将其打死在江水中。王德恒牺牲的时候,女儿王海容还没有出生。
出行南方之前,华克之向毛泽东表态:从此隐姓埋名,宁可烂入泥沙!建国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牵连被捕,出狱后身居陋室,没有等到彻底平反就去世了。人们发现,遗物只有一张恋人的照片。关露与王炳南相恋多年,抗战胜利后得以相聚。但是,王炳南从事外交工作,从大局出发中止与关露的恋爱。于是,关露的后半生在孤独中度过。
这就是不少情工人员的悲剧命运。
军统特务沈之岳,声称自己曾经潜入延安,做过毛泽东 的秘书。究竟是真是假?
黄河天堑和潼关天险阻挡日军进入陕西,延安始终处于后方,尽管日本特务机关力图渗入延安,但还是难以实现。对延安威胁最大的间谍活动,实际来自国民党。
中共于1936年底进入延安。1937年5月,蒋介石派遣中将高参涂思宗率团访问延安,军队系统的特工科长杨蔚混入活动。1937年冬天,徐恩曾派人到延安“作了一次探险旅行”,了解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新策略。这个间谍从延安搞到一本题名《党的策略路线》的书,据说是张浩在“抗日大学”讲课的教材。还有一个军统特务沈之岳,声称自己曾经潜入延安,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到各个国民党特务机关介绍间谍经验,风光一时。国民党撤到台湾之后,此人高升“内政部调查局”副局长,也许与这段秘书经历有关。
国民党特务当了毛泽东的秘书?这可是极其重要的大间谍!可是,作者向当时中共中央警卫工作的负责人汪东兴、刘坚夫等人打听,他们都肯定地回答:毛泽东没有用过沈之岳这个秘书。又询问曾经长期负责反间谍工作的凌云,才打听清楚。原来,这沈之岳确实曾经进入延安,1937年8月在抗大二期学习,而且混入共产党组织。后来看到延安政审严格,此人就悄悄溜了。什么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那是吹牛!
无论自称的间谍成绩有多大水分,中统、军统做延安工作还是十分出力。
围绕陕甘宁边区,中统原有山西、陕西、宁夏等省级区室,又建立洛川、榆林、彬县、西峰等引区级区室。延安、甘泉、富县等地的邮电局中都有中统特工,中统特务梅某还担任延安电报局局长。
西安事变爆发,军统西北区一度垮台,很快又恢复。1941年,军统进行针对延安的组织大调整。
如何派遣特工潜入边区,中统、军统都想了不少点子。在边境地区拉拢人员建立秘密组织,在行商、小贩中发展关系混入延安,还专门训练谍报人员打入中共组织,但是,这些手段都收效不大。
对共谍报,国民党以往的成功大多来自中共的叛徒。因此,中统特别重视采用“突击”政策。所谓“突击”,就是对中共成员进行秘密逮捕,强制说服,拉拢其为内线,而后秘密释放。突击活动先后有“内线突击”、“自首政策”、“一和二运动”。1940年,中统又下文在全国各省室开展“高级特情突击竞赛”,要求以中共分局、省委、区委、地委、县委各级与后方留守机关的高级负责人为对象,定10-12个月为突击期,由各省室主任及实验区长亲自主持,每单位完成1-2人为合格。
国共两党在抗战中成了公开的“友党”,两党之间的暗中特务活动本应自然消亡,但是,公开归公开,暗地里却是另一番图景。
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归纳敌情:“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要打明的仗,还要打暗的仗。暗的仗因为是暗,许多人不大注意;正因为是暗,打的胜负常常比几师人几军人胜负的结果还要大,打的战略战术也常常比明仗还要复杂深奥。这就是反敌探奸细反共特务的斗争,叫做锄奸保卫工作。”
在共产党的词典中,“明仗”是“军事斗争”,“暗仗”是“隐蔽斗争”。
边区政府报告指出:“暗的敌人”来自两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反共分子的特务。
如果说中共对于日本的谍报机关还了解不够的话,国特机关则是老对手了。
作为边区的反间谍机关,边保对于国民党特务的估计相当充分,连续下发指导锄奸工作的文件。面对日益加重的反间谍任务,边保重视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建立自己的监听电台,配备技术人员和密码破译人员,还创办情报刊物《书报简讯》,定期向中央机关和其他部门通报敌特情况。
针对国民党在边区周围的情报据点,边保也设立自己的情报据点。面对南、西、北、东四个方向的国民党谍报力量,边保于1941年增设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四个分处。
边区的锄奸工作还注意将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结合进行。将原来是政府机关的“锄奸委员会”改为群众团体,由乡参议会在公民中选定七人组成,乡长、锄奸主任、自卫军连长为当然委员,负责动员群众进行公开的锄奸工作。
日本特务机关培训了一个中国间谍王玉田,作为巡回教师混入根据地,在晋西北被逮捕,送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将这个巡回教师变成巡回反面教员,向各地介绍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特点。通过破获日本特务,中社部还掌握了日本人与阎锡山秘密谈判的情况,中共中央适时进行公开揭露,制止国民党方面的投降企图。
建立间谍,打进去难,拉
出来容易。但是共产党为什么
却只能“打进去”呢?
延安有所日本公民学校,各根据地抓到的日本俘虏集中到这里,由日共领导人冈野进(即后来的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参三)教育培训。这里的日本学员很多都转变思想,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还组成“日本反帝大同盟”,向日本人和国外宣传抗日思想,策反侵华日军。因此,这个学校也就成为日本特务机关的渗入破坏对象。
有个日本兵学员被借调到边区高等法院协助工作,同时监管改造。说是监管,其实相当自由,这个日本人满延安晃荡,抗大上课去旁听,部队训练去观看,延安召开群众大会还上台发言,显得相当进步。后来因为受怀疑而被捕,两个战士押送,一人放下枪去大便,这个日本人便抢枪打死两个押送战士,用指南针引导向黄河方向逃跑。边区各地都有锄奸组织,这个日本人混不过关卡,就强迫农民做饭,却被农民悄悄报告锄奸部门。就在这个日本特务用裤子装满馒头,扛在脖子上赶路的时候,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的一个班及时赶到,将其击毙。
陕甘宁边区的锄奸工作既声势浩大,又组织严密,明里暗里织就天罗地网。无论是日本特务还是国民党特务,都将派往边区视为畏途。沈之岳等人进来不久,看到前程危险,就自己开溜了。
建立间谍,一般有两种方式:打进去,拉出来。
打进去――派遣自己的秘密情报员潜入敌特机关充当内线。
拉出来――争取敌特机关的人员为我服务充当内线。
间谍工作的实践证明:“打进去”比“拉出来”要难得多。任何一方的情报、保卫机关都十分重视入口,新人加入一律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入口之后,还有重兵把守的通道。混过政审加入组织的间谍,要想调到能够掌握情报的岗位,还要经过多道筛选。因此,派遣间谍建立内线,往往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难以适时收到效果。
选择敌特机关之中关键岗位的人员,加以诱导,使其为我服务,则是立竿见影的事情。国民党早已在使用中共叛徒上尝到甜头,因此特别注重对中共采用“拉出来”方针。抗战初期,国民党拉出去中共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拉出去红军高级干部徐梦秋,拉出去不少共产党干部。国民党毕竟掌握全国政权,施展“拉出去”的方略相对便利。
边保的富平外勤据点,位于“囊形地带”关中分区的南端,正是对西安斗争的最前线。1941年年底的一天,关中剧团的团长何志德急匆匆来到设在交道镇的外勤据点报告:自己的族兄何某叛变,拉拢自己投敌!
接待何志德的边保外勤干部秦平大吃一惊――这何某可是个着名的进步人士!西安事变前后,何某是“西北青年救国会”的领袖人物,遭受国民党的迫害,位列闻名遐迩的“西北五青年”之一。此人怎能叛变呢?
秦平原名强万夫,山西介休人,1936年参加牺盟会,1937年到山西决死队从军,10月由钟赤兵介绍到延安找周兴。起初在抗大锄奸部,1938年2月调到边保一科(情报科),后来到陇东做外勤工作。1941年2月,刚从陇东调回延安的强万夫,又被布鲁派到边保的富平外勤据点,公开身份是警备司令部的联络科长。同事张季平说:“你强万夫这个名字敌人知晓,给你改个名,我叫季平,高鹏飞叫富平,你就叫秦平吧!”于是,强万夫就变成秦平了。
何志德向秦平详叙经过。富平一带是国统区与边区的交界之地,何志德在边区剧团工作,族兄何某就在五里外的国统区淳化县通润镇税务局工作。前些日子,何某托人捎话,说是有要事相商,要找何志德面谈。路又不远,何志德没有请示组织就当晚上路,从小路绕过国民党的检查站,顺利到达通润镇,见到何某就发现不对头。何某明确要求何志德秘密自首,在边区充当中统的内线!何志德不答应,何某就拉下脸子威胁。磨到半夜,何志德假装解手,披着何某的棉大衣,连夜跑回边区。
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与富平外勤组长曲及先研究决定:诱捕何某。
何志德假装同意何某的要求,托人捎话过去,约到边境的一个小村见面。何某一来就被秘密逮捕,押到地委驻地马栏镇。突击审讯发现,何某被国民党逮捕之后自首叛变,加入了中统特务组织。考虑到何某过去的革命经历,边保外勤组打算将其逆用,派回中统充当内线。
何某没有等到释放就冒险逃亡。这天清晨,乘警卫战士疏忽之机,何某突然窜出禁闭室,战士猛追,可那何某跑得比兔子还快,眼看就要翻过杨家山。警卫队长王天民是个神枪手,操枪瞄准。秦平大喊:“王天民!不要打死,往地下打!”王天民朝何某脚下开枪,打起的石头击中何某的脚面,何某当即倒地,被追去的战士捕获。
周恩来创立特科的时候,特别注意运用“拉出来”的策略,曾经从国民党中拉出鲍君甫,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接连执掌中央的左倾领导却满眼都是死敌,在党内搞“残酷斗争”,对中间派要“无情打击”,至于敌人营垒嘛,更是“铁板一块”。连自己人都要推出去,根本谈不上“拉出来”。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秘密工作方面也纠正了过去的左倾政策。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过来。”
中共的“拉出来”不只是搞情报,还包括搞统战,搞外 交,广交朋友
在军事上擅长积极防御的中共,在情报战中也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对付国民党的“拉”,共产党最好的防御也是“拉”,以“拉出来”对“拉出去”。虽然没有掌握全国政权,却引领着全国的进步思潮,这就是共产党能够“拉出来”的独有优势。
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
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军统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自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后来,张蔚林又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工作。在后方,张蔚林又亲眼看到国民党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无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军统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
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还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接待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系统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共产党员。
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负责监听重庆地区的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这两个从军统之中拉出来的内线力量,组成潜伏在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
由谁联络呢?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手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女情工人员,中央组织部刚从延安派来的黎琳。
黎琳原名余硕卿,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结识中共四川省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女儿车崇英。车崇英介绍余硕卿等进步同学加入“民先队”,在成都宣传抗日。在车耀先的支持下,余硕卿等十个同学又秘密前往延安。在陕北抗大读书的余硕卿改名黎琳,成为延安的一个活跃人物。每当集会,黎琳都指挥大家拉歌,保留节目是《拿起刀枪干一场》,以至于赢得“干一场”的外号。抗大毕业后,黎琳又参加军委的无线电训练班。考虑到黎琳的姐夫是川军师长,中央组织部将她派回四川,准备做川军上层的统战工作。
黎琳到曾家岩八办报到时,叶剑英正在物色人选联络军统的电讯小组,于是,黎琳又改名张露萍,成了张蔚林的妹妹。
张露萍在军统中又发展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人,建立了军统之中的共产党支部,年方二十的张露萍任支部书记。
这个秘密支部很快拿到军统所有电台的呼号、波长,这就使得军统的秘密电波无处匿藏,都暴露于中共侦听之下。通过赵力耕、杨洗这两个报务员,张露萍可以拿到军统总台收发的电报稿,就和冯传庆、张蔚林一起琢磨破译。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情报小组携带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这个情报提前发到延安,军统的情报小组刚刚进入边区,就被守候的边保人员捕获。这个案例被共产党公布,作为国民党对友党进行谍报活动的证据,搞得戴笠相当被动。
共产党最会利用这个国民党的“死穴”。凡有国民党高级官员路过延安,毛泽东大多亲自交往。1938年5月,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去西安公干,回驻地榆林路过延安,不住边区政府的交际处,却在骡马大店落脚。在延安全城布有眼线的公安局得知情况迅速上报。
毛泽东十分重视邓宝珊的到来,立即指示交际处长金城热情招待,自己上门看望。邓宝珊与毛泽东交谈甚欢,第二天又应邀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参观,竟至盘桓一周,成为共产党的好朋友。邓宝珊原是西北军将领,被蒋介石从甘肃排挤到榆林。这个扼守延安东北通路的国民党上将,从不参加反共军事行动,缓解了陕甘宁边区北面的压力,还把女儿送到延安抗大学习。
抗战期间的中国政坛趋向民主,各方高手得以登台较量。蒋介石惯于运用特工手段,惹得中外舆论纷纷谴责。毛泽东、周恩来则眼界宽广,中共的“拉出来”不只是搞情报,还包括搞统战,搞外交,广交朋友。
最危险的“美帝国主义”,也来到延安了。
1943年7月,美军观察组飞抵延安。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苏联和美同变成盟友,中共也与美国合作抗日。美军在延安观察组可不简单,领队包瑞德上校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参谋部的情报官员,中国通谢伟思、戴维斯是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上威上将的政治顾问,如果说这个观察组的成员都是特务,并不过分。
中共中央为了接待这个美军观察组,特意成立一个外事组,中央办公厅的杨尚昆任组长,中社部的王世英和交际处长金城任副组长。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当天,毛泽东亲自宴请交谈,八路军作战室敞开参观,交际处架好无线电天线,联防司令部腾出最好的石头窑洞,这种态度,这种效率,顿时使得美军观察组感到延安的善意。国民党倒是号称与美军友好,可美军要求在重庆架设一部无线电天线,居然要十几天才能完成。
中美之间抗日大方向一致,情报合作互利互惠。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掌握了中共的大量实情,也为中共带来外面的报刊信息,定期航班还为各根据地领导干部往来延安提供方便。这种合作一直贯穿到抗战胜利,新上台的杜鲁门政府倾向反共,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这个观察组才撤离延安。
抗战期间,中共对美工作相当成功。重庆的美国新闻处中,就有多名中共党员协助工作。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始终主张使用八路军抗战,招致坚决反共的蒋介石与美方摊牌,撤换了史迪威。
蒋介石丢失大陆后,美国掀起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谢伟思和戴维斯还遭到政治迫害。
20世纪70年代,中美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抗战期间的驻华美国人士也恢复了名誉。他们认为,若是按照当年延安的势头去做,中美不至于交恶30年!
中统始终不知,自己的陕西省室负责人,隐蔽身份却是中共特别党员、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对于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叛徒始终是最大的安全威胁。1928年成立特科,“打狗队”打的就是叛徒。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破获白区几乎全部地下共产党组织,靠的就是顾顺章等叛徒。
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又会在工作场合遇见过去的叛徒,不免反感。山西的阎锡山利用这种矛盾,有意在牺盟会中使用大量叛徒干部,压制共产党员。如何对待叛徒,就成为对中共政策水平的考验。1942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概括情报工作的政策,明确提出:“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前提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中央政策解除了下面的顾虑,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注意团结争取过去的叛徒,两股力量联合对付山西的顽固势力,有效地控制了牺盟会和山西新军。
正在西安建立秘密电台的王超北,遇到一个线索。1941年,地下党员武少文告诉王超北,老相识李茂堂希望重新为党工作。李茂堂和王超北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都被敌人逮捕,王超北出狱后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李茂堂却自首留于中统,两人分道扬镳。身在中统的李茂堂,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中统兰州站工作的李茂堂急切找党,就委托表兄武少文来找王超北。王超北即将此事向西安八办请示。经延安同意,由王超北联系李茂堂。
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李茂堂争取从兰州调到西安,任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从此,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核心位置埋藏一个共产党特情!统管对边区特务活动的天水行营“党政军特联会报”,会议记录一次不落地送到延安。延安还有了中统的密码本,漫天飞舞的中统密电,将机密情报白送中共情报部。
进入中统高层的李茂堂,了解到国民党高层“朱系”与“GC系”的矛盾。抗战初期,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任用亲信王季高为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样,CC派在中央组织部的徐恩曾和陕西党部的杨大乾、李犹龙等人十分不满。王超北、李茂堂与潜藏在国民党陕西党部的中共情报员陈子敬暗中商议,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夺取更高的权力。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年会之际,李茂堂带头向王季高发难,质问为什么扣押给上级的报告。不等王季高回答,早已埋伏在门外的CC派人马一拥而入,锁上大门,切断电话,围殴上级领导!省党部主任委员王季高、组训处长翟绍武被部下打得鼻青脸肿,无路可逃。打够了,李犹龙才出来解围。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闻讯大怒,一状告到总裁处,蒋介石亲自下令,李茂堂被戴上手铐脚镣,专机押送重庆。CC系早有准备,陈立夫、陈果夫也向蒋介石告状。官司打下来,陈果夫接任朱家骅的组织部长,谷正鼎接任王季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CC派大获全胜,在西安为李茂堂召开庆功会。论功行赏,李茂堂被任命为中统陕西省室主任、西北局专员,掌握了陕西中统的最高权力。中共情报部门这个内线力量打入的层次可是够高。
国民党在西安有多个集中营,专门收容中共地下党员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可又不甘心放虎归山。身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党政军特联会报秘书长的谷正鼎,设计了一条毒计:派遣一个叛徒,以苦肉计方式取得难友信任,而后策动大家逃跑,再由监管当局借口制止越狱打死全部犯人。
集中营里来了一个新犯人,这个犯人多次带头项撞监管当局,多次受到严刑惩罚,俨然敢斗分子。一天,周围的警戒人员突然不见了,此人振臂高呼:“同志们,机会来了,逃啊!”就在他带头爬上高墙的时候,难友们把他拉下来,一顿臭揍。当场毙命。逃犯被犯人打死,监管当局也无计可施。谷正鼎吃了一个哑巴亏,却不知害己的正是亲信李茂堂。
中统对边区的谍报工作缺乏成绩,谷正鼎面子上很是下不去。李茂堂又自告奋勇,亲自到延安走一遭!
李茂堂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情报部的热情接待。中情部考察认为,李茂堂虽然曾经自首,但没有出卖组织,现在又有突出贡献,决定发展李茂堂为“特别党员”。亲自批准李茂堂入党的毛泽东笑道:“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入党。”
可不!介绍人罗青长是中社部一室主任、汪东兴是二室主任,发展对象李茂堂是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三个主任身任国共两方的特务头子,却都是中共党员!
中情部部长康生也高兴地宣布任命:王超北为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平安回到西安的李茂堂,又受到中统上级的嘉奖。中统始终不知,自己的陕西省室负责人,隐蔽身份却是中共特别党员、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本来是苏联派到日本的间谍,可是一转眼就变成了日本派到中国的间谍
向敌方派遣间谍,同时反对敌方派来的间谍;又要针对敌方的反间谍措施而采取新的间谍行动,同时继续反对敌方间谍的新行动……间谍战争的复杂程度,一般人难以理解。
1941年冬天,一对夫妻从敌占区来到延安市郊的枣园,被安排住在~排窑洞的尾巴上。
这对受到中社部款待的夫妻,男子张某是个知识分子,女子田某是个工人,原本是苏军情报组的间谍。苏军试图在日军后方建立情报网,要求中共提供人选,协助培训外派。这对夫妻经过苏方培训后,派到敌占区沈阳工作,现在突然回到延安,不知何故。
这天,正在值班的中社部秘书王初接到《解放日报》寄给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你们那里有个张帆寄来的诗稿,我们看没有什么意思,做退稿处理。王初细读,这首短诗也就是什么“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遥望大兴安岭……”没有什么诗味,却暗含受到控制的意思。从时间与内容判断,大概是这对刚刚返回延安的夫妻的作品。汪金祥把信压下来研究。
没几天,中社部又接到《解放日报》退稿,全是类似内容,一连三次。什么重要稿件非要接二连三地投寄?这引起汪金祥重视,中社部开始调查。从延安到国统区到沦陷区,中社部都建有秘密交通线。沿着这对夫妻的路线查问各个交通站,回电都说,这对夫妻抵达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发表文章并不奇怪,但是每到一处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报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询问沈阳,得知这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实属擅自行动。
汪金祥和陈龙找张某谈话,王初记录。陈龙特别善于从审讯之中,甚至是交谈之中发现矛盾。陈龙问张某到沈阳如何开展工作,张某说开个小杂货店作为掩护。陈龙又问什么人买,张某说开始没人,后来慢慢来人。陈龙又问什么人来,张某说是白俄。陈龙又问白俄怎么说话,这下张某卡壳了。陈龙是东北人,懂得一些俄语,张某不敢再往下说,顶住不讲。
于是将夫妻两人隔离,单独与田某谈话。这女人是个淳朴的工人,组织上问什么都照实回答。
原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做情报工作,在杂货店里隐藏无线电台。白俄买水果的时候使用俄语,张某就用俄语答话,这就使得白俄惊疑。以后,又有中国人来买东西,还偷看田某记账,见账目写得相当清楚,不像家庭妇女,又增加怀疑。一天晚上,张某正在发报,日军的监听车突然驶来,将两人逮捕。日军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于沿途根据地群众锄奸组织严密,难以实现。现在捉到两个延安来的间谍,就决心逆用。日本人布置这二人到延安后长期潜伏,一般不搞组织联络。为了通报情况,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显然,苏军情报组的这对间谍夫妻已经被反用,成为日军间谍。中社部立即将男子张某逮捕,坦白的田某则被送到西北公学的情报训练班学习,后来还入了党。
按照布鲁的说法,这个案例就是“反反侦察”。我方派出侦察的间谍,被敌方采取反侦察措施逆用,而后,我方再采取反反侦察措旋……
陕甘宁边区的保卫干部大多是工农出身,生活经历比较简单,抗日战争的来临,一下把空前复杂的谍报斗争摆在大家面前。
各根据地送来一些奇特人物。
四个白俄,从东北沦陷区辗转而来,莫名其妙地路过边区,被送到延安收审。
一个日本女人,汉话不懂几句,见人就鞠躬。不宜关押,留在保安处帮干部带孩子。
两个自称满清皇族后裔的人找到延安联络,这个“爱新觉罗博德”从藏氏帽子的缝口中撕出一封写在绸子上的介绍信,上书“北洋大臣内帘办事”。
一个东北汉子,关在边保还唱满洲国国歌,每天洗冷水澡。
全国抗战,搅动五湖四海,各党各派、三教九流,都在秘密活动,很难判定谁是敌特、谁是间谍。
就是边区当地,情况也不简单。
旬邑县职田镇位于边区与国统区交界地带,这里的杨家与肖家是冤家世仇,肖家人参加革命,被杨家人挤兑得无法立足。为了保全家族,肖某投降国民党借刀杀仇,但又不反对共产党,不时托人给新正县保安科捎情报。国民党那里有一个姓张的叛徒要肖某写情报,肖某不肯,那人就威胁要控告肖某私通共产党。肖某为了保住自己,就抢先控告姓张的私通边区。两人闹得连国特机关都不相信了。锄奸运动中,边保逮捕了肖某,肖某痛哭流涕地交待全部事实,表示自己叛变完全是为了家族利益,绝不危害边区。后来,这肖某也确实把家搬到边区,当个普通老百姓,再也不为国特工作。
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员,儡遇国民党特务策反,又由自己的叔叔介绍给共产党,一下成了双重间谍!
边境地带敌我交错,兵、匪、谍、民,身份不时变换,情报、保卫干部必须具体了解社会情况,准确掌握政策。
边保的干部开始接触一个复杂的题目:双重间谍。
所谓“双重间谍”(两面间谍、逆用间谍)有两种含义:
一个间谍同时为相互敌对的两个间谍机关服务,“脚踩两只船”!这种双重间谍最令间谍机关头痛,有奶就是娘,谁知他真心为谁?
通过为一方的假服务来达到为另一方真服务,“身在曹营心在汉”。这第二种间谍也令间谍机关警惕,不要被对方拉了过去。
无论哪种双重间谍,在间谍活动之中都属较高级别,较高难度。
边保也有了一个双重间谍。
在边区当小学教员的杨宏超,收到国统区寄来的策反信件向上汇报。边保关中外勤组乘机派这个杨宏超打入中统。为了使杨宏超赢得中统信任,外勤组还给杨宏超一些假情报、假特情。杨宏超果然被中统任命为“专任调工”,搞回不少情报。后来,中社部检查工作时批评边保,关中的假特情给高了,连县委书记都成了国特,这是壮大敌人力量,必须撤掉。关中地委和外勤组研究决定,由新正县委书记李科等人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辟谣。这下,杨宏超在中统那边就有些被动。不久,负责与杨宏超单线联系的外勤组长曲及先调回延安,由秦平接手工作。但是,杨宏超送来的情报越来越少,有时也就是些马路新闻。
就在这时,边区银行关中分行的行长周崇德,将一个叫文彬的人送到秦平这里审查。这个文彬过去是周崇德的下级,后来去了国统区,现在回来找周崇德求职。谈话中秦平很快发现疑点:文彬做周崇德下级是在陇东分行,而周崇德调来关叶1不久,文彬怎能很快知道?
经过审问,文彬交待内情。文彬回国统区老家结婚,本来准备很快回边区工作,却被国民党旬邑县党部秘密逮捕,中统特务蒲玉阶和杨宏超强迫文彬回边区策反周崇德。
最近边界形势紧张,国民党随时可能发动军事进攻,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另找出路。这杨宏超本是关中外勤组派往中统的内线,近来却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现在又派人策反关中干部?叛徒何某那样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关中外勤组长秦平不得不怀疑杨宏超。
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得知此事,率队来关中秘密逮捕杨宏超。后来,杨宏超案成为延安审干运动之中的典型案例,杨宏超的叔叔杨远耀是陕北的老党员,此案又牵扯到陕西党。
杨宏超只是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员,偶遇国民党特务策反,又由自己的叔叔介绍给共产党,一下成了双重间谍!
反间谍,确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都知道派遣间谍打入敌特机关十分困难,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反间谍不比派间谍容易。
间谍被捕,常规的做法是 立即中断联系。但是,李启明 却继续与鲁南打得火热
1940年绥德解放,鲁南情报组并未暴露身份,崔际胜随同何绍南残部撤往榆林,鲁南和龚震则被八路军俘虏。边保精心设计,以遣送俘虏的方式,又将鲁南和龚震派往国统区。
鲁南情报组继续在敌方内部活动。3月,鲁南到绥远,打入国民党第一游击军张砺生部任一总队特务营书记,发展营副王致祥和军官张永昌。10月,鲁南发觉一总队司令冀聘之对自己有所怀疑,就把崔际胜派到伊克昭盟札萨旗保安队落脚,自己和龚震回延安汇报。当年冬天,李启明又派鲁南回绥远工作。鲁南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结识国民党神木县书记长,以此跳板转入马占山的骑兵5师。鲁南与此前潜伏在伊克昭盟的巴克昌合作,收集绥远蒙政会与国民党蒙旗党部的情报。1941年夏天,鲁南又打入伊克昭盟首府东胜任贸易管理局秘书,又任用龚震当办事员,让崔际胜当听差。这个重新聚拢的情报组,又获得国民党在蒙旗地区的情报和军统东胜稽查所的电报密码。
顺势派遣间谍进入敌方内部,长期发挥作用,延安的派遣工作颇有长远眼光。
为了发展情报关系,善于交往的龚震在东胜积极活动,办了一个小型俱乐部,这就引起军统怀疑,一个从绥德逃来的国民党军官又认出鲁南,导致两人被捕。军统突击审问,龚震承认是延安的情报人员,鲁南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情报关系。在此期间,鲁南设法向延安捎信,说自己“生了一场病”。
李启明一段时间没有得到鲁南的消息,正在担心是否出了问题,接到这个生病的信息,当即明白这是暗示鲁南已经被捕。
军统相当重视手中的共产党间谍,又企图逆用鲁南打入共产党情报机关。军统继续羁押鲁南,同时要他推荐一个交通回绥德联络,鲁南就推荐了崔际胜。军统十分得意,这是创造了一个巧妙的反间谍案例啊!
崔际胜到了边区的米脂,却将鲁南密信交给边保,证实鲁南已经被捕。
间谍被捕,常规的做法是立即中断联系。但是,李启明却另有打算。
建立鲁南这个内线力量,李启明做过发现、考察、培养的完整工作。鲁南原名赵锡鸿,曾用名赵学民、赵伯之,本是山东新泰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同国民党部队撤出山东,一直寻求抗日。1939年,鲁南只身来到延安要求参加革命,由于没有介绍信被交际处拒绝。于是,鲁南转到绥德,在国民党保安司令部当了上尉书记。在绥德,鲁南又主动找共产党驻军司令陈奇涵要求工作。经过李启明的考察,鲁南被发展为边保的情报关系。鲁南在绥德发展的情报网,确实做出重要成绩。被捕后及时通报组织也证明鲁南仍然忠于我方。
李启明决定,利用敌人对鲁南的逆用,再做一次回击。于是,李启明也回了一封密信,装作不知鲁南已经被捕,继续给他布置任务。
复信到了绥远,军统果然中计,非但释放鲁南,而且让他在东胜三青团做秘书。这样,鲁南又能继续为边保提供情报。
1942年春,担任八战区缉私处长的军统头子马汉三,又调鲁南和龚震到绥远国民党省府所在地陕坝,策划派遣鲁南到延安工作。此时,李启明也通知鲁南回延安参加整风。国共两方的情报上级都要求鲁南到延安,鲁南当然乐得从命。到了延安,鲁南立即向组织上汇报自己在绥远被国特突击的全部情况,此时,鲁南还不是共产党员。
整风审干后,鲁南又被派往绥远,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特联会报”任秘书,掌握绥远地区的情报,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也是个使用反间计的高手。
1932年,共产党员许继慎等人奉命创建鄂豫皖根据地。这个黄埔学生骁勇善战,打得蒋介石这个老师没得办法。蒋介石的本事,论打仗评价不高,搞特务却是独步天下。蒋介石派遣了两个特务,冒充国民党改组派,到苏区与许继慎联络。两个特务落到保卫局手中,供认许继慎是国民党内线。于是,国民党打不垮的许继慎,死在内部肃反的刀下。
洛川位于延安南面180里,西安路途的第一大城。国民党在这里建立了很强的特务组织,中统驻洛川调统室主任单不移是个老牌特务。而边保驻洛川外勤组的组长赵去非,则是个情报新手。
赵去非到洛川任外勤组长,立即着手物色情报人员。
甘泉小学校长石志文是国民党从西安派来的。赵去非考察发现,此人虽是国民党员,但并非特务,而且为人正派,思想进步,是个可以发展的力量。赵去非找石志文谈话,一下捅破窗户纸,要求石志文为共产党搞情报。石志文当时还没有这个勇气,犹豫起来。
赵去非激将:“我们谈到这个程度,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石志文也激动了:“我要是干就像个干革命的,要不就不干!”
赵去非这次短促突击够愣,石志文后来笑谈,自己参加革命是赵去非逼的!
石志文当时的心理是,共产党要是利用我,我就不干,要是看做自己人,我就干!
赵去非十分欣赏石志文这个态度,立即给他一些情报,要他主动送给中统。石志文受到中统信任,被派到西安受训。回到甘泉,石志文把这个训练班几十个特务的人名、化名和派遣方向全部写出来交给赵去非。边保与中社部核对,两个系统送来的情报完全一致。
1940年初共产党驱逐甘泉县国民党政权,赵去非指示石志文乘机随同撤出。这样,石志文又进入中统陕西省室,专门负责预审被捕的共产党员。后来,洛川的中统干部齐开章投奔边区,石志文又乘机要求调回洛川,被任命为洛川县政府指导员。这样,赵去非在国民党洛川县政府就有了自己人。
地下党员程永和到了中统还骂军统整人,朱宜之非但不怀疑程永和,反而更加信任他
中社部也有内线在洛川。
洛川县政府的教育科长程永和,其实是中央社会部派出的情报员。
程永和本是天津南开大学英文系的学生,地下共产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出狱后到延安上抗大。中社部选中程永和,派到情报据点西北旅社当会计,协助经理汪金祥工作。
鉴于程永和能力很强,中社部又将其派到马豫章的肤施县政府工作,并相机调往西安。国民党不知程永和过去经历,见他文化程度高,字写得漂亮,英文也好,就调到中统省室工作。后来,又将其调到洛川,公开身份是教育科长,其实是中统的“专任调工”、陕西调统室驻洛川专区中心情报组组长、特种教育督导团团长。
程永和性格随和,很快和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县调统室主任搞到一起,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系统特务有什么动向,大家都向他吹。无论是洛川派往边区的特务,还是西安路经洛川的特务,都被程永和通报给赵去非。县里有石志文,专署有程永和,中统驻洛川的专区和县机关,都有赵去非的人了。
程永和整天装两面派,言行都得稳重,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次出差西安,程永和带了一本《联共(布)党史》在路上看,火车上被人发现,到站就被军统当作共产党特务抓住。
押送途中,程永和紧张寻摸对策,刚被送到军统,立即就炸:“你们军统有没有别的本事?有本事整共产党,整我干什么?”
这下就把军统骂懵了,忙问程永和是什么人。
程永和硬气地说:“你们不是要整中统吗?问问朱宜之,看看我是不是中统的人!”
军统给中统陕西省室主任朱宜之打电话,朱宜之说:“是我的人,送到我这儿吧!”
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向有矛盾,程永和到了中统还骂军统整人,朱宜之非但不怀疑程永和,反而更加信任他。
程永和在中统混得挺好,西安几次要调,赵去非就是不放。程永和1938年到延安,在洛川一千就是五六年,40多岁还没有结婚。
这个英俊潇洒的国民党官员在洛川是个金牌王老五,有个漂亮女人总是追求他。可那女人是国民党员,程永和怎么敢娶!总是拒绝没有合理的理由,总是单身又惹人怀疑,程永和就向组织上提出派个人掩护工作。
给程永和派个老婆?赵去非手头可没有这种女干部,只好劝程永和自己找个思想进步的女人结婚。可程永和不敢。过去搞地下工作被抓过,知道这事情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要是找了个麻烦人就更麻烦了。于是,程永和打光棍一直坚持到解放。
赵去非的情报网逐步渗入国民党洛川地区各部门。洛川没有电报局,国民党往来联络都通过电话进行,县政府电话总机班长宁志杰是边保的情报员,负责监听电话的特务也是边保的人,这样,赵去非通过监听国民党的通话,就掌握了洛川地区国民党各系统的情报,还掌握了洛川与西安之间传递的情报。
延安、西安往来不断,这洛川也是个“间谍天堂”。中统洛川调统室主任单不移是个老牌特务,当然也要有所作为。
这天,边保洛川外勤组组长赵去非突然接到交道镇干部罗克(曹先谦)汇报:有个中统特务要来投诚!
此人是国民党洛川县党部干事王忠歧,富县人,通过居住在边区的兄嫂来联系,说是想找共产党。
有了石志文、程永和两个内线,赵去非对洛川地区的国民党特务了如指掌。这个党部干事王忠歧,其实是洛川的专任调工,单不移手下的一员特工健将。早听说单不移是个善使反间计的老手,赵去非估计,王忠歧的所谓投诚很可能有假。
不管真假,送上门的情报工作不能不做。赵去非布置罗克,王忠歧来的时候,就对他交待政策: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过来对比一下,看看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好。
王忠歧听说385旅的赵参谋欢迎自己,也就战战兢兢地来拜见这个中共特工。
赵去非在交道镇的饭馆里设宴,顺势打问洛川的国特机关情况。王忠歧既称投诚,当然有义务提供一些情报。
两人谈起洛川国特机关的人员情况,赵去非郑重地说:“王先生,你这次回去,拜托一件事。”
王忠歧恭敬地说:“一定照办。”
赵去非诚恳地问:“前些日子,从富县跑到洛川一个人,单不移没有怀疑吧?”
王忠歧顿时领会,这个所谓共产党叛徒原来是赵去非的间谍!
王忠歧回到洛川,兴奋地向单不移汇报。单不移大喜过望,王忠歧此行挖出一个共产党间谍,充分证明边保对他是信任的!两人不知,此人当真是个叛徒。赵去非正是利用王忠歧暗箭伤人,反间计啊!
没几天王忠歧又来找赵参谋联络,赵去非继续麻痹对手,鼓动王忠歧在国特机关里面大胆干,暴露就回边区嘛!
这下,单不移以为,这个赵参谋是个迷糊人,好对付。没过一个礼拜,王忠歧又来送情报。饭桌上,王忠歧主动说:“你过去问的几个人,在洛川都很稳当,没有引起单不移怀疑,可以继续工作。”
赵去非面孔一板:“王先生,我们对你够朋友吧?”
王忠歧讨好地说:“够朋友!够朋友!”
赵去非质问:“可是你呢?你对得起我们吗?你谈的这点儿情报,我根本不感兴趣!”
壬忠歧慌了:“你要什么?可以提问?”
赵去非冷冷地说:“单不移是干什么的你清楚,你是来干什么的你也清楚,他的事情你就不能透露一两句?”
王忠歧见应付不过去,只得讲出中统潜伏在边区的一个特务。
赵去非得寸进尺:“单不移在边区的秘密人员都有谁?你也许不是全知道,可是,你知道的也没有全讲!”
王忠歧满脸是汗,又吐出几个。
赵去非继续挤牙膏:“你应该忠诚地告诉我全部情况!你要是不放心,可以留下。回去也行,我替你保密。”
王忠歧顶不住了,一口气说出七八个人。
赵去非又问:“你怎么来的?谁让你来的?你不要站在单不移的立场和我谈话!”
直到王忠歧说出樊某,赵去非才相信他说出了全部情况。
这个樊某是边区富县政府的秘书主任,还是边区参议院的议员!石志文、程永和报告,樊某的表弟孙世昌秘密投靠国特,还在争取樊某投敌。这次又在王忠歧这里得到证实。
赵去非穷追猛打,王忠歧吓得浑身冒汗,一个劲儿表忠心,保证为共产党做工作。
主动上门提供情报?赵去非暗笑单不移失招。
王忠歧交待了这么多情况,赵去非不好再放他回去,就将王忠歧关押在富县的魁星楼上。
第二天早上,赵去非正要继续审问王忠歧,看押干部王承义哭着来报告,自己昨晚睡着了,王忠歧跳楼逃跑!
外勤组的人们顿时紧张:放跑特务,这个责任可是不小!
赵去非尽量镇定,安慰王承义:“王忠歧逃跑,我也有责任。现在不要哭哭啼啼,要想办法,不要上当!”
赵去非布置大家:谁都不要做声,就当从来没有这回事,谁问都说不知道!王忠歧逃跑,说明他忠于国民党。可是,单不移也要考察他,’为什么共产党那边跑了人没有动静?王忠歧也供出几个人,我们放掉一个吐光情况的,再弄一个新的来。单不移发现我们抓了他的秘密关系,就会怀疑王忠歧!
当晚,赵去非就去诱捕樊某的表弟孙世昌。
孙世昌家住富县边界,距离国统区也就三四里路。突击孙世昌必须单刀赴会,赵去非也有落入敌手的危险。可是,为了挽回王忠歧逃跑的被动局面,只有冒险。外勤组事先布置武装人员秘密潜入敌境,成扇面护卫,只准一人通过。孙世昌的小院有三间瓦房,房顶压着枪,樊某在屋里等候,赵去非在草垛里藏着。
孙世昌如约而至,房上趴着的人下来开门,赵去非掩身而入。
孙世昌大惊失色!可是门口有枪,院里有枪,只得坐下谈话。
赵去非反复劝说,孙世昌坚不吐实,已经是后半夜了,不远的边界还有孙世昌带来的武装人员等着,赵去非只得派人把孙世昌押走。
不久,石志文和程永和就报来洛川情况。
王忠歧顺利逃回,果然引起单不移的怀疑:共产党的边保那是什么地方,就能让你一个轻易跑出来?追问之下,王忠歧又承认向赵参谋供出几个人。这可把单不移气坏了,几年工夫才培养这几个人,都让你一下出卖了!
单不移立即下令关押王忠歧,又派人通知孙世昌,不能和樊某接头。那知晚了一步,孙世昌已经被捕。这下单不移更认定王忠歧肯定是共产党派回来的,下令狠狠用刑。
冤枉万分的王忠歧大骂:“你单不移这么对待我?共产党还好些!国民党这样下去还不亡党亡国?”单不移更加痛恨王忠歧,下令将其秘密活埋,而且是大头朝下。
赵去非又设计继续扩大战果。
边保向外放风,摆明王忠歧是自己逃跑的。
共产党方面的消息和王忠歧过去的交待完全一致!
王忠歧本来就有人缘,单不移本来就不得人心,洛川的国民党人员骚动起来。石志文、程永和两个乘机鼓噪,说单不移这个外来户专整本地人!
这下闹得单不移在洛川待不下去,丢下工作擅自出走。
中统的洛川调统室无人负责,边保立即着手夺权。宜川县的中统专任调工聂铭锡也是边保的内线,不待上级任命自行来到洛川,控制了电台,向西安发报“挺身而出,主持大局”。
中统陕西省室主任朱宜之正在担忧洛川失控,恰巧接到聂铭锡电报,只得任命聂铭锡代理单不移职务。后来,朱宜之嫌聂铭锡资历还嫩,又任命石志文为洛川调统室主任。
不管是聂铭锡还是石志文,都是共产党的人。洛川的中统机关,从此完全掌握在边保手中!
青蛙小牛鸭子鹦鹉狐狸灰狼考研逃犯古代玄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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