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昌明、极盛的时代――汉朝

经学昌明、极盛的时代――汉朝  ,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在儒学作为汉帝国支配思想确立的过程中,与之有密切关系的经学也迅速发展起来。汉代是经学昌明、极盛的时代。欲了解汉代的学术思想,对经学之探讨不可或缺。欲探讨经学,与经学几乎同时存在、甚至在有学理上有牵连的谶纬之学,自然也应该受到关注,尽管它常被斥为虚妄。> >   “经”早先是诸子百家均可用来称谓某种纲领性学说或文献的通称,后则特用于学派尊崇的、以为代表的儒家所编书籍的专称。将这些特定的著作称为“经”,可能始于汉代。汉代的“经”,有《诗》、《书》、《礼》、《易》、《春秋》,亦即通常所言“五经”,算上《乐》则为“六经”,据说它们是由孔子编订并传授的。历代基于特定需要,“经”目也有所改变,趋势是“经”的领域逐渐扩张:约东汉时,去《乐》而升格《论语》、《孝经》,始有“七经”之名;,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梁传》),连同《易》、《诗》、《书》,合称“九经”;,在唐“九经”基础上,增《孝经》、《尔雅》、《论语》、《》,而有所谓的“十三经”之提法。对这些“经典”的阐发、议论,大体上都可视之为“经学”。与包含较广泛的儒学相比,“经学”的范畴要狭窄许多。> >   秦置博士官,多至70人,诸子百家,包括儒家在内,都可立为博士。博士掌通古今,备顾问,议礼论政,教授弟子。焚书坑儒后,博士、诸生受到打击,官学衰微。汉初,高祖以叔孙通为博士,博士制度方不绝如缕;因受政治及战乱之害,学术深受影响,“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汉书·刘歆传》)。惠帝至文景时,文化政策放宽,学术渐趋复苏,博士数量也有所增加,《诗》、《春秋》已列其中。如一样,此时的博士也并不限于儒家,如公孙臣以言“五德始终”召拜博士;博士的作用不过是备员待问而已,不受当世重视。建元五年(前136),武帝增《书》、《礼》、《易》,合文景时之两家,故有五经博士,经学在朝廷中更加齐备;次年,窦太后去世,丞相田将不治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外,并优礼延揽文学、儒者数百人。> >   太常中经学博士完备:由于经学师承不同,一经多置数家博士,各家屡有分合兴废。武帝时,除《诗》有齐、鲁、韩外,其余四经各有一家博士,《书》为欧阳、《易》为田何、《礼》为后氏、《春秋》为公羊;至宣帝时,《易》有施、孟、梁丘,《书》有欧阳、夏侯胜、夏侯建(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后氏,《春秋》有公羊、梁,有十二博士;光武帝时,《书》、《诗》三家各保持不变,《易》三家而增京氏,《礼》有戴德、戴胜(大小戴),《春秋》废梁而并立公羊严、颜二氏,共有14家博士。博士的任务是诵读、教授、解释儒家经典。博士有弟子,武帝时博士弟子50人,成帝时至3 000人,顺帝时达30 000人之多。博士即经师,经师以其所承受师说为师法,其有“章句”者别立为家法;“家法”系一家之学,一经之所以分立数家博士,从根本上说是源自“家法”不同。汉代“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后汉书·郑玄传》),由师法衍出家法,家法又各分专家。> >   汉代儒学复兴及经学发展的同时,搜集、整理典籍之热潮弥漫朝野。武帝时,朝廷建藏书之策,置写书官抄写书籍,集中有大量的图书。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汉书·景十三王传》)。成帝时,命陈农访求天下遗书,又命刘向等人校雠诸书: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类书,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占卜之书),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之书)。书于竹帛之典籍,受焚书、战乱等影响,难免错乱失序、文字讹衍,故有“校雠”。每一书校毕,都由刘向条成篇目,写出提要。刘向去世后,刘歆承继父业,完成这一工作,并成《七略》一书。是书分《辑略》(诸书总要)、《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著录图书13 000余卷。《七略》作为我国第一部目录书,今虽不存;精髓却保存于《汉书·艺文志》,流传至今。> >   刘歆在校书过程中,发现不同的经书底本,经今、古文之争浮现。汉代太常所置经学博士,皆为今文经:经书最初由老儒口授,以当时通行隶书写成。古文经是由秦以前的古文书写,系先秦写本旧书。古文经在汉代的发现有多次,如武帝时在鲁国曲阜(今山东曲阜)的淹中里发现的《礼古经》,宣帝时河内郡(治今河南武陟)一民间女子拆除老屋时发现的古书,包括《易》、《礼》、《春秋》等。最重要的发现是以下两次:一是河间献王刘德搜集的书中,所得先秦古文旧书尤多,有《周官》(《周礼》)、《礼记》、《礼》、《尚书》等;《周官》、《礼记》为其独有,《尚书》、《礼》亦见于孔壁遗书;他还将喜好的《左传》、《毛诗》(通常视为古文经)立为河间国博士。二是武帝末鲁恭王在拆毁孔子旧宅时,从墙壁中发现《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春秋》等;鲁恭王所得之书后由孔安国献于朝廷,因“巫蛊之祸”发生而未立于学官。古文经虽未立于学官,但民间传习之风并未止绝。> >   刘歆在校书中发现《春秋左氏传》,并以之来解释《春秋》,“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刘歆传》);据他自述,还发现有《礼》(《逸礼》)、《尚书》(《古文尚书》),这两种书即是由孔安国献于朝廷的孔壁遗书。在刘歆看来,今文经是秦火、禁书劫余,残缺在所难免;古文经系先秦写本旧书,更接近儒学的本来面目。古文经或可增补现有经传之残缺,如《古文尚书》较之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多16篇,《逸礼》较之高堂生所传《礼经》(《仪礼》)多39篇;或可校补现有经传之脱简,如用《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的今文《尚书》,知今文经中《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或较现有今文经传更为可信,如《左传》与《公羊》、《梁》之别在于,《左传》系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亲见之作,余者则系孔子弟子再三传闻之作,前者无疑是信而有徵。他建议朝廷将《左传》、《逸礼》、《古文尚书》及传习于民间的《毛诗》立于学官。> >   刘歆的建议受到五经博士反对,双方为此展开激烈辩论。刘歆指斥太常博士“因陋就寡”,“保残守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汉书·刘歆传》)。刘歆的强烈措辞引起诸儒怨恨。时任光禄大夫的名儒龚胜,因此上疏哀帝请辞;儒者出身的执政大臣师丹亦大怒,弹劾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汉书·刘歆传》)。哀帝原本留心于刘歆新说,但碍于朝臣的激烈反对,无法袒护刘歆。刘歆为自保而主动申请离京任职,经今、古经之首次论争无结果而罢。> >   此后,经学中出现今文、古文两个流派,各持不同底本,各有不同经解。当政时,刘歆为其得力助手。为托古改制之需,王莽为《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等古文经立博士,古文经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或有后人据此提出古文经系刘歆协助王莽篡汉而伪造之说,但从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来看,伪造说并不可信,虽然古文经确实为刘歆、王莽所利用。> >   王莽败亡后,古文经也受池鱼之殃。东汉初,就是否为古文经《左传》、《费氏易》立博士问题,朝廷再次爆发激烈争论。当时,古文经学家陈元、郑兴、杜林等人俱为学者所宗,古文经学已有较大发展且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尚书令韩歆因此请奏光武帝而欲立《左传》等于学官。光武帝令公卿、大夫、博士于云台集议,今文经学博士范升坚决反对,与韩歆等人反复辩难,结果不欢而散。> >   会后,范升上书陈述反对理由:如立《左传》、《费氏易》,其他学派也将争立;《左传》、《费氏易》师承不明,自身多有乖异、可疑之处;指出《左传》之失数十事。陈元听闻此事,诣阙上疏,驳斥范升等人:对《左传》指责,系将纤微之误夸大为巨谬,肆意诋毁,掩其弘美,不足凭信;结合汉代立经博士的事实,为立《左传》于学官张目。范升、陈元反复驳难十余次,光武帝终立《左传》于学官。“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后汉书·陈元传》),《左传》旋立即废。第二次经今、古文之争,表面上古文经再次失利,但其影响却是有增无减:不仅相信古文经学的人渐增,手握权柄的官僚甚至是帝王,也渐倾向古文。> >   经今、古文之争虽继续,但争论多在学者间展开,且不像前两次那样激烈。争论的焦点在《春秋》三传。章帝时,古文经学代表人物贾逵,与今文经学代表人物李育,就《左传》与《公羊》、《梁》之优劣高下,展开争论。贾逵特意渲染《左传》的君父之义,还援引图谶之说推尊《左传》,谄媚喜好《古文尚书》、《左传》的章帝。针对今、古文经学者在《春秋》三传争论中多引图谶而不据理体之弊,李育曾著《难左氏义》,分列41事,论证《左传》“不得圣人深意”;白虎观会议上,李育以《公羊》驳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后汉书·儒林传》)。桓、灵之时,今文经学大师何休倾注17年心血,撰成“公羊学”集成之作《春秋公羊解诂》,宣传“公羊学”完整传承孔子学说,以维护其权威地位,贬抑《左传》、《梁》;针对何休及其论著,经学大师郑玄发表一系列反驳之作,由于他精通“三传”之义,对各家长短了然于胸,所论切中要害,以至于何休感叹说,“康成(郑玄字)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后汉书·郑玄传》)今文经的衰落已成定势,古文经彰显而成为主流。> >   汉代经今、古文之争以“古学遂明”终结,但此时的“古学”与古文经之本来面目已有不同。以许慎、郑玄为例,就可略知大概矣。> >   许慎是东汉中期古文经学家,针对穿凿附会、曲解经文之弊,他编撰《说文解字》一书,收录小篆及其他古文九千余字,逐字注释其形体音义。从文字来源上,《说文》引古文经本为据;在字义解释上,则破经今、古文学界限,引今文经说者亦不在少。这无疑具有指向意义。> >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既学《京氏易》、《公羊春秋》等今文经,也学《左氏春秋》、《古文尚书》等古文经,有经今、古文学兼修之实,故能冲破今古文经学藩篱,左右采获,取其所长,遍注群经:注《易》用费氏古文;注《尚书》用古文,兼采今、古文;笺《诗》以《毛诗》为主,参以齐、鲁、韩三家;注《仪礼》并存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注《孝经》多今文说;《周礼》有古文无今文,《礼记》亦无今古文之分,其注自不必论。“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玄传》)。> >   如果说文字差异是经今、古文之争表象的话,或者说古文经是否立于学官为表象的话,双方在经义理解等方面的差异则是实质性的;当然,这种实质性差异在学术思想上的表现,较之汉代会更为突出。一般来说,今文经多讲义理、重微言大义,以《春秋公羊传》为主,尊孔子为“素王”(不居天子之位而有其德),以托古为名而行改制之实,视孔子为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古文经侧重章句训诂,重《周礼》、《左氏春秋传》,尊孔子为先师,并将在儒学系统中的地位置于孔子之上,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学者,亦即古代文化的保存者。不过,就汉代经今、古文争立学官来看,双方实际上并非全基于学术考虑。立于学官,不仅可正式传承本派学说,也关系到学派弟子的权益:博士弟子有免除徭役、赋税之权,学成考试合格后,还可按等第录用为官。夏侯胜一语道破此中道理,“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汉书·夏侯胜传》)。经学发展既与“禄利之路”(《汉书·儒林传》)相关,故是否立学官、置博士,也就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了。> >   与经今、古并存的是谶纬之学。谶是神秘预言,“诡为隐语,预决吉凶”。谶常附有图,故又称图谶。谶的产生年代很早。如时,方士卢生献图书,写有“亡秦者,胡也”;秦二世时,“陈胜王”的鱼腹丹书,等等,都是带有神秘色彩的政治隐语。纬相对于“经”而得名,“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四库全书总目》),是依托孔子的解经之书。“纬”出现的年代似较“谶”为晚。汉代以五经为外学,以“七纬”为内学,儒生兼习经学、谶纬。> >   所谓七纬,是指《易》、《书》、《诗》、《礼》、《春秋》及《乐》、《孝经》的纬,每经之纬的数量不尽同,且纬的名称也相当奇特。譬如,《易》纬有六篇:《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孝经》有纬两篇:《援神契》、《钩命决》。早先谶、纬有别,西汉末年以来,两者多混淆并称,纬中也含有谶的内容(数量约占今天残存全部纬书之半),讲符命、预言,大行于世。谶纬言语难解,内容驳杂,或解经、述史,或涉天文、历数、地理;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为思想基干,据天象、五行等占验吉凶或预言,易为人穿凿附会,多被斥为荒诞不经。魏晋以来,历代禁毁图谶,由于谶、纬间杂,纬书也受影响,隋代后大都亡佚。现今所见纬书较完备的辑本,是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所辑之《纬书集成》。> >   西汉末至东汉一代,谶纬之学在学术、政治领域有相当的影响力。> >   就学术而言,谶纬特别是纬书,与今文经学关系尤为密切,或可视为经学之一部分。谶纬中或是直接引用经文,加以阐发,纬以附经、解经;或是经说略而谶纬详,经受益于纬,纬以补经、证经。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说道:“(纬中)多汉儒说经之文:如六日七分出《易纬》,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出《书纬》,夏以十三月为正云云出《乐纬》;后世解经,不能不引。三纲大义,名教所尊,而经无明文,出《礼纬·含文嘉》;马融注《论语》引之,朱子注亦引之,岂得谓纬书皆邪说乎?”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9页。> >   今文经学集成之作《白虎通》中,频引纬书,正显现出纬书对经学的重要性。不仅今文经学重谶纬,古文经学也受其影响。贾逵以《左传》与谶纬相合,独可证刘氏为尧之后代,虽为谄媚之举,但可窥见谶纬波及古文经学一斑。何休、郑玄因经今、古文而争论不休,他们注解儒家经典时,却不约而同地引用谶纬立说;尤其是郑玄,在遍注群经之时,还为许多纬书作注(今天残存纬书佚文约半数为郑玄所注),在论著中或依纬立说。譬如,对《易》经中“易”字的理解,郑玄很精辟地说道:“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函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即,《易》经的“易”包含“简易”(囊括宇宙万物的一切原理)、“变易”(宇宙万物随时都在运动变化)、“不易”(宇宙万物中相对不变的稳定性)三种意义。郑玄立论实源于《易纬·乾凿度》,“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页。这无疑切实证明纬书对于经学的意义。> >   就政治而言,因统治者对谶纬的迷信,谶纬之学兴盛一时。哀帝时,夏贺良奏“赤精子之谶”,公开宣称汉家历运中衰而应再受命,其说不仅得到一批朝臣儒士的共鸣,连哀帝也在这一风潮裹胁之下,有改元、易号、称“陈圣刘太平皇帝”(《汉书·哀帝纪》)之举。王莽在摄政、代汉、立新朝时,大量利用、伪造谶纬,如“安汉公(王)莽为皇帝”、“摄皇帝当为真”(《汉书·王莽传》)等,为篡汉、立新的合法性、神圣性进行舆论造势。诸多反对王莽的势力,也借助谶纬以达到其政治目的。刘秀起兵、称帝,即与“刘秀当为天子”(《后汉书·光武帝纪》)的谶语有关;割据河西地区的窦融在决意归附刘秀时,也是以此认定刘秀为真命天子。> >   “代汉者当高”的谶语,是好符命的公孙述称帝巴蜀的依据,他认为自己名字中“述”有“路途”意,与“”相应;立国洛阳的光武帝为此千里致书,以破其说,“代汉者当高,君岂高之身邪?”(《后汉书·公孙述传》)因社会上已形成谶纬崇拜之风,加之部分谶纬确实又有所应验,故自光武帝以来,东汉统治者极为推崇谶纬,颁行诏命,施政用人,也要引用谶纬。中元元年(56),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此举一方面使图谶合法化,用政治权力维护图谶的地位;一方面使图谶成为定本,杜绝继续造作图谶之举。上行下效之风蔓延,“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以至于贾逵引图谶为《左传》争立学官,曹褒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汉礼(未行用)。> >   在谶纬流行时,也有反对谶纬者,如尹敏、桓谭、郑兴、王充、等。桓谭“极言谶之非经”,刘秀认为是“非圣无法,将下斩之”(《后汉书·桓谭传》),他叩头谢罪许久方得幸免;光武帝因郊祀事而询于郑兴,“吾欲以谶断之,何如?”郑兴回答“臣不为谶”而惹怒刘秀,“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后汉书·郑兴传》)郑兴为此谢罪,但因不善谶而终不受重用。> >  对谶纬思想进行系统、哲学批判的是王充。王充(27~约97),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他曾在太学受业,师事大儒班彪,家贫无书,常在洛阳书肆中阅读,遂博览百家之言。他撰有《论衡》一书。他以道家“天道自然无为”之说立论,说天地万物皆为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他反对天人感应说,说“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论衡·谴告》)。针对今文经学及谶纬所提倡的“灾异论”、“符瑞说”,王充以“祸变不足以明恶,福瑞不足以表善”(《论衡·治期》)加以反驳:“灾异论”者依据的日食、水旱、寒暑等,是自然界本身变化产生的必然现象,与人事无关;“符瑞说”不过是儒者“欲以表明王之治”,但“鸟兽之知,不与人通,何以能知国有道与无道”(《论衡·指瑞》)?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戳穿了今文经学及谶纬之学的理论依据。此外,他还对儒家经典、甚至孔子等,也敢于提出怀疑、大胆批判。由于是书“违诡于俗”(《论衡·自纪》),在当时社会中并无影响,直至东汉末年才流传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