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传奇 历史秘闻 古代权力的“偏房陷阱”,皇帝越想独裁越容易陷入危险!

古代权力的“偏房陷阱”,皇帝越想独裁越容易陷入危险!

古代权力的“偏房陷阱”,皇帝越想独裁越容易陷入危险!  ,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古代权力的“偏房陷阱”,皇帝越想独裁越容易陷入危险!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古代权力的“偏房陷阱”,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名分”这种理念的源泉是孔子的《春秋》。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在名分观点上,继承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名分”,可以说是儒教理学中的代表思想,在这样的理念下,中国维持了数千年的文明。古代中国人十分讲究名正言顺,因为,那时候“名分”才是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譬如:古代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度,虽然,一个男人可以有许多的女人,但是,正妻和妾室却有实质的不同,男人的原配通常享受使唤妾室的权力。即便如此,实际情况可能会与之有所出入。因为,有些貌美的妾室会借助自己的外貌优势,从而,获得丈夫给予的特权。

甚至,有时候妾室的权力会越过原配在家中享有支配的权力。

妻妾在家中争宠、争权,而臣子又何尝不是在官场上争权、争势呢?

因为,帝王在权力的分配方面,也遵从正室搭配偏房的结构。这里的“正室”指的是:以宰相为首的官僚体系。这些人,基本上算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但是,帝王为了避免一家独大,便会在“正室”之外另起炉灶,让“偏房”代行自己的权力。

那么,官场上的“偏房”又指的是什么人呢?

在《清稗类钞》中,收录了晚清大使郭嵩焘的一篇史论:

“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郭嵩焘列举的这些与君王共事的人物,基本上都可以纳入隐形权力集团。在表面看来,这些人并没有治理天下的权力,但是,其却凭借与权力核心的紧密关系,实现对朝政的长久把控。他们相较于正统的官僚系统,显然就是因为受宠而得势的“妾室”。

“独裁专制”虽然是对古代帝王权力的综述,但是,具体的情形却与之有所不同。因为,从汉代以来,除了一些才华出众的帝王能独立处理朝政事务之外,基本上,皇帝独裁的情况是不多的。像郭嵩焘说的那样,虽然称作君王,却没有独裁的实力,所以,并不能有所区别。

然而,出现这样的问题,则在于权力被谁“分寄”。

皇帝与宰相一同治理天下,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制度安排。因为,君主向来都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和象征者,但是,却没有必要事事亲力亲为。而朝中的宰相作为首脑,他的责任就是辅佐天子,处理政事,基本上什么事情都要管,这也是明代之前确立的正式制度。

宋朝曾有一位官员对皇上说:“权归人主(皇帝),政出中书(宰相),天下未有不治。”可以说,宰相的执政权力是由国家的制度所赋予的,它也是被正统所承认的。所以,若有君王故意绕开宰相发号诏令,则被认为是一种违背制度的行为。

因此,用古人的话来说:“不由凤阁鸾台(宰相机构),盖不谓之诏令”;这样的“诏令”甚至会受到臣下抵制,“凡不由三省(宰相机构)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非正式文件),不足效也”。

可见,帝王和宰相的权力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权力分配制度也是合法合规的,所以,西汉时出现与宰相共治天下的局面,也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有一种情况却不正常,即:与外戚共治天下。

要知道,外戚依赖的,不过是其与统治阶级的特殊关系。由私人关系衍生的权力,其实,算是一种制度之外的隐形权力。若将宰相统领的官僚集团比作帝国的“原配”,代表正统的权力体系;那么,外戚这种隐形权力便是帝王的“妾室”,算是一套没名分的“副权力系统”。

“正室”与“偏房”共存局面的出现,最初是由汉武帝开启的。当时,刘彻自视能力很高,不愿意事事经过宰相,便直接将宫内的宦官、外戚、尚书等组建成了一个“内朝”。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内朝”便将“外朝”这个正式权力机构的代表架空。

从正式名分来说,当时的内朝组成人员并没有什么权力执政,甚至,其中的一些人还并不是朝廷任命的正式官员。但是,这些人却因为被帝王视为亲信,所以,不仅能提前预知政事,连隐形的权力都特别大。有时候,内朝的权力完全能够与外朝对峙,甚至凌驾于外朝之上。

但是,内朝的权力无论多大,其终究是一个没有名分的“妾室”。也正因为其权力缺少合法性,所以,只能紧紧依附帝王,依靠他们之间的私交来维持权力。而这,不仅使得内朝人员特别听从皇帝的指挥,还使汉武帝实现了自己独裁的目的。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曾经一手扶持起来的内朝,居然也有不听话的一天。在刘彻去世之后,国家理所当然的出现了外戚干政的情况。最终,西汉葬送在了外戚王莽手中,这也是历史的诡异之处。刘秀在建立东汉后,他充分吸取了西汉外戚干政的教训,通过设立“尚书阁”来架空三公的权力。

之后,一切的命令和诏书,都需要经过尚书台来禀告皇帝,并最终由皇帝决定。当时,人们称其为“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这种分配权力的模式,其实,也是在“正室”之外另设“偏房”的手法,最后,皇帝再借用“偏房”实现独裁专制。后人评价“两汉政出于二”,无论西汉还是东汉,基本都是复式的权力结构。

但是,这种“政出于二”的权力结构,也是两汉的最大问题。同当初刘彻组建内朝的初衷一样,光武帝也建立了尚书台这个“偏房”权力系统。刘秀的本意是要遏制,甚至摆脱正式权力体系对皇权的控制和威胁,但最后,却是闹剧再次上演。羽翼日渐丰满的“偏房”,最终,还是脱离了主人的操控。

光武帝死后,其曾经建立的尚书台,却没有如他所愿控制正式权力的扩张。在东汉后期,豪族及外戚等权势大臣,纷纷用“录尚书事”的幌子进入了尚书台,最后,垄断了朝政。

建安元年,曹操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接回了汉献帝。他当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皇帝赐给自己“录尚书事”的权力。倘若君王想要夺回自己的权力,就必须另外扶持一个“偏房”,也就是所谓的副权力系统。东汉后期的朝堂,基本上是宦官和外戚轮流干政。

东汉的皇帝与臣子为了权势争斗不止,但最后,却是权臣取得了胜利。东汉最后被门阀和权臣瓜分殆尽直至颠覆,之后,唐代的君王们为了限制正式权力系统,便另外设立了宦官干政。但是,这些“偏房”就像不可逆的程序,一旦开启便无法回头。唐朝末期的宦官,手中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

这些宦官不仅凌驾于正式权力之上,甚至还操控帝王的废立生杀,可谓是权势滔天。一直到宋朝,正式的权力系统才得到应有的尊重。因为,宋朝并没有设置所谓的“偏房”,像宦官、外戚以及亲信等隐形权力群体的发展都受到了相应的遏制。当时,即使是天下之主皇帝,其在处理政事时,也不能独裁专制。

南宋时,曾有一个内廷国手向宋孝宗求官,但当时的官职却不是皇室私有,所以,随便授予别人是违背制度的。这个国手的意思是求皇帝法外开恩,但是,宋孝宗却回复:“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便让他去求宰相,但宰相,却是“坚执不从”。所以,宋孝宗最后只能哀叹一声:“书生难与他说话!”

这个所谓的国手每天都陪宋孝宗下棋,所以,他和皇帝的私交特别好。按理说,这样的情况,国手赵鄂应该拥有一定的隐形权力,但是,因为宋代的权力分配比较健康,所以,皇帝也并不敢随意破坏这种权力结构。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局面却没有维持多久,宋朝的天下便被忽必烈给“共掉了”。

至此,皇帝对正式权力系统尊重的局面不再出现,最后,宋朝也难逃“共”天下的圈囿。之后,到了明清时期,朝堂之上又出现了宰相、太监及胥吏共同治理天下的尴尬局面。

从汉代开始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设立“偏房”,继而架空“正室”的权力,并最终借用这种隐形权力集团控制正式的权力系统,其实,已经成为了帝王意图独裁的不二方法。

那么,为何帝王们上位后,都急不可耐地要设立“偏房”来对付正式的权力系统呢?

其实,这是因为从汉唐至明清这一段时期内,中国还未形成现代化的政治体系。所以,向来至高无上的君主权力,被复杂又呈现科层化的官僚系统所制约。这种官僚体系越是完备,帝王权力经过的分流程序就越多,其自然享受不到至高无上的专断快感。

于是,这些帝王们往往特别热衷于越过这些复杂的官僚权力系统,继而建立属于自己的“偏房”。之后,这些由亲近的臣子及外戚等组成的非正式权力体系,虽然,非常的简陋,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帝王的权力野心。

但帝王们通常容易忽略的是,这些非正式的权力容器,也会随着时间和帝王的信任渐渐固化,从而,成为同正式权力体系一样的存在,而且,这种“偏房”常常会反过来分化帝王的权力。换句话说,就是“偏房”掌握权力越久,其就会慢慢演化为“正室”一般的存在。

像汉代的尚书,其本来是帝王的私人秘书,但到了唐代,却成为了正式的宰相机构。虽然,后世的君王们为了手握权柄,依旧不断设立类似“偏房”的权力容器,但不变的是,历史仿佛给那些独裁的皇帝下了魔咒,这些权力容器最后都重蹈了覆辙。

曾经坚持“大权不可旁落”的帝王,可能永远不会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

“分散在官僚系统内部的权力,虽然不容易被皇帝摆布,但是,政权的颠覆可能性却并不高。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坚守着名分的界限,并且,持续受到规范性和程序性的控制;‘偏房’与之相比,虽然,拜托了正式官僚体系对君权的控制,但是,若一旦失控,便会出现颠覆性的局面。”

很好的例子:西汉皇帝刘彻妄图设置内朝削弱宰相之权,可后来,内朝中的外戚不仅操控朝政,还颠覆了西汉;东汉光武帝将三公闲置,独独依赖尚书台,但最后,尚书台的领头人却“挟天子以令诸侯”;明朝的朱元璋则干脆取消宰相,启用内阁,但是,这个“偏房”却培养出“九千岁”这个权力怪胎。

帝王想要借“偏房”独揽大权,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越是高度集中的权力,越容易被隐形权力集团窃取。只要皇帝软弱,抑或懈怠不理政事,国家的政权便会立刻落入这些“偏房”手中,我们姑且称之为“偏房的陷阱”。而这,也是为什么历代接连发生近臣颠覆朝政的根本原因。

郭嵩焘认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实际上,独裁者根本不能忍受权力被分流,但是,他们却缺乏长远的考虑,更看不到独裁专断的陷阱。所以,最后其与“偏房”共天下,乃至被“偏房”毁了天下,也算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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