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代的散曲和民谣

  散曲是元代艺术的代表。习惯上,我们一般所说的散曲是指小令。散曲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词发展而来。北宋灭亡后,中原文人的诗词在吸收了一些民间兴起的曲 词,以及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乐曲后,经金末元初文人的介入,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这就是散曲,因形成于北方,也称北曲。

  散 曲包括小令、套曲和介乎小令与套曲之间的“带过曲”三种形式。小令又称“叶儿”,一般都是单曲。小令原来是流行于民间的词调和小曲,句调长短不齐,具有一 定的腔格。小令顾名思义就是要短小,因此它不像漫词那样存在双调或三叠、四叠。不过小令中有一种联章体,用来表达特殊的意思时使用,有时,一联下来,甚至 会联上百支小令。套曲来源于宫调,也称套数或大令。既然要套,就不能单一,套曲是由两首以上用同一宫调的曲子相联而成的组曲,一般都有尾声,并且要一韵到 底。带过曲原来是指同一宫调里经常连唱的曲调,一般是两支,也有三支相连的情况。

  散曲中的小令是散曲的代表。小令的来源很杂,有些曲 调如《山坡羊》、《豆叶黄》、《千荷叶》等,一听就和人们的生产劳动有关系,多是从乡村流传到都市里的。有些曲调又特别在某些地区流行,如山东东平唱《木 兰花》,大名唱《摸鱼子》,南京唱《生查子》,彰德唱《木斛沙》,陕西唱《阳关三叠》、《黑漆弩》等。

  现存散曲在内容上多是咏史、抒 怀,歌唱山林隐逸和描写男女风情的作品,也有少数作品接触到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散曲中尤其以小令最为普遍,它清丽生动,有相当的艺术价值。不管怎么说, 散曲是在北宋后游牧民族入侵中原,汉文人在外族的统治下,在多民族大融合的前提下,对当时的市井文学进行吸收、改进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通俗的文学形式。

   元代的散曲创作十分普遍,目前可以考证的作家就有二百多人,另外还有不少佚名作者无法知晓他们的真实身份。这些作家的出生年代各有先后,阶级成分也非常 复杂,这就使得元代散曲的风格各异,迥然不同。元代散曲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着名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等。他们的作品与民间歌曲比较接 近,风格质朴自然,有较多的社会内容。与关汉卿同时的散曲作家王鼎,则作风滑稽,有很多无聊作品。作品中比较有意义的有《拨不断》和《醉中天》两首,不过 内容还是缺少思想。此外,杨果、卢挚、姚燧、冯子振等也是前期散曲的着名作家。他们都是官位显达的人,因此曲风偏于典雅,代表了元散曲中的另一种倾向。

   散曲发展到后期,语言趋向典雅工丽,这方面的代表作家是张可久和乔吉。张可久,字小山,今浙江鄞县人。他仕途上不很得志,晚年久居西湖,以山水自娱。张 可久着有《今乐府》、《苏堤渔唱》、《吴盐》、《新乐府》等,后人辑为《小山乐府》六卷。乔吉自称“江湖醉仙”、“江湖状元”,着有散曲集《梦符散曲》。 与张可久比,乔吉则带有更多的江湖游士习气。但两人的作品中都会偶尔出现怀古伤今或托物寓意、对现实不满的作品。

  在后期比较重要的作 家还有睢景臣、张养浩和刘时中。他们中尤其以张养浩被今人所熟知。张养浩生于1270年,字希孟,号云庄,山东历城人。他宦海沉浮三十年,曾任礼部尚书、 监察御史等职,可说是位居高官。1321年,他以言官的身份上疏,“谏元夕放灯”,获罪辞官,就此隐居。着有《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作品中充满了“隐居 乐道”的思想。1329年,陕西大旱,他被召为陕西行台中丞,去赈济灾民,同年死于任所。张养浩最出名的代表作就是《潼关怀古》,作品的思想十分深刻。

  在元曲以外,元代的民谣也很有特色。不过因为历史距今太远,流传下来的很少,目前能收集到的大约只有二十多首。这些民谣多在元代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产生,所以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战斗性。

  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元末这类的歌谣就更多了,如一首鼓动人民起义的歌谣是这样写的:

  山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总之,民谣往往代表了当时底层人民的呼声,所以他们反映出的社会问题也就最尖锐、最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