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何妨吟啸且徐行

苏东坡:何妨吟啸且徐行  ,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苏轼

1079年的9月底,天已经有些凉意了。在御史台监狱中关押了一个多月的苏东坡(严格说来,此时他还叫苏轼,直到1081年春,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在城东坡开荒50亩,始号东坡),心底比天气还凉。狭小阴暗的囚室中空气污浊,只有屋顶的一个天窗可以透点空气和光亮进来。日复一日的审讯,一次一次的拷打,耗尽了这个43岁男人的体力和精力。他早已分不清昼夜,辨不清晨昏。地上散落着几张纸,是他刚刚写就的供词,内容无非是承认自己在某首诗中讽刺了新法,在哪份奏表中表现出对皇帝的不恭等等。其实,这全是李定、舒那帮御史们的功劳,他们早已把东坡的反动言论装订成册,只等东坡签字画押就可以结案定罪。东坡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管自己承认与否,他们都不会放过自己的。他把埋在地里的青金丹取出来数了数,已经有20多粒了,想着,这一口下去,就可以彻底解脱了。
杂沓的脚步声传来,牢门吱吱扭扭一阵响动,门开了。“是迈儿送饭来了吧?”东坡把自己整理好,定睛向门口望去。昏暗的光线下走来的不是长子苏迈,而是亲戚老程,跟在后面的是两个狱卒。
“迈儿来京这么些日子,盘缠都用完了,今儿外出借钱去了,让我来给您送饭。”老程放下篮子,从里面拿出一个个食盒。东坡打开第一个,不看则已,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竟是一尾红烧鱼。他和苏迈约定,一旦自己的官司有了凶信,就以送鱼为暗号。莫非是赐我死了?
“这鱼是迈儿让你送的吗?”东坡不动声色地问。
“是我寻思……”老程本想说,“是我寻思老爷在牢里吃不好睡不好的,想给你改善一下伙食,就赶紧让贱内给您烧了一条。”可是,话没说完,就被狱卒喝断:“不能和犯人交谈,出去!”
东坡接过食盒,强打精神吃了起来,每咀嚼一下,都扯着后背肋骨隐隐作痛。他装出很享受的样子,直夸这鱼做得好,说要是能放几只朝天椒,就更出味了。
东坡吃完,狱卒拎起篮子,交给等候在门口的老程,牢门又吱吱扭扭地关上了。只剩下东坡一个人,对着一豆颤颤巍巍的灯火,好像这火也怕冷似的。
“果真是死罪了?这迈儿是怕看见自己痛苦才委托老程来送饭的吗?不能啊,迈儿不是那种怕事的人啊。”东坡满腹狐疑,又从地里抠出几粒青金丹在手中把玩了一会儿,放回去埋好,提笔写下两首诗,一首给弟弟苏辙,另一首给妻儿。第一首是:“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这是把自己一家老少十口人托付给弟弟来抚养。第二首是:“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锒铛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这是交代后事,要求把自己葬在浙江桐乡。
牢门再次开启的时候,东坡一直期待的那个人――狱卒梁成,端着一盆热水走了进来。这是东坡每晚睡前要做的功课――泡脚。狱中泡脚本是天方夜谭,可是当良心未泯的梁成遇到德才兼备的东坡,用今天的话说,当粉丝遇到了自己的偶像,一切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
梁成帮东坡把脚泡好,就问:“他们又拷打您了吗?”
东坡微闭着眼,点了点头,然后就把晚饭吃鱼的事情说了出来。
粱成说:“不能吧?要明天杀头,他们一定会有所议论的,可是我刚才没听见他们说什么呀!”
东坡说:“总有这么一天的。”
梁成忙安慰道:“也未见得,老爷,您知道吗,杭州、湖州的老百姓听说您被关进大狱,纷纷自发组织起来为您做解厄道场,祈求神灵保佑您平安,那黑压压的人群,那香火旺盛的场面,可壮观了!当地官员已经把这些舆情奏报皇上了!”
东坡闻听此言,不由慨叹一声:“多好的老百姓啊!”说着,把刚才写好的两首诗交给梁成,让他务必转交迈儿。梁成匆匆一看,知道是遗书,说:“老爷,为了那些爱戴您的老百姓,您也要活下去啊!”
两人道别,东坡调理了一会儿气息,和衣而卧。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好像听见有人进了囚室,躺到自己身边。东坡毫不介意,不久鼾声大作。睡梦中,感觉有人推了推自己,对着自己的耳朵说:“恭喜使君,贺喜使君!”东坡哪里知道,来人正是宋神宗派来刺探情况的小太监,他见东坡被关大狱还能如此酣睡,只能说明心底坦然,毫无愧怍,加之他也是东坡的粉丝,当夜向神宗如实作了汇报。
已交四更,东坡的鼾声在北宋御史台的上空显得异常清脆,催眠了柏树上的乌鸦,也催眠了夜空的朗星。

西汉长安的御史台内种植了许多柏树,柏树招乌鸦,夜晚来临,树上就会栖宿成千上万只乌鸦,时人就把御史台称为“柏台”或“乌台”。北宋汴梁的御史台虽然没有那么多乌鸦了,可是在此工作的乌鸦嘴却是不少,以至于把东坡这样襟怀坦荡的人都提进狱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按照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制度设计,这个案子是不应该发生的。赵匡胤是个有雄才大略的人,他深知可以马上打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所以对文人特别器重,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就发生在太祖时期。为了鼓励文人提出合理化建议,太祖明确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的人”,不仅把它刻成石碑,还警告继任者“有违此誓者,天必殛之”。可惜,此一时,彼一时也,几代之后,往往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即如后世明太祖规定贪污钱财60两银子以上者,处以剥皮实草的酷刑,真把贪官们吓唬住了一段时间,可是严嵩的贪腐在历史上有名;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杀掉两个贪官刘青山、张子善,换来30多年的吏治清廉,可是后来的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前腐后继,不让古人。此是后话,还回过头来说“乌台诗案”。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因缘际会。“乌台诗案”的大背景是变法派当政,而苏东坡、司马光等人一向被视为保守派,不受皇帝待见;可是为什么偏偏发生在东坡身上而不是别人身上?这就应了“天妒英才”那句古训。
东坡少负才名,21岁中进士时已誉满天下。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他激赏有加,称:“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当朝皇帝仁宗策试回宫,兴高采烈地对曹皇后说:“朕今天为子孙得到了两个太平宰相!”曹皇后问是谁?仁宗说是眉山的苏轼、苏辙兄弟。还说:“我老了,恐怕来不及重用他俩了。但是可以留给后人,不也很好吗?”可惜东坡从1061年走上第一个工作岗位――凤翔府签判开始,历仁宗末期、英宗时期,都是在最基层历练。1068年神宗即位,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直到1086年神宗去世为止,熙宁变法持续17年。东坡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看到变法的种种不利,受父亲苏洵的影响,与王安石保持了距离,所以东坡继续坐冷板凳,先是杭州通判,继而是密州、徐州、湖州三地的知州。虽然东坡一直外放,可是神宗皇帝并没有忘记这位当朝第一才子。1073年,东坡在杭州通判任上的时候,神宗派司天监沈括察访两浙,特意叮嘱他善遇东坡。这位后来以《梦溪笔谈》名世的沈括在杭期间与东坡诗词唱和,欢饮达旦,东坡视为知己,高兴之余,手录几首诗作送给沈括。沈括把它们带回京城,呈给神宗,注明“词皆怨怼”,就是说这些诗的主旨都是埋怨变法。神宗看了,自然不快,但觉得不过是文人看不清天下大势,发发牢骚而已,并没有罪及东坡。及至1079年,李定等人把东坡的反动诗文集呈给神宗的时候,神宗终于震怒了,立刻下旨逮捕东坡,革去湖州知州之职,押解到御史台问罪。
东坡在朝中还是有几个朋友的,驸马王诜即是一位,他自然消息灵通,立刻派人通知苏辙,让他给哥哥报信。所以神宗派到湖州捉拿东坡的太常博士皇甫尊还在路上时,东坡已经知道凶信了。他不躲不逃,知道自己不贪不占,顶多是因言获罪,便仍穿着朝服出见。皇甫尊来到州衙,出示了一纸普通的革职逮捕文书,就把东坡五花大绑,即刻押解回京。妻子王闰之带着全家老小,从后堂追赶出来,哭成一片。东坡突然想起从前和妻子讲过的一个故事:宋真宗时有一位隐士杨朴,有人向朝廷举荐他善于写诗,真宗召见他,让他当场做诗。杨朴推辞说不会,真宗就问,你这次进京有人写诗为你送行吗?杨朴回答说:“只有为臣的老妻写了一首绝句:‘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哈哈大笑,知道他志不在做官,就放他回山了。东坡知道闰之一定记得这个故事,就回头对她说:“你就不能像杨处士的老妻一样,写一首诗来送送我吗?”王闰之听了,不禁破涕为笑,而东坡已转身走出州衙。
客观地说,神宗是一个有为的皇帝,只是过于峻急。他从父亲英宗手里接班的时候,还是个21岁的小伙子。那时的宋朝表面看来繁荣昌盛,实际上危机四伏。国家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在6300万到6800万缗钱之间,光是官吏和士兵的支出即达6000万,神宗时期的皇家开支是每年720万,只此三项,已经出现赤字了。还有,每年必须“赏赐”给辽和西夏50万和27.5万匹银绢,实在令神宗皇帝颇为不爽。“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所以,王安石变法与神宗的期望一拍即合。前期推行的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确实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抑富济贫,可是后来摊子铺得过大,从保甲法、保马法到改革科举制度、学校制度,短短六年即推出十项重大新政,有的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有的被基层官员念歪了,有的根本就是恶法。加之,王安石任用的是吕惠卿等一批反复小人,而没有人才的保障,任何事业都不可能取得成功。1074年,郏侠绘《流民图》上奏神宗,画面上的乞丐形象深深刺痛了神宗的神经。新法受挫,王安石先后两次被罢免相位,出知江宁府。虽然变法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果,但作为幕后老板,神宗当然不喜欢别人评头论足,说三道四,即使他是当朝第一才子苏东坡。也就是说,是东坡自己撞到了神宗的枪口上。
可是,如果没有手下人的罗织,神宗是不可能读到东坡的反动诗文的。那么是谁和东坡过不去呢?是李定、何正臣、舒几个御史小人吗?当然不是。这个人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旨相公”――王硅。《宋史・王传》:“以其上殿进呈,日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日已得圣旨也。”这样一个只会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的人,却是一个深谙权术的家伙,他知道宰相只有一个,而觊觎这个位子的却大有人在,当朝对他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已经失势的王安石、吕惠卿,而是仁宗都看好的苏东坡。别看苏东坡、司马光等旧党人物现在靠边站,谁知道哪一天他们会卷土重来?为防患于未然,不如来他个斩草除根。王选择了苏东坡。因为司马光老成持重,绝口不言世事,而苏东坡直言敢谏,还经常借诗文讥讽朝政,所以更容易抓到把柄。果然让李定等人一嗅,立刻从东坡诗文中叼出了这样的句子:
东坡在《湖州谢上表》中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里所说的“新进”,显然是指因拥护变法而得到提拔的官场新宠。
《山村》诗中说:“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是说年轻的农民拿着国家发放的青苗钱进城打工,很快就把身上带的钱花光了,什么本事也没学到,却学会了城里人说话的腔调。东坡在诗中冷嘲热讽,没有一点同情心,反对救济贫民,反对变法。
还有“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讽刺朝廷新兴律学,忽视传统儒学教育;“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神宗实行盐禁……
在御史们整理出的黑材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误解、曲解,无中生有,造谣生事,但也有一些确实是东坡的原意呈现。东坡后来回首往事,说这个时期“臣屡论事,未蒙实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
用现代的语汇,东坡可称为自由知识分子,天生有一张没遮拦的嘴,爱批评朝政;有一支汪洋恣肆的笔,由着性子地“兴观群怨”;有一个独立思考的大脑,不肯囿于成见或世俗之见。这一切在今天看来也未免不犯忌,在北宋,虽然太祖规定不得以言罪人,但东坡之言已然太出格了。他成为“乌台诗案”的主角,简直是义不容辞。

东坡的名气太大了,他被捕入狱的消息千捂万盖,还是传到了曹太后的耳朵里。这位仁宗朝的皇后,如今成了神宗的祖母,虽然不是嫡亲(仁宗无子,英宗为濮王之子,神宗为濮王之孙),但这辈分在,而且老太太绝顶聪慧,不由得神宗不服。这位已处于弥留之际的老太太一点都不糊涂,她听说东坡因写谤诗而下狱,第一反应就是东坡一定受了仇人的陷害,对神宗气鼓鼓地说:“我的病已经很重了,不能再有冤屈之事来伤害中和之气!”神宗是个孝顺的孩子,立即表示可以用大赦天下来为太后祈寿,曹太后断然说:“不须赦免天下的凶恶之人,只要放了苏轼就够了。”
这大宋朝,据说除了太祖,其他皇帝都有点神经质,可是有两个皇后足以称得上英明,一位是曹太后,另一位是后面要提到的高太后――英宗皇后,神宗的生母,而且和曹太后还有亲戚关系,是曹太后的外甥女。曹太后没有看到东坡出狱,就于这年的10月20日病逝了。狱中的东坡听到讣闻。写了两首诗以示哀悼,诗中表达了对太后知遇之恩的无限感激和对老人去世的深切缅怀。
其间,营救东坡的奏章纷至沓来。有自己的同胞兄弟苏辙,他请求免除自己的官职来赎东坡的死罪;有旧党友人范镇、张方平等人;甚至有自己的政敌王安石。此时的王安石在江宁赋闲多年。官场的失意、民间的疾苦、新法的流弊,让这位“拗相公”清醒了许多,他知道东坡虽然和自己不是同道,但罪不至死,于是上疏替东坡求情:“岂有圣明之世却杀害才学之士的呢?”王安石的胞弟王安礼和东坡一直是好朋友,他当面劝说神宗:“自古雄才大略的君主,都不因言论而处罚臣民。苏轼是个文士,才学高而官位低,难免在诗文中发发牢骚。一旦真的绳之以法,恐怕后人会说陛下容不得人才,希望陛下中止这场官司。”神宗回答说:“朕本来也不想治他什么罪,不过要让御史们言路畅通而已。看在你求情的分上,我会宽恕他的。”当朝另一位宰相吴充,虽是王安石的姻亲,但他对新法却持保留意见,对神宗说:“魏武帝曹操那么好猜忌的人,都能容忍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榜样,却容不下一个苏轼,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
这些话显然起了作用,没有哪个皇上愿意被指责容不得人才。何况,正如神宗对王安礼所言,他并没有治东坡死罪的意思,只是要杀一儆百,让保守派免开尊口而已。本来要给东坡判刑两年的,随着曹太后的去世和一些重臣的劝谏,神宗最终赦免东坡,将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武装部副部长),他的弟弟苏辙被贬为筠州盐酒税务。处分最重的是王巩,他因为是张方平的女婿,被贬往岭南的宾州,监盐酒务。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20多人,各处罚铜20至30斤不等。
1079年12月28日,东坡在被关押130多天之后,终于走出了阴森森的御史台监狱。入狱前,他巨颡丰颐,体健如牛;出狱时,已经是头发稀疏,遍体鳞伤了。他因诗获咎,但在牢狱之中,居然仍有写诗的兴致,看到院子里的榆、槐、竹、柏,即刻吟咏起来;看到乌鸦饿了,啄起地上的积雪,也写入诗中。一出监狱大门,立刻索笔把狱中构思的这些佳句记录下来,并且自豪地宣称:“试拈诗笔已如神”,真是北宋第一牛诗人!

1080年农历正月初一,在别人家欢庆新年的爆竹声中,东坡由御史台差役押解,离开汴京,前往贬所黄州,同行的只有苏迈。他的家人是在几个月之后,才由苏辙护送来到黄州与自己团聚。这短短的几个月,是东坡一生中最感寂寞、孤独的日子,是他心境最为凄惶的日子,也是他开始对宇宙、人生发生独特体悟的日子。
刚从大狱里出来,东坡就像一只受伤的羊羔,多么需要躲进一个宁静的角落,舔舐一下血淋淋的伤口。可是,家人还远在筠州。他以戴罪之身,与苏迈暂时寄居在一所小寺庙里,一日三餐,跟着和尚一起吃斋。好在寺庙就在长江边上,东坡白天昏睡,夜晚才像一个幽灵似的出来散步。这么做,当然是有意避开人群,免得双方尴尬。
正是春寒料峭之时,夜静得}人,东坡看到了一只和自己一样孤独的大雁,触景生情,写下这样寒凉的词句:“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东坡终于没有抑郁,因为家人重新团聚,朋友开始汇集。在亲情、友情的滋润下,东坡心灵上的伤口渐渐愈合。新任知州徐大受与东坡一见如故,在生活上对他关照有加。家人团聚后。东坡上有70多岁的乳母任采莲,下有三个儿子,苏迈已经娶妻,加上家童侍女,一家老小20多口,住在寺庙里自然不便,只好借住在一处叫临皋亭的官邸。老朋友马正卿来访,看到东坡一家生活拮据,就出面向州府申请拨一块荒地让东坡开垦。徐大受慨然批准,在黄州城东门外的小山坡上,拨出一块废弃的营地50亩给他。东坡带领一家老小,在这片土地上垦荒、种粮、种树,忙碌了几个月,把一块荒地整治成了良田。东坡想起白居易贬忠州时的一首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见这片土地在黄州,便自号东坡居士。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在旁边建起五间住房,自题“东坡雪堂”,终于有点安居乐业的眉目了。
听到他落难的消息,来黄州看望他的朋友越来越多。杭州的老朋友王复、张弼等托人捎来他爱吃的荔枝红、红螺酱,僧人道潜在这里一住就是大半年,四川老家的朋友巢谷也赶来投奔东坡。在他家里当起了家庭教师。
不过,经过牢狱之灾的东坡,不复是以前的那个苏轼了――他依然豪迈,但豪迈之外多了一份悲凉;他依然旷达,但旷达之外多了一份谨慎;他依然乐观,但乐观之外多了一份深沉和通透。这一切,都要感谢孤独。孤独,对常人来说,意味着寂寞、凄苦,对一个伟大作家来说,则意味着创造。东坡也有常人的一面,同样有寂寞、凄苦。比如。《西江月・黄州中秋》:“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写出自己心底的沧桑和对官场失意原因的剖析――“月明多被云妨”。1082年寒食节,那份深刻的孤寂再次袭上心头,东坡写了两首寒食诗,中有“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的句子。岁月催人老,46岁的东坡己然青丝变白发,怎能不感慨系之!这种苍凉同样出现于此后创作的豪放派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词的最后几句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不过,东坡不是李白,他没有走向消极,没有走向及时行乐,而是更加淡定,更加通透。那个孤寂的寒食节后不久。东坡随朋友一起去黄州城外的沙湖看田,路遇骤雨,友人皆狼狈不堪,东坡却泰然处之,这就是《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描述的是大自然的风雨,抒发的何尝不是自己对待人生风雨的淡定态度?
东坡没有走向颓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东坡是一个元气淋漓的人,是一个富有生命情趣的人,他善于调试自己的心态,善于苦中作乐。面对命运的作弄,他不怨天尤人,更不自暴自弃,而是直面现实,以自己元气淋漓的“趣”化解生命中的烦忧。他爱饮酒;爱吃美食,“东坡肉”、“东坡羹”就是黄州时期的发明;爱写书法,上面提到的《寒食诗帖》,一不小心就写成了“天下第三行书”(第一名是王羲之的《兰亭序》,第二名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爱文学成癖。在这一切之外。东坡在黄州的最大收获就是找回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大自然。从某个角度来说,大自然是医治心灵创伤最好的药物。东坡本是一个爱好游历的人,此前的仕宦生涯中,也写过《凌虚台记》、《超然台记》等游记文学,但那时候公务缠身,游玩起来总还有些拘束。到了黄州,“不得签书公事”,反而让东坡回复自由身,真正达到了放浪形骸、天人合一的境界。当他月夜携酒,两游赤壁,写下前后《赤壁赋》,中秋月圆之际,欢饮达旦,大醉,写下《水调歌头》的时候,一个伟大的作家诞生了!“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没有相当的生活阅历和生命体验,是不可能写出这样蕴涵深邃的词句的。可以说,黄州四年三个月,是东坡仕宦生涯的低谷,却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
无数个世纪之后,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奇文《研究室与监狱》:“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为什么监狱里面会产生文明呢?看了东坡被贬黄州的经历,我们就会明白“孤独孕育着创造”的要义。

1086年对于包括东坡在内的所谓“保守派”来说,是一个利好的年份。神宗刚刚去世,10岁的哲宗即位,这么小的孩子能坐稳龙椅吗?一切便由52岁的高太后垂帘听政。前面说过,这高太后可是个英明的主儿,被后世史家称为“女中尧舜”。与曹太后相同,她也看不惯变法派的作为,所以儿子一死,她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废止新法,起用旧党,史称“元佑更化”。
随着司马光、吕公着被任命为宰相,一批旧党人物纷纷回京出任要职。高太后当然忘不了才学第一的苏东坡。这些年,东坡由黄州团练副使而汝州团练副使而登州太守,到登州上任不到半个月,即被召回汴京,出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兼迩英殿讲读等职,一度还被任命为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只是没有到任就改授别职了。
1088年4月4日傍晚,东坡正在翰林院值班,突然被高太后宣至内殿觐见。
高太后:“有一件事要问内翰,你三年前是什么官职?”
东坡:“汝州团练副使。”
“如今是什么官职?”
“翰林学士知制诰。”
“知道为什么会升得这么快吗?”
东坡回答是因为遇到了英明的太后陛下,是皇上的旨意,是大臣们的推荐,太后都直摇头,东坡大惊失色,说:“为臣虽然不肖,但绝不会干溜须拍马、跑官买官的勾当。”
太后笑了笑说:“内翰误会了。我早就想告诉学士,起用你是神宗皇帝的意思。每当神宗吃饭时停下筷子来看文章,身边的宫人必定会说:‘一定是苏轼的文字。’神宗往往边读边连声赞叹:‘奇才,奇才!’可惜他还没有来得及重用你就仙逝了。”
东坡听了,失声痛哭。这些年,自己从黄州到汝州再到登州,离京城越来越近,官职也有提升,连同僚们都觉出上面有重新起用东坡的意思。今天经高太后一语点破,东坡不禁感念起先帝的不杀之恩、知遇之恩,尤其是听到先帝对自己“奇才”的评价,东坡不免有些受宠若惊了。当着太后的面,东坡自然要表一番忠心,说自己一定尽心竭力辅佐幼主,实现大宋的复兴云云。
在翰林院的这段时间是东坡距离帝国神经中枢最近的时候。所谓翰林学士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兼迩英殿讲读,职责就是代皇帝起草诏书、文诰、口谕、青词和给皇帝上课,既是皇帝的文字秘书,又是皇帝的老师,可以天天接近圣颜。以东坡的才华,做这点事,绰绰有余。明人笔记中记录了一则与东坡有关的逸事,可见一斑。文章写的是南宋的洪迈,晚年做翰林学士,有一天在翰林院值班。为皇帝草拟诏书,从早晨到下午竟然写了20多篇,非常忙碌。完事后他在庭院里散步,看见一位老人坐在树下晒太阳,就跟他聊了起来。原来老人家几代人都在翰林院当差,年轻的时候还伺候过元佑时期的前辈。老爷子首先奉承洪迈说:“今天文书这么多,学士一定辛苦。”洪迈很得意地说:“今天写了20多道文件,都交差了。”老爷子忙恭维说:“学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见呢。”洪迈不由自负地问道:“当年苏东坡苏学士,都说他笔头快,也就这么快吧?”老爷子点点头,说:“苏学士敏捷,也就这么快了,”老人叹了口气,接着说:“不过,他草制诏书的时候是不用翻书的,都在脑子里装着呢,不至于像您这样费劲噢。”
但是,东坡在京城待了总共不到三年,就坚决要求外任。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不惯旧党同僚的反攻倒算。
当年,东坡是变法的反对派,因为那时他更多看到了新法扰民的一面;如今,当朝廷要全面废止新法的时候,他却站出来说“不”,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基层历练,他看到新法中也有许多便民、利民的因素。当年的王安石,人称“拗相公”,推行新法漫天铺开,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视东坡为异己;今天的司马光,被东坡唤作“司马牛”,倔得像牛似的,对新法来个一刀切,不管是良法恶法,一律扫除,听到东坡饶舌,便觉得东坡不可思议,被贬这么多年,居然还为新法唱赞歌。这样,东坡落了个两面不讨好,成了政治上的异见分子。
那么,真理到底在哪边呢?当然在少数派东坡手里。说白了,东坡是一个渐进的改良派,他反对激进式的、大轰大鸣式的改革,更反对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而提倡走稳健的中间道路。可是朝中的大臣们只关心路线斗争,不关心民生疾苦,这让东坡十分失望,便自请外任,以远离旋涡的中心。他先后担任杭州知州、颍州知州、扬州知州,做起了地方一把手,使自己的政治抱负真正得以施展。
在我看来,东坡不单是一个文人,他首先是一个官员,而且是一个有思想、有办法、有仁心、有政绩的官员。他懂水利。早年任徐州太守时,黄河决口,滔天的洪水直扑徐州城而来。一些富人收拾细软,准备出城避灾,东坡说:“只要我在,徐州城绝不会溃堤!”立即征集民夫抢修堤坝,加固城墙,并在城墙内侧增修防洪堤。在长达两个月的抗洪斗争中,东坡夜不归宿,就在临时搭建在城头的草棚里打个盹儿。最终,洪水退去,黄河恢复故道,徐州城的抗洪斗争取得胜利。东坡明知黄河泛滥的周期较长,在其任期内不可能再遇第二次洪灾,但他一再上疏朝廷,请求下拨粮款,修筑新的防洪堤坝。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东坡亲自督役,费时半年,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将外城修缮一新,增筑木堤四道,建成着眼百年大计的新防洪大堤。当他调离徐州时,老百姓依依不舍,说:前年要是没有使君,我们早就化为鱼鳖了!
在杭州任上,东坡做的最大政绩就是兴修水利,疏浚西湖。当时,西湖滋生的葑草,堙塞了近一半水面。为了急百姓所急,东坡在朝廷尚未批准立项之前,就发动兵士清除葑草,挖掘淤泥,并把这些葑草和淤泥变废为宝,在西湖上修筑了一道南北向的长堤。当时,环湖一周长达30里的西湖原有一条东西向的长堤,但缺少南北向的堤。在筑堤工地上,东坡向民工借来一个粗瓷大碗,满满地盛上一碗专供民工食用的陈仓米饭,和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条堤坝的建成,不仅大大方便了百姓出行,而且为西湖增加了几处赏心悦目的景点,正可谓化腐朽为神奇,这主意,大约只有才华横溢的东坡想得出――它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苏堤。
东坡的仁政何止于水利,而是体现于他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此次出知杭州,东坡没想到遇上粮食歉收,他立即上奏朝廷,要求缓交贡米,并从邻近未遭灾地区收购粮食,把义仓里的存米投放市场以平抑粮价,结果全杭州没有一人饿死。而十多年前的一次饥荒,杭州地区曾饿死过50多万人!当杭州暴发瘟疫的时候,东坡把朋友巢谷传授的秘方“圣散子”拿出来,自费采购大量药材,命人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大量“圣散子”汤剂,治愈了无数病人。在杭州,他创办医院“安乐坊”(后改名“安济坊”),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出知扬州的时候,他发现州吏正忙着准备一年一度的“万花会”,需用芍药花几万朵,完全是硬性摊派,劳民伤财,便果断地下令停办。诸如此类,说明东坡是一个宅心仁厚、亲政爱民的官员。有论者指出东坡是千年一遇的文学天才,却错误地选择了把政治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是选错了行,这种论调是典型的无知。没有政治上的风云激荡,没有人生命运的坎坷历练,东坡如果只是躲在象牙塔内闭门造车,是断然成不了文学天才的。

1093年东坡再走霉运,这次比1079年“乌台诗案”之后被贬黄州还惨,被发配到更加遥远的惠州。走霉运的直接原因是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东坡失去了保护伞。按常理,东坡是哲宗的老师,又是仁宗、神宗眼中的宰相之才,应该继续得势才对,但政治通常是不按常理出牌的。高太后垂帘听政八年,哲宗被压制了八年,如今,他终于可以在龙椅上坐直腰杆了,为了树威,他向外界发出的第一信号就是全面恢复神宗之政,重新起用新党,罢黜元佑党人。哲宗此时起用的宰相是章悖,此人和东坡是同榜进士,年轻时同在陕西为官,一度是很好的朋友。但这种朋友关系没有走得更近,因为东坡发现了章悖性格中的另一面。有一次两人结伴同游仙游潭,章悖提议到对面山崖去题字,东坡说他不敢。章悖不动声色地走过独木桥,把绳索的一端系在树上,另一端系在腰上,纵身缒下悬崖,用黑漆写下“苏轼章悖来游”六个大字。章悖返回东坡身边的时候,东坡拍着他的背说:“你将来一定能杀人。”章悖问为什么,东坡说:“能这么不要自己命的人,就一定能杀人!”后来他们走着各自不同的仕途,一直相安无事。两人真正结下梁子是在元佑年间,章悼任扬州知州的时候,苏辙曾写奏章弹劾过他,东坡当时没有为他辩护。于是章悖对苏氏兄弟怀恨在心。如今,章悖做了宰相,东坡预感到自己不会有好果子吃了。果然,东坡五个月之内连接五道诏命,由定州而英州而惠州,成为元佑旧党中远贬岭南的第一人。
今天的惠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可是在唐宋时期,这里却是令人生畏的蛮荒之地。唐朝的韩愈被贬潮州刺史,“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他自忖“忧惶惭悸,死亡无日”,所以在潮州的七个月里,写下的文字多忧戚怨嗟之语。东坡的贬所惠州比潮州还要偏远,待遇更差――刺史好歹是地方一把手,而“落建昌军司马、贬宁远军节度副史、惠州安置”只是一个虚衔而已。
1094年,59岁的东坡带着幼子苏过、侍妾朝云和两个女仆踏上了南迁之路,其余家人返回宜兴居住――那里有东坡购置的一点田产。
南迁之路本是一条跋山涉水的艰辛旅程,东坡却以谪为游,一路走来一路诗。经过水急浪高的惶恐滩时。他说:“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俨然一副撑船高手的口吻,全没有后来文天祥写“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哀怨;九月初,东坡来到沟通赣粤的要冲大庾岭,他知道翻过这道岭,就将进入瘴疠蛮荒的南粤了,可是东坡想起此时朝中愈演愈烈的朋党之争,忠奸莫辨的红尘纷扰,心里反而生出一种解脱感,站在岭上朗声吟咏:“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静。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两相忘。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十月二日,风尘仆仆的东坡刚到达惠州,即受到当地官民的热情欢迎,他没发现这儿有什么蛮荒可怖之处,反而有故地重游之感,遂吟诗赞美这里的风土人情:“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就是东坡,总能从大自然中发现美,从风土人情中找到慰藉。
东坡在惠州待了两年七个月,比韩愈寓潮整整多了两年。虽为贬官,但东坡还是享受到相当好的待遇――住官舍,参与政事等,这完全得益于当地官员对他的照顾。东坡的人格魅力太大了,以至于所到之处的父母官都对他敬重有加。在黄州,是知州徐大受;在惠州,从惠州知州詹范、方子容到循州知州周彦质、广州知州章质夫、王古,都给过他很多接济和馈赠。身边的小人当然有,尽管东坡每每告诫朋友看信后立刻销毁,不要示人,但是朝廷对他的行踪还是大体了解的,比如,广州知州王古就因为和东坡走得过于紧密而遭罢斥。
为了更好“关照”东坡,章在人事安排上可谓煞费苦心。先是故意委派与东坡有宿怨的程之才出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后是撤销苏迈即将赴任的仁化县令的职务,以免东坡得到儿子的照料。程之才原本是东坡的表兄(东坡的母亲姓程,程之才是她的侄子),又是东坡的姐夫(东坡的三姐嫁于他),可是就是这个程之才,把自己的妻子虐待致死,由此引发两家断绝关系,四十多年没有往来。章悖显然是知道这层关系的,他派程之才到南粤任职,就是想让东坡吃个哑巴亏。没承想东坡大人大量,主动与姐夫交好,冰释前嫌,并借助姐夫的影响力,为造福当地百姓做了很多实事,比如,针对惠州驻军缺少营房的现状,东坡建议修建营房300间;在东江和西枝江之间架设两座新桥,以方便两岸居民出行;作《秧马歌》,推广在武昌学到的一种插秧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在了解到广州老百姓吃的是成苦水的情况之后,水利专家苏东坡教给知州王古以竹管引入城外泉水的方法,还详细讲解在每根竹竿上钻一个小眼,如绿豆大小,平时用小竹针堵住它,以便日后检验管道是否畅通。因为运输管道远,时间久,极容易发生堵塞,如果没有这些竹眼检验,那么一根竹竿堵塞,就会影响上百根;有了这些竹眼,检修时把小竹针拔下,就能迅速查出是哪根坏了,坏在哪里。他还建议知州每年拔点经费,买五十几根新竹竿,以备随时更新,这样引水管道永远不会废弃。近千年之后,读着这样的书信,你似乎仍能感触到东坡的古道热肠和细致入微。他之所以在中国文人和百姓中有那么高的知名度,绝不仅仅是他的诗文写得好,恐怕与他的仁政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史传文字中,我们看到惠州时的东坡依旧是那副乐呵呵的模样:“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这种乐观情绪自然充溢于他的诗中,如“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如“报道先生轻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把惠州写得像世外桃源似的。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荔枝再好,当不得饭吃,而且这东西吃多了上火;朝廷已经克扣了东坡三年的工资,手头拮据的他已经沦落到“与狗争骨”的地步。羊肉是买不起的,东坡只好买羊脊骨,骨缝间往往残留一点点肉,需上锅煮熟后才能把肉剔出,在酒中浸渍一下,加点盐,烤到微焦时吃,味美如吃蟹螯。东坡不无得意地给弟弟苏辙写信,向他推介这一美味,还补充说这个方法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否则众狗就不高兴了――因为它们没得骨头可啃了。但不是所有的苦都能作乐,有些苦就只是苦。比如,惠州缺医少药,而东坡偏偏患了痔疮,疼得他在床上辗转呻吟了一百天。在这段日子里,连羊脊骨都不敢吃了,只能早晚吃两顿素面条。
是精神的滋养帮助东坡抵御瘴疠的侵袭,弥补物质的匮乏,化解人生的悲苦。这种滋养来自文化,其中有儒释道,也有草根文化。在惠州,东坡发现了陶渊明。早在扬州知州任上,东坡就开始写和陶诗,但真正大规模地写作,正是在惠州。
他一定从这个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彭泽令身上,从这个归隐田园、悠然见南山的诗人身上,从这个“猛士固常在”的斗士身上,找到了共鸣,引为跨越时空的知音。这个时期,他和方外友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佛家的出世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世界观。比如,他的老朋友佛印在一封信中这样安慰东坡:“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贵,转眄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那么佛法在什么地方呢?佛印说:“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屙屎撒溺处,没理没会处,死活不得处……”东坡是一个在牢狱中待过的人,他早已把生活的标杆降得很低很低,对很多事情看得比较通透,臻乎大彻大悟之境,所以才会在给僧人道潜的信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大家都认为瘴疠之气会导致人生病,可是在没有瘴疠的北方不是也有病人吗?是病都会死人,何必一定要怪瘴疠?如果缺医少药,那么死在京城国医手中的病人一定比别处多得多。”他如此宽慰道潜,是希望老朋友不必为自己的处境担忧。
在惠州,东坡最大的精神慰藉来自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朝云。
东坡这一生,官场失意,但爱情却异常坚固,从而为他提供了一个最静谧的港湾,使他可以随时修补心灵的创伤。他先后有二妻一妾。第一个妻子是王弗,川妹子,眉州同乡,比东坡小3岁,16岁嫁给东坡,那时东坡还没出川呢。她是一个非常聪慧的女人,了解东坡为人率真,口无遮拦,所以经常在屏风后听丈夫和客人谈话,如果听到客人说话模棱两可或一味逢迎主人,待客人走后,就会劝诫东坡远离这样的小人。经过几次试验,果然证明妻子的判断是正确的,可以说,王弗是东坡仕途上的好帮手。她和东坡共同生活了11年。有子苏迈,1065年在汴京去世,时年27岁。在她去世之后十年,正在密州知州任上的东坡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一段情,经过十年的漂洗,还这么至真至醇,说明东坡绝非轻薄浮浪之人。
王弗去世三年之后,东坡娶的第二个妻子王闺之,也是川妹子,王弗的堂妹,她和东坡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共25年,生子苏迨、苏过。王闰之是最会过日子的人。在东坡流放黄州的四年中,王闰之核算出全家每天的生活费不能超过150钱。于是每月初一,东坡拿出4500钱,王闰之把它们平均分成30串,挂在房梁上,每天早晨用叉子挑一串钱下来作为当天的费用。如果有节余,就把它们放到一个竹筒里储蓄起来,以备将来招待客人用。日子虽然拮据,但王闰之从不忤逆东坡的文人习气,比如,她不讨厌东坡喝酒,即使喝得醉醺醺的。《后赤壁赋》中写:“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文中的妇人就是王闰之,一个贤惠、温柔、包容的女性形象。她的包容还在于对待王弗留下的儿子苏迈如同己出,在东坡任杭州通判时,她买下12岁的王朝云做婢女,几年之后纳与东坡为妾。王闰之1093年在汴京去世,时年46岁。五年之后,东坡已贬儋州,元宵节做梦梦见王闰之,写下这样的诗句:“灯花结尽吾犹梦,香篆消时汝欲归。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翰衣。”1102年,苏迈将她的灵柩和东坡合葬于河南郏县的小峨眉山。所以她是死后唯一与东坡同穴的妻子。
东坡的第三个女人即朝云,比东坡小26岁。她是东坡真正的红颜知已,侍候东坡22年,其中为妾也有十多年。当年东坡任翰林学士的时候,饭后摸着自己滚圆的肚皮问身边的婢女:“你们猜我这肚子装的是什么呀?”有的说是文章,有的说是机关,只有朝云说是“一肚皮不合时宜”,逗得东坡哈哈大笑,并深以为然。朝云在黄州为东坡生下一子苏遁,眉眼跟东坡长得很像,东坡也特别喜欢这个孩子,在孩子的洗礼日写下一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是年近知天命的东坡在遭遇命运的第一个低谷之后,看透官场险恶和世态炎凉,对人生作出的另一种诠释。可惜这个孩子只活了十个月大就夭折了,东坡无限悲痛,“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东坡被贬惠州的时候,想起白居易晚年把自己最为宠爱的两妾小蛮和樊素遣散的故事,也想赶朝云离开,惹得她十分生气。不难想象,如果没有朝云无微不至的体贴照顾,东坡在惠州就不可能找到陶渊明的宁静心境。令人气短的是,“红颜薄命”的悲剧竟然发生在朝云身上,惠州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她身染瘟疫,于1096年7月去世,年仅34岁,东坡把她葬在栖禅寺东南的松林中,使礼佛多年的朝云可以永远与暮鼓晨钟相伴。当年10月,岭上梅花盛开的时候,东坡睹花思人,写下了一首《西江月》词:“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常嫌粉沈,洗妆不退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咏的是花,又何尝不是朝云的写照?
东坡的三个女人陪伴他走过生命中的不同阶段,最后都香消玉殒了,留下形容枯槁的他在苏过的搀扶下,继续向生命的尽头艰难跋涉……

朝云还在世的时候,东坡就和她商量,既然没有北还的希望,住官舍和寺庙又有诸多不便,不如自己动手,在惠州安个新家,长做岭南人吧。地方选好了,在白鹤峰上的一块空地,工匠、木材都是现成的,知州乐意解囊,百姓愿意相助,连僧人都愿意出力,经过将近一年的辛苦,20间的白鹤峰新居建成,可惜朝云没有福气住进去就死了。东坡让苏迨一房留在宜兴,把苏迈一家接过来团聚。此时东坡已有三个孙子,长孙都20岁了,天各一方分别三载的一大家子终于欢聚一堂,东坡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天伦之乐。
虽远隔万里,东坡的笑声还是传到汴京,深深刺痛了章悖的耳膜,他立刻变得恼羞成怒,心想:我派一个程之才去广州,想给你穿点小鞋,没承想这家伙竟成了你的保护伞;把你贬到惠州是为了让你吃点苦,没想到你居然吃得香睡得安,还写什么“报道先生轻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来炫耀,哼,就不信治不了你,惠州不行,还有更好的地方,咱中国大得很,打发你去海南岛凉快凉快去吧。
1097年4月,知州方子容带着一纸“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朝廷诰命,到白鹤峰新居找东坡来了。为了安慰东坡,方子容讲述自己的妻子曾梦见菩萨护送东坡过海的事,说是命中所定,不必过于烦恼。东坡在新房中刚刚住了三个月,和子孙团聚也不过两个月,眼见得又要生离死别,他想起自己和韩愈都是“磨蝎宫”的命,注定多灾多难,所以面对这意外打击并不觉得惊讶,坦然地回复方子容:“能得菩萨护送。真是前生有缘。”
两天之后,62岁的东坡只带着苏过一人前往儋州(昌化军的前称)。苏迈率东坡的三个孙儿一路送到广州,在西江边与东坡痛哭诀别。和南迁惠州时的感觉已然不同,东坡知道自已这一去可能就是永别,所以向苏迈详细交代了后事。这时。东坡得知弟弟苏辙被贬雷州的消息,兄弟俩约好在梧州通往滕州的路上相见,两人结伴同行,盘桓了二十多天。一天,他们来到路旁的一家小店吃饭,点了两碗汤面,苏辙看了看脏碗和粗劣不堪的汤面,觉得难以下咽,便放下筷子叹起气来。东坡却什么都不在乎,端起碗来,狼吞虎咽,很快吃得精光,还不忘取笑苏辙:“老弟,这样一碗面,你难道还想细细品尝吗?”
东坡在弟弟的贬所雷州待了四天,即挥泪告别。一艘轮船载着东坡爷儿俩,载着苏辙的无限伤感,驶向波涛汹涌的茫茫大海。
儋州是出乎意料的荒凉和贫穷,该有的都没有,东坡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此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这里的百姓都是黎族,语言不通,他们文身,不种地而以卖香为生,不请医生而信巫师,凡此种种,让东坡觉得这一次是真的身处“化外”了。
刚开始,东坡环顾四周浩渺的海水。会不无伤感地想,哪天才能离开这座孤岛呢?继而一想,九州和中国都处于海水的环抱之中,那么,每一个活着的人岂不都是岛上的居民吗?随遇而安的东坡再一次调低了自己的生活标杆:缺少食物,东坡就和苏过一起修习“龟息法”――利用吐纳减少食物的摄入;不但很快与当地百姓一样以薯芋为主粮。而且克服怕腥的习惯,吃起各种海味来。有一次,当地百姓送来一些生蚝,东坡把它们剖开,肉与浆入水,与酒一起煮,味道十分鲜美,他写文章记下这道美食,还劝苏过不要对外人说,“恐北方君子闯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哈哈,也真亏东坡想得出,有哪个官员情愿为了一道美食而求自贬海南的呢?在儋州,东坡发明了简单易行的保健三法:晨起梳头、中午坐睡和夜晚濯足。表面看来,东坡身上有很多佛、道的印迹,但他骨子里终是一位儒家,正是在海南,他一边写和陶诗,一边续写完成了从黄州开始动笔的《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经学着作。
如果说在黄州、惠州,东坡交往的士大夫远多于百姓的话,那么在儋州,东坡才真正成了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他从草根阶层出发,经过长期的仕宦生涯,又重新回到草根阶层。有一次,他到朋友家喝酒,醉醺醺地不认得回家的路了,就向一位黎族老乡打听,老乡告诉他:“你只要沿着路上的牛粪走就行了,因为你家就在牛栏的西边啊!”作为对乡亲的回报,东坡在儋州积极兴办教育,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改良他们的生活习俗。在他的指教下,1103年,即东坡离开海南之后的第三年,他的弟子姜唐佐参加科举,成为海南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进士。
就在东坡以为自己要终老海南的时候,1100年正月,24岁的哲宗死了,他的弟弟徽宗继位,5月,东坡接到朝廷救命,他终于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等到了北归的机会。这不怪东坡生命力顽强,只怪皇帝太短寿。6月,东坡和苏过夫妇(为了照顾东坡父子生活,儿媳范氏刚刚渡海来到海南)带着看门狗“乌嘴”踏上了内迁之路,当地黎民百姓泪眼婆娑地为东坡送行。6月20日夜,东坡乘船渡过琼州海峡,望着海上明月,想起自己九死一生的遭遇,慨然写下一首七律:“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早在黄州时期,东坡还不无激愤地写“月明多被云妨”,如今,东坡在经历太多的人生风雨之后,依然坚信“苦雨终风也解晴”和“天容海色本澄清”。登岸后,东坡俨然成为大明星,求字画的、求序的、求一睹姿容的,络绎不绝。东坡走走停停,10月,东坡到达广州。1101年正月,梅花盛开的时候,东坡再次翻越大庾岭。七年之前,他和儿子苏过、侍妾朝云和两个女仆踏上南迁之路,而如今,他最疼爱的朝云却永远留在了惠州!
东坡已经选定常州为自己的终老之所,所以一路北上,于1101年6月抵达润州。他的政敌章之子章援忽然求见,并呈上一封求救信。论关系,东坡还是章援的座师,章援参加科举考试时,东坡是主考官。这么多年不通音信,此时求见,只为了借重东坡的威望(社会上风传东坡即将复出拜相),减轻其父章悖的罪过――章悖已被贬往苏辙原先的贬所雷州。东坡捐弃前嫌,扶病起床,亲笔给章援回信,信中说:“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其情可知!”信中,东坡还详细介绍了雷州的风土,嘱咐章援要多备药物,并抄录了一个延年良方“白术方”,希望对章有所帮助。一个刚从岭南捡了一条命回来的人,对待政敌,居然有如此雅量,大约也只有东坡做得到吧!由此北上不远,即到常州。正是夏季,东坡强支病体坐在敞篷的船舱中,头戴小帽,身着长袍,两臂外露。昔日那个颀然八尺的四川汉子,如今面呈土色、鬓发尽脱,垂垂老矣,但他眉宇间的淡定,眼神中的安详,绝非常人可比。船在运河中缓缓行进,数以千计的百姓夹河相随,争着一睹东坡的风采,看得他本人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笑着说:“莫非要看杀苏轼否?”
但此时的东坡已被痢疾折磨得近乎虚脱,一个月之后,1101年7月28日,东坡自知大限已到,要求沐浴,换上朝衣,从容等待死神的降临,侍候在病榻旁的有钱世雄和维琳等友人。两天前东坡曾送给维琳长老一偈,其中有“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的句子,维琳不懂“神咒”的含义,东坡解释说:“过去鸠摩罗什病危,他让弟子不停念西方的咒语以除病,但弟子们还没念完他就死掉了。”此时,维琳还不失时机地在东坡耳边大声提醒:“别忘了西方净土啊!”东坡喃喃回应:“西方净土也许有,但不能刻意去想。”钱世雄也在一旁说:“先生平时已经实践得很好了,这最后一程更要用心走好啊。”东坡淡然回答说:“凡事,一用心就错了。”长子苏迈含泪上前询问后事,东坡不再作答,溘然长逝,享年66岁。而东坡死前的这段对谈,充分表明东坡拒绝皈依西方净土,而信奉自然、超脱的人生观。表面看来,东坡思想中杂糅很多佛家、道家的成分,但真正构成其精神骨架的还是儒家。在人生的大灾大难面前,他从来也没有想过遁入空门,尽管他有很多佛门朋友,他从他们那里学习坐禅、制欲,只是为了化解生活中的苦难;他也炼丹、练气功,不是想修仙成道,只是为了保健养生。面对自己“磨蝎宫”的宿命和接二连三的人生打击,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儒家思想帮助他度过劫难,愈挫愈奋,而且总能在有限的条件下,争取最大的作为。这是东坡比李白、杜甫、韩愈,比许许多多风流才子都要高明的地方。

东坡这一生,仕宦生涯近40年,其中地方官任上13年半,京官8年11个月,而贬官12年(黄州5年,岭海7年),几乎占其生命的1/5时光。在常人看来,12年的蹉跎岁月,足以耗尽一个人的精气神,但东坡总结自己人生的时候,却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余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为什么这么看重贬谪时期的成就呢?是因为只有在这个时期,东坡才真正回归自然,回归自我,回归自由,才发现在官场之外,有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在那里,他同样可以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抱负,可以与天地对话,可以与百姓同忧乐,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种地、喝酒、旅游、打坐、赏月、读帖、画画、看别人下棋、写作、思考……
很多人因为东坡的天才而喜欢他,比如林语堂,他说:“苏东坡的主要魔力,是熠熠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还有很多人因为东坡的仁政,因为他的风流潇洒、坚强刚毅、乐观旷达、幽默诙谐,甚至因为他的美食而喜欢他,而我,只是因为他是一个有趣的人而喜欢他。
东坡有多有趣?当年东坡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为了立论的需要,杜撰了一个“皋陶杀人”的典故,连博学多采的欧阳修都没听说过,事后质询东坡典-出何处,东坡竟笑着回答说:“何须出处,想当然耳!”有一年,东坡一个人到河南尉氏出差,遇上大雪。有位客人来到驿站,呼人喝酒,东坡正愁着找不到酒友,于是两人推杯换盏,一直饮到天亮。等客人骑马离去的时候,东坡竟然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一次,东坡与两位朋友同游南溪,溪水清清,引得东坡“醉中相与弃拘束,顾劝二子解带围。褰裳试入插两足,飞浪激起冲人衣。”想想看,挽起裤腿,赤着脚在溪水中嬉戏的东坡,是一副多么可爱的形象!1084年6月,东坡从黄州改贬汝州,途中,他居然有雅兴和儿子苏迈一起乘着小船,在一个月夜考察石钟山“声如洪钟”的秘密,且不说东坡做出的推论是否科学,他作为一名贬官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就很难得。东坡还曾坐在灯光下,让人照着墙上自己脸颊的投影描画其轮廓,连眉目都不用画,但观众一看就知道画的是东坡。他描写自己醉酒后写草书,“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哈哈,和“张颠素狂”(张旭、怀素)好有一比!东坡在儋州的时候,爱好制墨的潘衡知道他是名墨收藏家,就从浙江金华不远千里到海南拜访东坡,没有场地,就在东坡家里设灶制墨。没想到半夜失火,差点把东坡的房屋烧成灰烬。这潘衡有点拗劲,次日清晨从余烬里找到几两松煤,用牛皮胶和弄一下,做成一小块墨锭,虽不够坚挺,但东坡重其情义,欣然为其墨题跋:“海南松煤东坡法墨。”二十年后,潘衡终成一代制墨名家。
是否可以这样说,正因为东坡对世界、对生活有着广泛的兴趣,所以当各种灾难袭来的时候,他才能够找到多种化解的途径,而不为灾难所困。一个人的内核再坚硬,如果缺少招架的方法,总会被刺伤或者刺死的,东坡命在磨蝎,被贬岭南七年而不死,靠的不只是顽强的生命力,更因为他有“金钟罩”、“铁布衫”,而织成它们的纺线就是东坡的性格、文化和兴趣。
还有一点让人感佩的是,东坡的“适命”并不是逆来顺受,屈辱苟活,而是活得坦荡,活得有质量。上文中提到,东坡在贬谪生涯中把生活的标杆降得很低很低,可以缺衣少食,可以形容枯槁,但东坡生命的质量却是高水准的,物质匮乏,环境恶劣,丝毫没有影响他的精神是充盈的、饱满的。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冒着风雨吟啸前行的东坡,他的身影也许不如李白飘逸,不如柳永风流,不如屈原哀怨,不如杜甫沉郁。但他比这些文人刚健得多;他也许不如王安石有魄力,不如张居正有城府,但他比这些政治家更有人情味。这就是东坡,一个在政治和文学上均有相当成就的东坡,一个千年之后仍觉元气淋漓的东坡,一个两千年之后仍然时尚的东坡。
谁也不曾想到,大宋天空下那颗磨蝎宫的星宿,就这样变成了一颗恒星。如果可以把它的一束光芒集结为一盏明灯,那么我想一定有很多读书人愿摘一盏下来,悬挂在自己的书房。
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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