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称王后没兑现“苟富贵勿相忘”:杀儿时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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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称王后没兑现“苟富贵勿相忘”:杀儿时伙伴

很多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往往不是栽在大江大浪上,而是翻船于窝里斗和自相残杀的小阴沟。历代众多农民起义中,有近二十位领袖死于谋杀或者行刺,从而导致起义失败。

历朝历代,几乎鲜有农民造反能够始终如一,精诚团结,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而内讧似乎成了规律,始终伴随着他们盛衰兴亡的历程。许多时候,这种品行决定着农民战争的胜负以及大伙儿的命运。

中国人向来有“窝里斗”的老传统,规模之大,糟蹋人才之残酷为世之少见。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为民族的劣根性,没错,这又似乎正是一些国人的原罪。

讲到这里,又要提到陈胜、吴广。作为统领者,如果没有识人之明,驭人之术,就很难驾驭如此庞大而迅速崛起的军队,而且参与各种派别,各种人物就会为着各自的利益,耍阴谋、弄诡计,结果明争暗斗就会与起义相伴始终。这种秉性不是他们后天锻炼出来的,而是长在他们骨子里的。

做了张楚王的陈胜,在富贵权势面前,不复“苟富贵,勿相忘”。先是杀了来探视自己的儿时伙伴,继之用人不专,偏听滥杀,部众离心。不久,周文败于秦悍将章邯之手,秦军势如破竹,一路东进,逼近陈留。无将可用的陈胜一路溃逃,终在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被自己的车夫庄贾所杀。建国号张楚的陈胜,在势力迅速扩大,没有思想和组织准备,也没有才干和能力准备的情况下,很快在群雄角逐中被湮没,就是必然的结局。

很遗憾,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后的下场竟是被螃蟹夹死了。

楚汉五年帝位之争(公元前207至前202年),以项羽为首的江淮义军和以刘邦为首的山东苏北义军发生了内讧。因为以暴力持勇斗狠,在消灭共同的敌人——秦王朝之后,涉及权力的重新分配。这个时候,他们哥俩不是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协商,寻找一条合理的解决争端、共同建国的道路,而是以武力为后盾,使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以权势夺取江山社稷,崇尚的是暴力,就是一切农民造反者的最大选择和基本行为准则。对外如此,对内也是这样,上行下效,动辄以实力、阴谋说话,内讧便成了权利之争的必然规律。刘邦立国以后,铲除异姓诸王的行为,其实质也是一种内讧。新王权以嫡系为基础,向对王权构成威胁的非嫡系势力的宣战和清洗,就是韩信、英布、彭越等一代英才最后死于非命的真正原因。

明末李自成大军进入北京,仅仅49天就屁滚尿流,仓惶退出北京,一溃千里。说穿了也是变由内讧而致,其祸根是从错杀李岩时埋下的。李岩虽不是李自成心腹,但是对李自成事业有大功的远见卓识者。当年,李自成大军进入河南后,他有著名的“四劝”:一劝除暴安良,招贤纳士,收拾民心;二劝宣传教育大众,开展舆论战;三劝整顿军纪,秋毫无犯,惩治贪官污吏,安抚百姓;四劝身体力行,仗义疏财,以家财拯济灾民。这“四劝”为河南民心所向,以至河南百姓是奔着李岩去投奔李自成的。李岩平时深谋远虑,不贪财势,特行卓立,遂为贪腐的新贵牛金星等嫉恨。

史书载:“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又独于士大夫无所考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公元1644年4月25日大军退出北京,再败于真定,三败于定州),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招诸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人下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者(当时迷信预言的谶语,‘十八子’李姓公子也,当得天下。这就是李自成猜忌李岩,必欲杀之的原因)?”“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群贼解体”。

李岩之死,决定了李自成大军最后的命运。因为河南民众是奔着李岩来参加起义的,现在李岩死了,宋献策出走,刘宗敏留居河南,郝摇旗离队,大军一哄而散。杀害李岩这样杰出的人物,一位对起义造反作过重大贡献并可能作出更大贡献的人才,竟被自己的同伴摧残了。其实质是起义军内部,两种思想文化势力的内讧。原始造反派和极端利己者,以暴力剥夺了远见派的发言权,封杀了他们正确建议的同时,也为自己的事业准备了棺材。

捻军中的叛变投敌事件不断发生,与其他农民起义武装相比,是颇为突出的一个问题。例如:六安、霍丘和凤阳府县两城,均因有叛徒内应而相继丢失;当僧格林沁军进攻雉河集时,竟有一批捻首率部投降,使捻军的力量大为削弱,淮北地区很快被清军占领;捻军主要首领张乐行、任化邦均死于叛徒之手。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捻军的成分比较复杂,为数不少的游民无产者不断涌进队伍中来,甚至一些中小地主也“纠众而捻”。这些没有多少政治主张的人在清军剿抚兼施下,很容易被收买。另一方面,主要首领张乐行本人就曾受过清朝官方“招安”,虽然后来坚持斗争到底,但由于本身的污点,必然影响其理直气壮地与投降倾向作斗争。还有就是一些主要首领用人不当,不懂得纯洁和巩固部队内部的重要性。

历代起义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不是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私德,而是要看他的政治能力,而政治能力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选才的眼力,另一个是制度的创新力。必须善于用人选将,擦亮眼睛,随时注意清除混入革命队伍中的“蛀虫”。当然,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很难做到的。

这些血淋淋的事件,再三祭出“窝里斗”这个中式政治语言的丰富内涵。

说到底,农民造反所依仗的不是先进的思想文化、远见卓识、谋略雄才和起义中必需的物质条件,以及创造这些物质的科学技术,而是依仗原始暴力。崇尚暴力的丛林规则,所以对内对外,涉及权利之争或遇到思想观点分歧,往往也侧重以暴力来最终解决问题。流血的内讧便成了造反由胜到衰,最终失败和变质的内因。

南宋初年,在东起岳阳,西到枝江,北达公安,南至长沙的广阔大地上,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钟相、杨么起义。宋高宗多次派出官军去征讨平息,基本上是无功而返。几攻不下,原因在于起义军能够“春夏则耕耘,秋冬水落,则收粮于湖寨,载老小于泊中,而尽驱其众四出作战,官军陆攻则入湖,水攻则登岸”,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他们有两个“撒手锏”:一是实行兵农相兼的预备役制度,可以花小成本,办大事情;二是水上游击战玩得如炉火纯青。钟相、杨么的这种战略战术类似于《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们。的确,施耐庵笔下的原形就是出于这支起义军,并非宋江部队所为。至于施老夫子故意去“移花接木”,大概是为了小说有看点吧!后来,朝廷派了岳飞来征剿,这个“民族英雄”杀起同胞来也真是有一套的,一是缩小包围圈,二是派间谍去分解瓦解。果真,起义军将领陈|禁不住高官厚禄的引诱而发动了内变,归顺了岳大将军,起义军被瞬间攻破,水上游击队失去了优势,杨么投湖自杀未遂。其部将黄诚为了获得通过招安当大官的机会,竟不顾多年的兄弟情谊,将老领导杨么一刀砍死,割下首级,到岳飞那里表功去了,持续了6年的起义就这样熄火了。

可见,人性中是包含野性的。也许,野性是人类的胎记,并且在农民起义军身上,这块胎记显得更突出些。正是这种劣根性难除才使他们内部恶斗不止。

也许,这些农民起义的头领们到了生命的尽头时,因这样那样的失误而悔恨,或因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而羞耻,那么他们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与人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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