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秦始皇

也说秦始皇  ,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也说秦始皇

   秦始皇已经死去两千多年,其功其过已经成为不可易移的史实。昔人云“盖棺论定”,秦始皇之所以棺已盖而论不定,不是因为发现了新史料,而是因为需要,需要不同,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例如焚坑一事,有人鼓掌喝彩,有人破口大骂;也许正因为“焚坑”,始皇帝才使人不能忘情,才那么叫座。

  本文不对秦始皇作全面评价,只对几个问题说说看法。
  秦始皇之功
  秦始皇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没有功绩,有,但不如一些论者估计的那样伟大。不少论者把秦始皇视为统一中国的第一人,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中国自唐虞起,经夏商周三代,都是统一国家,在其疆域内,有定于一尊的天下共主,他不仅拥有天子的名号,而且是拥有实权的最高仲裁者,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即是说,制度的厘定,律令的颁发,国家的稳定,疆土的完整,边境的安宁,甚至邦国内政等,都是天子要料理之事。有人称三代之体制有如今之联合国,天子就是联合国秘书长,这是极不恰当的比喻(非本文所讨论)。周至幽王失政,平王东迁,方始王纲坠绪,大权旁落,诸侯力政,霸主迭兴,春秋之后,兼并之风愈演愈烈,方出现七国相争局面。秦始皇不是统一天下第一人,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人,他不过是完成国家统一的众多历史人物之一。
  他之功绩,大端有二
  一曰废封建而行郡县,关于此,已有许多评论,不赘。
  二曰统一文字:任何一个统一国家都会实现车同轨,书同文及度量衡之统一。值得一提的是,秦始皇在文字上选择了秦篆(小篆)与秦隶,虽然那是他熟悉的文字,也是历史给予的机遇,为文字选择了一条适用因而也是正确的发展道路。
  至于最高统治者称皇帝,皇帝之称朕称制,不过是称谓上之变化,其实质与夏商周三代之君并无本质区别,虽为历代最高统治者袭用,算不上制度之兴革。
  秦始皇之不足
  皇帝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独裁者,集大权于一身,系天下安危,社稷存亡,百姓祸福,乃至皇族绝续。君明则国治,君昏则国乱。秦始皇算不上明君,更不是好皇帝。
  兼并六国前,如果说秦始皇还知道该做什么,那就是翦灭六国,一统天下。其实,这个目标也不是他制定的,而是其数代先人之谋略,秦自孝公起,已经在打天下的主意,秦始皇不过承其余绪,用贾谊的话说,“奋六世之余烈”。
  春秋之世结束,进入战国时期,人们就认识到,阳奉宗周,创建霸业的时代已经过去,吴越之争,便是由春秋争霸到战国兼并的一例。夫差攻越,虏其王而不灭其国,人多归之夫差妇人之仁,上了勾践之当,还演出了一曲西施当主角的美人计。实则那是春秋时期的霸主章法,越灭吴则已开战国兼并之先河。列国相继走上用武力掠人之地,并人之国,即用武力统一中国的道路。而在其兼并的国土内,郡县制实际已经实行。武力兼并他国,既是当时之历史潮流,也是列国自存之道。不是秦始皇有什么高于列国首脑的政治眼光。当然,历史给予秦始皇一个统一中国的机会,他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后,何者当务,何者不当务,何者当急务,何者当缓务,秦始皇是一头雾水,许多事当做而未做,许多事不当做却大做特做。荦荦大者略举如下:
  选定治国之理念:夏商周三代之治国理念,可以认为夏尚乐,夏后启作九辩九歌是其征,商尚鬼神,大量卜辞遗存便是明证。周尚礼乐,周公制礼作乐,载之史籍。孔子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而行郡县,是国家体制大转型期,秦始皇又希图一世而至万世,如此重大历史课题,如此重要历史期许,秦始皇似乎并未认真思考治国理念是什么。中国历经春秋及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众多学说问世,儒墨并称显学,都可以作为确立治国理念之参考,或者兼取诸家,折中融合,建立适应于新时期的治国理念。
  秦自孝公用商鞅变法,施行法术。在武力兼并列国的军国时期,厉行法术,或有必要,六国平定,天下一统,秦始皇仍采用法家学说作为治国理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错误抉择。
  关于法家,人们往往有一种错误看法,或者有意无意地作错误引导,把法家说成是法律学家,按法家学说治国就是以法治国。《史记•太史公自序》:“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絶矣。”《汉书•艺文志》:“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
  读读韩非著作,李斯文章,就会发现,法家根本立足点不是“一断于法”,不是“信赏必罚”,直如李斯所说,法家的根本立足点是在上者可以肆志广欲,为所欲为,对在下者则用法、术、势厉行督责。用敝乡话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挽圈圈,下套套让人去钻。就是玩天下臣民与股掌之间。一句话,法家不是法律学家,法家说不是法律学,法家治国理念不是实行法治,恰恰是实行人治。
  法家能否做到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能否做到信赏必罚?如果说不是绝对做不到,也是很难做得到。赵高,李斯,都是法家,史有明征。李斯、赵高矫旨立胡亥是一断于法?赵高杀李斯,是一断于法?上世纪70年代,吾国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法批儒运动,报刊上、广播上、小会发言、大会批判,乃至大、小字报,莫不篇篇颂扬大法家,人人山呼秦始皇,四人帮之徒莫不以当代法家自居,他们能做到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他们根本就无法无天。他们在一段时间倒真正做到了以法术势玩天下于股掌之间。
  事实上,法家们有一道跨不过的门槛,就是皇帝,他是最高立法者,所谓一言而为天下法;他是最高仲裁者,他却置身于法律之外,肆志广欲,为所欲为,不受任何律条约束。依附于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核心,也不受法律约束,如此层层相因,各级土皇帝都可以为所欲为。
  历史证明,在一切学说中,法家学说最不符合科学精神,它提倡绝对专制主义,是登龙术、帝王术,与广大人民利益格格不入。法家治国理念是最坏的治国理念,凡专以法家理念治国,结果都是政令繁苛,民不聊生,所谓冤狱遍于国中,豪强弹冠相庆,其国运都不久长,秦朝不过十五年而终。
  兼并六国后,历史给予秦始皇一次机会,可以为他的国家选择一种合适的治国理念,同时也就为其后继者留下一笔丰厚的历史财富。然而,他却选择了法家的治国理念,酷行法术,失掉了一次造福千秋的机会,也让秦朝过早夭折。这不能用历史局限来为其开脱,只能说明秦始皇没有站在人类智慧的高处,缺乏透视历史的眼光,知史不明。
  秦一六国,所以成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潮流,所谓历史潮流,就是人民受够了列国纷争之苦,亟需免除刀兵,过太平日子。省徭薄赋,廉洁吏治,厘定制度,选拔人才,崇尚教化,开放言路,安定社会,富裕民生,乃所当务,使民得以休养生息。可惜他几乎一样未做,不当务,不当急务之事,如修驰道,修长城,修陵寝,修阿房宫,旷日费时,虚耗大量民力民财,乃至竭泽而渔之事,却做了许多。使黎民比六国未灭时生活更苦,短短十余年,竟让黎庶有苦秦久矣之感,可谓知世不明。
  “异时广招游学”,秦一六国后,更有大量各国各学派之士人入秦。天下底定,偃武修文乃是常例,特别在如此重大历史转型期,更应该广设翰林院、编修局之类机构,优容各家各派,利用其整理各国史乘,整理各家典籍,光大文化事业。也为这些人安顿一只饭碗,安排一条出路。秦始皇却大肆焚书,拑制人口,复重用方士,不惜费巨亿资财,求长生不死之药!结果上当受骗,被数落一顿,直接导致其坑杀诸生,放逐扶苏,造成弥天大错,可谓知时不明。
  秦始皇与李斯共事多年,结成儿女亲家,对李斯却没有透彻认识。李斯确有吏治之才,也善谋略,却是一个逢君之恶的筲小,唯利是图的贪夫,缺乏国家栋梁的中正之气,骨骾之节,一到利害攸关,便会不顾信义,不讲原则,待善价而贾。这种人只可作干员,秦始皇却依为心膂,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沙丘之变,如果李斯有一点忠臣之节,良相之操,完全可以坚持先帝遣命,阻止胡亥与赵高阴谋篡夺。则李斯不仅德高秦室,也保住了自己之官、之命,更使无量数黔首免去一场刀兵之苦。
  李斯是政坛老手,在政治旋涡中打过滚,却缺乏政治眼光,看不准胡亥,看不透赵高,更由于利益驱使,以为支持胡亥篡夺,有拥戴新君之功,立于新朝仍可以大权在握,位极人臣。结果是夷三族,欲牵黄犬出上蔡之东门而不可得!毁了自己也毁了秦朝。
  赵高、胡亥一为近臣,一为亲子,限随左右有年,秦始皇只见其奴颜媚骨,苟合取容,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却不知其包藏祸心,更不知其为亡国灭族之祸水。
  韓众、侯生等十足骗子,所谓仙人不死药不过弥天大谎,秦始皇不仅被彼等骗得团团转,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求长生不死之药,结果招来一顿臭骂,成为千秋笑柄,以此为诱因,演出了一曲焚坑活剧,用杀戮手段处理学术问题、文化问题、思想问题,在中国历上史开了一个恶例,对先秦典籍造成毁灭性灾难,给中国学术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成为秦朝败亡的直接原因之一。
  至今人们还记得秦始皇,不断重复地说到秦始皇,主要原因(如果不是唯一原因)大约就因为他搞过“焚坑”,习惯上叫做“焚书坑儒”,下愚在拙文《焚书坑儒辩》中说明“焚书坑儒”一词不确切,应当改作“焚书坑士”。此文在网上贴过,现收入拙著《白垩居文萃》中。照贾谊说法,秦皇此举意在愚惑黔首,搞愚民政治,让老百姓都变成葛天氏之民,无怀氏之民,变成会听话的工具,在上者叫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样就可以长治久安,一世而至万世。
  搞愚民政治史不乏人,凭借武力,凭借高压,在一个短时间内行得通,不仅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可以搞,瓦岗寨里的翟让,水泊梁山里的王伦,青羊宫里的张宪忠都可以搞。但人心高不可及,人世变动不居,历史证明,没有一种愚民政治可以行之久远。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宗教势力掌控一切,干预一切,用宗教裁判所,火刑柱拑制言论,屠杀一切“离经叛道”者。然而,人类智慧的光芒却在最黑暗的角落迸发出来,哥白尼就是修士,他的日心说与罗马教庭采用的托勒密天文体系的地心说截然不同。文艺复兴不可遏止,人文主义思潮像溃坝的巨流,以高屋建瓴之势冲决一切阻碍,磅礴于欧洲,泛滥于世界。
  秦始皇最不该做的另一件事是遣扶苏于上郡监蒙恬军。
  “祖龙虽死秦犹在”,但种因得果,献关虽子婴,亡秦实赢政,亡于焚坑,更直接亡于放逐扶苏。扶苏被放逐到上郡,远离权力中心,使胡亥、赵高、李斯等筲小得以蝇萤苟且,成其篡夺阴谋,将秦朝迅速引向崩溃。若令扶苏继承大统,以其宽仁,任用贤良,纠始皇之苛政猛法,秦朝何至十余年崩解?当时百家精英尚在,若能扬长抑短,任其贤能,国家将是另外一番景象,文化将是另一番景象。有人对看好扶苏提出质疑,并以燕王朱棣行事作反证,实在不伦不类,有必要多说两句。
  扶苏是大勇者。一个像样的朝廷,必有拾遗之臣,补阙之官,以匡皇帝之不逮,然而,秦一六国,于始皇当政的十余年中,几乎没有一个言官对秦始皇之举措提出过异议,这是始皇帝积威所致,而史称扶苏数谏上。尤其在秦始皇受方士之骗,受方士之谤之盛怒中,李斯之辈火上浇油,煽其怒焰之时,整个朝堂噤若寒蝉之际,面对不吝杀人,疏于亲情,极端情绪化的始皇帝,只有扶苏站出来,不顾自身荣辱安危,敢于批逆鳞,履虎尾,据理陈词,为诸生请命。遍数历史,试问几人能及!请看扶苏谏词:“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颂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从此还可以看出:
  扶苏是大智者:对当时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天下初定”,百废待举,矛盾尚多,六国旧族尚在,多有恢复旧国之想;天下黔首矫首观望,希望皇帝能与民更始,造福苍生,让百姓过几天安生日子,这是当时最大的现实,秦始皇却本看不到这一点,反而大兴土木,修长城,修驰道,修陵寝,修阿房宫,务不当务,用严刑峻法施行督责,加重徭役,滥用民力,致使民不聊生,不仅六国之民苦秦苛政,连秦民也无法忍受。
  “远方黔首未集”,扶苏所谓远方,既指地域上之远近,也指异国之民。所谓未集,既指匈奴、西域等地之民,并未怀秦之德,前来归顺,也指六国之民,仍多心怀首心鼠,观望朝廷举措。扶苏此言,既为诸生说情,也乘机提醒秦始皇,国家虽然统一,民心犹未稳定,朝廷所为种种,并未给广大黔首带来福惠,并未将秦地建成黔首赖以生存之乐土,既为民请命,也是对周青臣等面谀之词的驳正。唯扶苏有爱民之心,来远之念,实现天下一家的抱负。
  “诸生皆诵法孔子”说明秦始皇也尊敬孔子,至少不反对孔子。焚书令谓:“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郡、尉杂烧之。”《诗》、《书》与百家语对举,故《诗》《书》为专指,即儒家经典《诗》《书》。“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未闻语百家语者弃市。《诗》《书》为焚之首,语《诗》《书》为惩之极,当始皇坑杀诸生之时,扶苏敢直陈“诸生皆诵法孔子”,至少说明,第一、扶苏具有极高的判别力,早刘彻几两百年,认识到孔学是安天下的大学问,也可以说,是两千余年来,王室中认识到儒家学说在治国平天下中将起巨大作用的第一人。第二、在秦始皇盛怒之时,敢于挺身而出,维护认定的真理、学说,有舍身护法之勇气。第三、提醒秦始皇,诸生皆诵法孔子,这些人是社稷之栋梁,治国之能臣,而非韩众、侯生等骗子可比,要秦始皇刀下留人,为国惜才,为国储才,为泰朝之可持续发展打下人才基础。
  “上皆重法绳之”:所谓皆即不分良莠,不加区别;所谓重法,即轻罪重判,无罪妄判。罚不当罪,即是枉法,无异当面指斥秦始皇滥用权力,滥杀无辜,刑赏乃国大宪,朝廷重器,如此滥施刑戮,岂不等于说秦始皇是昏君!面对秦始皇这样的暴君,后世几人能至此境界?
  “臣恐天下不安”:诸生因学获罪,因言获罪,天下士人何能安?诸生皆诵法孔子,即诸生皆是儒者,儒者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倡仁者爱人,提倡民贵君轻,提倡保民而王,平心而论,先秦百家中,儒家学说对百姓较为有利。(秦朝历史 www.lishixinzhi.com)对儒者重法绳之,天下百姓何能安?“臣恐天下不安”,扶苏已经见到天下不安,天下苦秦,委婉向始皇进言。“唯上察之”,希望他能看到实况,从盲目自信中清醒过来,改弦易辙,救百姓之急,脱百姓之困,也是救秦之急,存秦之道。
  扶苏是智者仁者勇者,史称长子(扶苏):“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
  唯扶苏清醒地看到当时国家之大势,民心之向背,认定了该以孔学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可谓文武兼备,为继秦统之上上人选。陈涉、吴广起义,打着扶苏之旗号,更可见扶苏深得民心。
  秦始皇任李斯,亲赵高,爱胡亥,信韓众,逐扶苏,可谓知人不明。
  有人以为,扶苏远不及燕王朱棣,如果不袭以成败论英雄的老谱,对两人作一对比,将会看到朱棣远远比不上扶苏。人们看好朱棣,贬低扶苏,其理由是扶苏看到胡亥等以秦始皇之名义,矫诏赐其死,扶苏不弄清是非,贸然自杀。朱棣则敢于起兵造反,夺了朱允炆的天下。
  关于此,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比较:
  第一、扶苏看到的是以秦始皇名义下达的要他死的诏书,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始皇与扶苏,君臣兼父子,当时秦始皇不过五十岁,正是春秋鼎盛之时,扶苏想不到秦始皇已死,连生病也想不到。扶苏深知,其至上郡监蒙恬军,因谏阻焚坑而起,纯系责罚,“诏书”又数其怨望,赐其死,极可能是前罚之延续及加深,以扶苏服膺孔学,忠诚纯孝,不可能怀疑诏书为伪,更不可能逡巡观望,以抗父命王命。
  朱棣面对之情况则完全不同。朱棣面对的是他的侄儿,朱允炆是一个仁慈帝王,甚至是一个仁弱帝王,他继承的是一个良臣宿将几被其祖残杀殆尽,人才空乏的朝堂,面对的却是一个积年经营的强藩,久有觊觎皇权之心的叔父。如果朱棣所对是其父朱元璋,同样一角文书,两骑使者,要他自裁,他能抗拒,他敢起兵?
  第二、扶苏于始皇盛怒之时,不顾个人安危,敢于直陈胸臆,疏救与自己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之诸生。朱棣以藩王之重,于其父大肆屠杀功臣良将之时,可有半句不然之词,疏救之语?
  第三、扶苏为社稷,为苍生失欢于其父,复不忍拂父之意,不愿加兵于国于民而甘愿就死。朱棣因朝廷削藩,这本是加强中央权力,预防地方势力坐大,达至长治久安之举,朱棣阴畜谋士,扩充兵力,乘势发动“靖难之役”,完全不顾瓦拉在北,有进窥中原之心,不顾天下粗安,黎民有重罹兵革之苦,不顾同室操戈,骨肉相残,夺取其父亲定之帝位继承者、其侄朱允炆之位,于朝廷则为叛臣,于其父则为逆子,不顾民族存亡,黎庶死活,则为不义之徒。方孝儒为其父钦定之托孤重臣。骨骾正直,不阿叛逆,朱棣笼络不成,恼羞成怒,滥施杀戮;磔杀方孝儒也就罢了,复夷其十族,行刑七日方止;夷十族也罢了,复将其不及戮之女眷,亲笔批发教坊司“永远做个淫贱才儿”。历代稍有人心之帝王,都有褒忠扬善之举措,纵杀其人亦不忘褒其忠,善待其后。朱棣此举,不要说做了个明成祖,即使做了全世界的大总统,也不是东西。
  扶苏忠孝仁义俱全,兼智兼勇,朱棣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岂可同日而语?如果不是有叛臣向其密报南京空虚可图,朱棣不过吴王濞,赵王伦之流亚,何劳后世为其刷皮靴?
  第四、下愚曾议及,如果扶苏于始皇宾天后继统,则秦朝将是另一番景象,天下将是另一番景象。历史的前进,有时直如处于岔道口的火车,稍一用力,就会驶向不同方向,迎来不同前景。这已经不是假设,而是有例可援的史实。始皇死后,如果扶苏继位,其时天下并未崩解,农民起义之星火并未点燃。朝廷不乏人才,也不乏钱财,以扶苏之宽仁,更其父政之苛猛,不消数月,即可改弦易辙,人民之气消,天下之难除,秦政仍大有可为。秦固不足惜,天下苍生至少可以免除另一场刀兵之苦。
  话又说回来,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能假设,扶苏毕竟自杀,朱棣终究夺得江山,成者英雄败狗熊,为成功者刷皮靴向有成例,吾辈草民也乐观其刷。
  秦始皇于统一天下,社稷初定,国家粗安,本该夙夜匪懈,勤于政事,却于灭齐之次年,27年,开始巡游,复出游于28年、29年、31年、37年,短短十余年间,即有五次远游,大量时间在外,如何勤政?其游历不是体察民情,了解国情,纯粹是游山玩水,复令人刻石,自我吹嘘。昔人有言,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秦始皇却不顾帝王之重,远离国都,命驾出入不测之地,近临不安之民,触风雨,犯寒暑,涉江河之险,越山岳之危,复有染时疫杂症之可能。事实上,29年之游,即遇刺客于博浪沙中,31年于微行咸阳,遇盗,已经向其示警。却自以为万乘之尊,春秋正盛,天与人皆莫奈他何,结果病死于第五次巡游中,可谓知己不明。
  如此知时不明,知世不明,知史不明,知人不明,知己不明之君,能是明君?至于嬴政不是好皇帝,就不用饶舌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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