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新政变法的内容及改制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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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新政变法的内容及改制失败的原因

王莽利用一切势力手段篡夺汉朝的皇位,建立了自己的新朝,为了缓和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王莽决定实施变法,发动新政,改变西汉一系列的制度。

王莽不但是个野心家,同时是一个儒学巨子。在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家学者正式从学术领域上升到政治领域。王莽夺权不但为了皇帝的荣耀,同时也有他自己的远大政治抱负,他需要更大的权力来改革当时社会的弊病。可以说,王莽新政是儒学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一个实践。

经历楚汉战争后建立的西汉王朝,人口稀少,生产凋敝。从惠帝即位后,宰相曹参把道家清静无为的学说运用到政治领域,即对人民的生产不加干涉,还多次减免赋税,以求增加人口,发展生产。历史上称其为“黄老政治”。黄老政治使汉王朝社会逐渐繁荣,财富大量增加,但其弊端就是贵族和地主在政府不干涉的情况下,大量兼并土地,使占全国绝大多数农民失去生存的依托,沦为佃农或奴隶。黄老政治虽然到汉武帝时彻底结束,但其弊端却一直延续下来。王莽的改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政治体制方面

1. 改变官制和官名。王莽对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屡加改变,连国号也多次变更,且多与《周礼》中的名称相一致,目的是恢复古代官制。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为共工,大理改作士,太常改秩宗,光禄勋改司中,太仆改太御,卫尉改太卫等。地方官制上,改郡太守为大尹,都尉为太尉,县令为宰,御史为执法。又于天凤元年,置卒正、连率、州牧、部监等官,边郡则置竟尉。

这些变革以周朝的官制为准,存有浓厚的复古意味,官名虽改,工作却不变,徒生由简变繁之弊。斤斤计较于名目之复古,迂腐琐碎,食古不化,不切实际。一般认为王莽是“托古改制”,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篡权,“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实际上只求复古,并没革新。

2. 秩禄制与重划行政区。始建国元年,王莽以《王制》及《周官》为据,改秩禄之号,更定官位为公、卿、大夫及士。最低级的庶士为百石,最高级的卿则为中二千石。又按照周朝的制度将官吏的选任制改为世袭制。此外,又以武帝以来之13州不合经籍,遂依《尧典》改为12州。同年又大肆更易宫殿之名,如长乐宫改常乐室、前殿改王路堂;地名和行政区划方面,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改长安为常安,改洛阳为雒邑等。又把汉时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部、郡、县四级,有一个郡甚至五易其名,官民记不清楚还得在公文上附上旧名。始建国四年又分天下为九州岛,九州岛内有2203县。并依畿服之说,以京畿为中心,自近至远把四夷分为“六服”,目的是令天下回复昔日的“万国”。

由于行政区划的随意改制导致部、郡、县的数量大增,仅县的数量就增加了两倍,官吏的数量也相应成倍地增长,官吏的俸禄和衙门的办公费用也随之增长,这极大地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为了应付迅猛增长的财政开支,王莽创行了许多新税,租税名目繁多,又取之过急,使人民骤然感到租税的负担加重。新朝末年,对人民征敛更甚。史载:“作货布后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豨勇,一切税吏民,皆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吏尽复以与民(传令百姓代养),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繇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令“关中死人十之六七”。

虽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人民横征暴敛,但由于官吏数量增加太多太快,因此财政仍然入不敷出,不得已只好减少官吏的俸禄。王莽登位前,除三公月俸为4至6万外,九卿、州牧、太守等原官阶在二千石以上者,月俸为16000至2万。但王莽即位后,官俸皆改为数千,令官吏生活困难。加之新定的吏禄制度又极为烦碎,常年反复计算也难以核定,官吏往往长时间领不到俸禄而收取贿赂以自供给。各级官吏对老百姓挖空心思地千般敲诈,百般勒索,这又加重了百姓的灾难,下级官吏则更甚。据《资治通鉴》记载:“莽以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禄”,“莽之制度烦琐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以至“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禄,而私赋敛,货贿上流,狱讼不决。”这固然影响变法的推行,亦使官吏对王莽政权极为反感,更严重的是“天下吏以不得禄,并为奸利,郡尹、县宰家累千金”,大大加剧了官场腐败。

3. 重行封建,削去王号。相传周代有诸侯1800,王莽遂依此重行封建,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并从中笼络人心。他下诏说“爵从周氏为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他封其子王临为太子,王安为新嘉辟,孺子婴为安定公。又按哀章的《金柜图》及《金策书》封辅臣11人为公,并封古圣贤之后,如封姚恂为初睦侯。此外,又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观念,认为四夷君长称王有违于经典、缪于一统,遂削其王号,改“玺”为“章”,如“匈奴单于”改 “降奴服于”,“高句丽”改“下句丽”。

王莽之分封,以《尚书》及《诗经》为据,复古之念高于革新之图,这种分封予民无益,徒生滋扰。到始建国四年已经封“公侯以下七百六十九人,附城千五百五十一人”。但“以图簿未定,未授图邑”,有些诸侯只是虚封,结果吏治更加腐败。

削去四夷君长王号实属多此一举,毫无必要地引起四夷君长极大的不满,先后作叛,刺杀汉使。始建国三年匈奴作叛,王莽派12将,率兵30万,分十道讨伐匈奴;高句丽亦因征发问题而作乱;西南夷的句町也因贬号致叛,王莽又出兵讨伐。由于长期用兵,军队长驻于边地,加上管理不善,军队扰民极甚,《汉书·王莽传》载:“是时诸将在边,须大众集,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大都督、大奸猾、擅弄兵权者,皆便为奸于外,扰乱州郡,货贿于市,侵渔百姓”。如此一来,内地、边疆皆成乱局,改革固然无法推行,对社会经济的打击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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