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传奇 历史秘闻 文史 | 张君劢与王世瑛的生死绝恋

文史 | 张君劢与王世瑛的生死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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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 | 张君劢与王世瑛的生死绝恋

张君劢一生徘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具有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他曾引发“科玄论战”,被称为“玄学鬼”, 又因起草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被称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他曾反抗包办婚姻,与妻子王世瑛自由恋爱,相濡以沫二十余年,共同谱写出了一曲鹣鲽情深的动人恋歌。

勇敢逃出旧式婚姻的牢笼

1906年春天,张君劢在家乡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非常隆重的旧习俗,与沈氏结婚。这次婚姻是旧式婚姻,没有任何感情基础和爱情可言。结婚不到一个月,张君劢就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就读。

夫妇之间缺少共同语言和兴趣,加上张君劢常年在国外留学,这桩旧式婚姻,不过是一种名义而已。

直到张君劢遇到王世瑛,他心中沉睡的爱情被唤醒,才有了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的第二次婚姻。

而王世瑛在认识张君劢之前,也有过一次情感的波折。她的初恋对象是郑振铎。

1899年,王世瑛出生于闽县(今福州市)城内东街妙巷的一个名门望族。王世瑛读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时,在此校读预科的谢婉莹(冰心)认识了王世瑛,并对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冰心说:“她在一班中年纪最小,梳辫子,穿裙子,平底鞋上还系着鞋带,十分的憨嬉活泼。”作为高年级学生的王世瑛,也很喜欢谢婉莹,两人的友情从此开始。

1917年,王世瑛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改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升格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王世瑛才能出众,担任该校学生会主席。

在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女高师涌现出新文学第一代女作家群体,后来为人所熟悉的有:陈衡哲、冰心、庐隐、林徽因、凌叔华、冯沅君、苏雪林、石评梅、陆晶清等人。她们灿若群星,王世瑛就是其中“一星”(冰心为王世瑛起笔名“一星”)。《海滨故人》是庐隐早期的成名作,小说反映了几位女大学生的思想感情与恋爱经历。庐隐这篇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就是生活中的才女们:她与校学生会主席王世瑛,文艺干事陈定秀、程俊英结成了好友,四位才华横溢的才女以春秋战国时的“四公子”自诩。

郑振铎与庐隐、王世瑛等人,都是福建籍的学生。五四运动的浪潮把他们聚合在一起,在文学上的才华让他们惺惺相惜,共同的福建籍身份让他们的情感交流更是水到渠成。

五四运动中,在一次北京高校的大学生演讲集会上,王世瑛认识了郑振铎。他们经常通信,一起办文学杂志。本来就互有好感的年轻人,因共同的爱好和兴趣,感情升温。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王世瑛的母亲了解到郑振铎的寡母在温州做针线活度日,家境贫寒时,竭力反对两个新青年的恋情,她说:“王家在福建是有名的世家,既有恒产,还代代为官作宦;你的父亲是教育部的主事,你自己又是个大学生,郑绝不是我理想的门当户对的佳婿,你不要再和他来往了。”王世瑛非常痛苦,郑振铎更是经历了一场情感的煎熬,常常借酒浇愁。

王世瑛没有勇气挣脱家庭的束缚,冲破社会的阻力,与心上人郑振铎结合。日子久了,两人各自开始了新的感情。郑振铎二十六岁时娶了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的女儿高君箴为妻,而王世瑛,认识了张君劢。

(张君劢与妻子王世瑛)

缘起于泰戈尔访华

张君劢与王世瑛的相识,说起来,还应该感谢泰戈尔访华。

1923年2月,张君劢应吴文藻的邀请来到清华大学,对一批赴美留学生发表《人生观》演讲。他在演讲中说:“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唯赖人类之自身而已。”

张君劢没有想到,自己的这次演讲,成为一个重磅炸弹,在知识界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张君劢和丁文江,这一对好朋友,当场就激烈辩论两个小时。梁启超和张君劢是玄学派的代表,胡适、丁文江、陈独秀等为科学派代表,双方在报刊口诛笔伐,持续辩论,历时半年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惨剧,使梁启超、张君劢对科学万能提出怀疑,梁启超在其着名的《欧游心影录》中说:“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张君劢之所以紧随其后,发表《人生观》论文,就是要把人生观从唯科学主义中剔除出来。当时正是“五四”之后,“赛先生”旗帜高扬,气势正盛,科学派一方名流众多,几轮笔战下来,看似不了了之,一般认为科学派在论辩中略占上风。从纪念丁文江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科学神”丁文江勇斗“玄学鬼”张君劢的痕迹。

张君劢本人虽然被对方讥为“玄学鬼”,但他并未觉得贬低自己。他接过老师梁任公的笔,洋洋洒洒,八面生风,纵横论域,成为一代大家。值得一提的是,张君劢喜欢文言的写作风格,着书立说拒绝使用白话文。

1924年,泰尔戈访问中国,他在张君劢上海的家中发表演讲,仍能感受到科学玄学论战的余音。

那是1924年4月13日的下午,在徐志摩等人的陪同下,泰戈尔出现在慕而鸣路(今茂名北路)37号张君劢家的草坪上,上海各界在此举行欢迎泰戈尔的茶话会。

张宅的草坪上,主人特意用柳枝和盛开的桃花、杜鹃,把草坪装点得春意盎然,以此欢迎这位写下《园丁集》的印度诗人。草坪正中央安置了一张红绒沙发,是为泰戈尔准备的位置,其他来宾坐在前排的凳子上。闻讯赶来的青年学生,一群群坐在草地上。

张君劢用英语致欢迎词后,大家聆听诗人发表他抵沪后的第一次演讲,并由徐志摩翻译。演讲词很快发表在报刊上,题名为《在上海的第一次谈话》。在随后泰戈尔的行程中,泰戈尔发表演讲,有人到场发反对的传单,令张君劢、徐志摩大光其火。原来,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有不少人认为,泰戈尔是张君劢搬来的救兵。

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东西文化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如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冲刷着人们的思想,泰戈尔无意中被卷入了旋涡。

泰戈尔访华,老诗人窥破了新诗人徐志摩的烦恼,那时,徐志摩正在追求林徽因,但是林徽因已经和梁思成有了婚约。老诗人对徐志摩爱莫能助,写了一首小巧的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唉……”泰戈尔访华没有促成徐志摩和林徽因,但无意中促成了张君劢与王世瑛,两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因泰戈尔访华,他们有了见面的机缘。

1923年,在北京文化界筹备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的招待会上,经郭梦良和庐隐的介绍,张君劢见到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毕业的王世瑛。张君劢对王世瑛可谓一见钟情,她清秀的容颜,不俗的谈吐,横溢的才华,让张君劢感到传说中的爱情在他的心中复活。于是,张君劢发动情书攻势,在不断的鱼雁传书中,彼此之间的了解加深了。

面对张君劢的爱情攻势,王世瑛有点犹豫不决,她想到了在美国留学的好友冰心,遂写信请她帮自己拿主意。冰心后来回忆说:“忽然得到她的一封信,信末提到张君劢先生向她求婚,问我这结合可不可以考虑,文句虽然是轻描淡写,而语意是相当的恳切。我和君劢先生素不相识,而他的哲学和政治的文章,是早已读过,世瑛既然问到我,这就表示她和她的家庭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了,我即刻在床上回了一封信,竭力促成这件事。”

(泰戈尔在甲板上与张君劢(右三)等欢迎者合影)

“谨以此书献于释因女士”

1924年的春天,王世瑛接受了张君劢的追求。这年6月,王世瑛率领福建女师的学生到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参观,张君劢为王世瑛提供了诸多帮助,两人朝夕相处,互相了解更加深刻。当时,正值国立自治学院经费遭到否决而需要张君劢全力争取之际,尽管他特别繁忙,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但每日和王世瑛的约会是不能取消的。十几天过去,两人都感受到情意绵绵,分离也不能将两人阻隔。王世瑛回福州后,情书把分处上海和福州的恋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25年,张君劢与原配夫人沈氏正式离婚之后,王世瑛接受了张君劢的求婚,婚礼在福州举行。这年张君劢三十九岁,新娘王世瑛二十六岁。

说起来,张君劢与小脚的原配夫人离婚,迎娶新女性王世瑛,和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后娶陆小曼,大致类似。只不过,张君劢和王世瑛的婚礼,没有徐志摩和陆小曼那样备受关注。

好友结婚,冰心虽然在美国,但邮寄了贺礼给王世瑛——一只镶着橘红色宝石的手镯。冰心于1926年秋天回国,一到上海,就去看张君劢、王世瑛夫妇。

“那时他们的大孩子小虎诞生不久,世瑛在床上,君劢先生赶忙下楼来接我,一见面就如同多年的熟朋友一样,极高兴恳切地握着我的手。上得楼来,做了母亲的世瑛,乍看见我似乎有点羞怯,但立刻就被喜悦和兴奋盖过了。我在她床沿杂乱地说了半小时的话,怕她累着,就告辞了出来。在我北上以前,还见了好几次,从他们的谈话中,态度上都看出他们是很理想的和谐的伴侣。在我同他们个别谈话的时候,我还郑重地向他们一一道贺,为他们祝福。”

结婚后,王世瑛开始相夫教子,不事写作,成为民国文坛上一道消失的虹影。

除了主持家务外,王世瑛还像张君劢期待的那样,成为了张君劢学术研究的得力助手。夫妻恩爱之情,在两人刊行的作品中,也能找到蛛丝马迹。

王世瑛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到日本考察访问,写下了五万余字的长篇游记——《旅行日记》。《旅行日记》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中日教育史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它是王世瑛花了两个月实地访问考察的心得报告,其夫婿张君劢言:“及毕业,游于日本,所作游记,(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一时传颂。”

张君劢在后来出版的译着《政治典范》的“译者侧言”中这样写道:“译书之苦,在译者拘于原文字句,不欲稍有出入,而读者转觉得其意义晦塞,文字生涩。本书每章译成,请内子释因(王世瑛的笔名)先读,认为文义不显豁者即加笔削,赖氏(指《政治典范》原作者拉斯基)于序中声明得其夫人之助,我亦之然。”为了感谢夫人王世瑛的“校稿之劳”,他在《政治典范》译本的扉页特意注明“谨以此书献于释因女士”。

突如其来的绑架案

张君劢、王世瑛夫妇不仅在学术和写作方面互有裨益,在生活上也是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他们经历了突如其来的绑架的生死考验。

1928年,张君劢与青年党领袖李璜在上海创办《新路》杂志,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训政学说,由于张君劢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猛烈批评,杂志发行十期即被停刊。

1929年,青年党在上海英租界创办知行学院,张君劢为学员讲授欧洲政治思想史。端午节前一天,张君劢和平常一样,讲完课步行回家。在回家途中,突然,后面的一辆汽车上跳下几个彪形大汉,迅速把他装进汽车,扬长而去。张君劢一介书生,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他面对变故,并没有惊慌失措。他断定自己是被囚禁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附近,因为每天清晨,他可以清楚地听到警备司令部的号声。

张君劢被绑架后,绑匪天天给张君劢家中打电话,要张家拿出巨款赎人,声称不照做会先割下张君劢的耳朵。当大家无比惊恐之时,王世瑛却态度大方,头脑冷静,“较君劢尤有党魁的坚强明朗”,她判断张君劢是全国有影响力的学者,绑匪绑架他肯定不是图财,而是有政治目的,想以此逼迫上海知行学院解散。果然如王世瑛所料,张君劢经常被审问“为何批评国民党”。

绑匪见恐吓无效,张君劢不为所动,于是,连番电话威胁王世瑛,说如不交钱赎人,就把张君劢的头砍下,扔在大西路旁。王世瑛虽然时时刻刻担心丈夫的安危,但对绑匪的威胁没有妥协。如此僵持了十多天,张君劢对绑匪发誓:“倘我素有积蓄,不与君等共之者,则我一家三儿定遭天殃,自绝人世。”王世瑛和其他亲友又找了杜月笙、章太炎等疏通,张君劢最后被释放,但这次绑架给他留下了创伤——他的腿在遭绑架时被车门撞击,没有得到及时医治,落下终身残疾,不良于行。

抗战中期,张君劢因推动宪政运动,被国民党软禁于重庆南岸汪山长达两年。在此期间,张君劢不仅失去人身自由,一举一动都受到特务的监视,而且经历了人生一大不幸——爱子国康夭折。被绑架,被软禁,这是书生问政的烦恼,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高居象牙塔。

1934年,张君劢、王世瑛夫妇从德国游学回来,张君劢接到燕京大学的聘书,为了便于执教,全家住在燕园。此时,吴文藻和冰心夫妇也在燕京大学执教,两家住得很近,过从甚密。冰心在文章中写道:“君劢先生和文藻都是书虫子,他们谈起书来,就到半夜,我和世瑛因此更常在一起。北平西郊的风景又美,春秋佳日,正多赏心乐事,那一两年我们同住的光阴,似乎比以前更深刻纯化了。”

(民盟部分负责人在南京梅园合影(右二为张君劢))

“忍负海誓山盟”

张君劢和王世瑛鹣鲽情深,生育了五个孩子,第五子国康不幸夭折。由于张君劢一生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几乎没有时间管教子女,甚至连和孩子在一起嬉戏、游玩、谈话的机会都很少,好在王世瑛温柔敦厚,承担起教育子女的重任。这一点,冰心印象深刻,称“她以永恒的天真和诚恳,温柔和坦白来与她的环境周旋”。

张君劢与王世瑛共同生活了二十年。1945年,王世瑛因难产在重庆去世,此时,张君劢正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闻知夫人去世的噩耗,他“伤心欲绝”,为失去这样一位“非徒夫妇,实谊兼朋友”的贤内助而痛苦。而在上海的郑振铎由于正蛰居,不通消息,直到6月8日他才获知此噩耗,他在当天的日记上写下了“闻世瑛君逝世讯,愕甚!前尘往事,不堪思量”的字句。文字简短,意味沉痛。

而冰心,直接写了纪念文章道出王世瑛去世前后的详情。

1945年3月初,冰心得知王世瑛分娩在即的消息,为张君劢和王世瑛夫妇高兴,这样他们也许可以从失去幼子国康的阴影中彻底走出来。此时,吴文藻和张君劢都在美国参加太平洋学会,冰心把这个喜讯写信告诉了吴文藻,请吴文藻转告给张君劢。天有不测风云,喜讯不料变成噩耗:“信写去不到十天,梅月涵(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先生到歌乐山上来,也许他不知道我和世瑛的交情罢,在晚餐桌上,他偶然提起,说:‘君劢夫人在前天去世了,大约是难产。’我突然停了箸,似乎也停止了心跳,半天说不出话来。”

冰心从这个意外的打击中刚缓过神来,就给在重庆的张肖梅女士(张禹九夫人)和张霭真女士(王世瑛之弟王世圻夫人)分别写信,询问了究竟。

张君劢远在美国,不能见亡妻最后一面,想起当年写情书的时光,不由得泪流满面。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谁料到,是天人永隔。

1945年6月,张肖梅女士访冰心,出示了张君劢挽世瑛的联语:“廿年来艰难与共,辛苦备尝,何图一别永诀;六旬矣报国有心,救世无术,忍负海誓山盟。”

张肖梅提到张君劢赴美前夕,王世瑛同他对斟对饮,情意缠绵,弟妹们都笑他们比少年夫妻还要恩爱,等到世瑛死后,他们都觉得这惜别的表现,有点近于预兆。

1946年年底,王世瑛的灵柩自重庆运回上海,12月29日安葬于真茹乡横塘先人坟上。张君劢在繁忙之中抽出时间,写了一篇感情真挚的《亡室王夫人告窆述略》,表以思念:

曹植之赋曰:入空室而独倚,对孤帏而切叹。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复观,此正我于役美洲,闻夫人与世长辞,伤心惨绝之感想也。自结缡以来,相处二十年,实为世界政潮汹涌之会,为民主反民主斗争之时期。我以渺渺之身,不自量力,每思所以左右之,困心衡虑之。乃变故叠起,夫人亦缘是出入艰难困顿之中,而忧伤憔悴以死矣……呜呼!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何期古人之言,若预为我留此写照耶?

张君劢怀着对亡妻王世瑛的不尽思念,没有再娶,孤独地度过余生。

1969年2月23日,晚年力倡新儒学的张君劢,走完了一生。对于“明日之中国文化”做出展望的哲学家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开始。

王世瑛去世后,经常有一位文质彬彬的中年男性,手捧一束鲜花,来到王世瑛的墓地,安放在她的墓碑前。这个人就是王世瑛的初恋情人——郑振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全家搬到北京。郑振铎每次到上海办事,总要抽空去王世瑛墓前献花。最后一次去上海是1956年年底。而这以后,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或穿长袍或着西装,手拿一束鲜花,默默地在公墓边的小径上走着的中年男子了……

一年多以后,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赴阿富汗和阿拉伯访问,次日,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在卡纳什上空失事坠毁,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一星”遽然飘逝,但有两位大师级的人物为之黯然神伤。逝者活在生者的记忆中。王世瑛若泉下有知,定会了无遗憾了。

来源:各界杂志2019年第10期

作者:刘宜庆

泰戈尔(3)冰心(3)玄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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