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放不羁:谈司马迁的侠客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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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自称:“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其实,“司马迁的人格因素中有一种向往自由浪漫无羁的品质,他的不羁之才实际上伴随着生命的全过程。”

司马迁的奔放不羁表现为富于情感、傲院万物、真诚坦率,这促使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不平则鸣。

这种品质与其早期的家庭教育有关。司马谈成长于黄老之术盛行的景帝时代,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道家学说是其思想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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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论六家要旨》对其它五家都有褒有贬,唯独对道家一味赞扬,全无微词。如此推崇道家的司马谈在对儿子的教育问题上,极有可能是抱一种“无为而教”的态度,虽然对司马迁抱着极大的期望,但也不给他设置条条框框,而是让他自由发展。

因此,司马迁少年时得以“耕牧河山之阳”,无拘无束地徜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司马迁奔放不羁的个性在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中就已经开始萌芽。就像李长之所假设的,司马迁如果没有受到儒家经典的熏陶,“他恐怕是一个再放诞不过也没有的人物,像庄周;他恐怕是一个再多情也没有的人物,像屈原;他恐怕是一个再任性也没有的人物,可以超过陶潜了。”

放诞、多情和任性正是组成奔放不羁的各种因素,这是司马迁性格的本质,后经儒家经典的陶冶而变得有所节制、不致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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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性格在童年时期初具雏形,而形成于其二十岁的壮游中。司马迁详细记述了这次壮游: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沉、湘;北涉汉、泅,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启困都、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在此次壮游中瞻仰了许多文化古迹,考察历史、追踪时代风云、凭吊风流人物。踏遍祖国的千山万水,遥望上下几千年的古老历史,司马迁不仅有一个历史家所必需的严谨,还有着一个热血青年的激情,或向往,或感慨,或悲伤,各种感情撞击着他的心灵。

在鲁国时,观赏“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向往之至,流连忘返,竟“抵回留之不能去”。在长沙时,观看泊罗江,想象屈原的高尚节操及其悲剧,烯嘘感慨不已,“未尝不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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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崇高境界的向往及对奇伟品格的体验融合在一起,共同塑造了司马迁的个性。如宋代苏辙所云:

“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司马迁文章中的奇气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其胸中的一股慷慨豪气的自然流露。又如马子才所评:“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观之则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

壮游给自负的少年司马迁增添了一股浩然之气,文如其人,这股豪迈之气又自然而然地洋溢在《史记》的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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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奔放不羁,司马迁身上还具有一股侠士之气,这表现为重情感义气、不畏富贵豪强而敢于维护正义。

战国的士文化在汉初得以复兴,汉初诸侯王继承了战国诸侯贵族养士之风,梁孝王、淮南王、河间献王都以养士著称,而魏其侯与武安侯以宾客相倾,郑当时以优待宾客而为人所称道。与此同时,游侠之风也再次盛行。

民间著名大侠有朱家、剧孟、郭解;身为朝官的汲黯、田叔,也以任侠闻名。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司马迁形成了一种近于战国士林的文化心态,如宋代张来所说:“司马迁尚气好侠,有战国豪士之余风。”

他在《史记》中记载了刺客和游侠的事迹,颂扬刺客拥有“立意较然,不欺其志”的美德;称赞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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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侠郭解为司马迁亲眼所见,司马迁对其品行极为仰慕,而对其被族灭的命运,则表示了沉痛的惋惜。

司马迁不仅赞赏士的品行,还以士自许,并以慷慨之士来勉励自己,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

可见司马迁对士的人格理想与立世之道推崇备至,并将之.内化为自己的追求。

司马迁的侠士之气充分体现在他为李陵辩护这件事上。司马迁跟李陵并无交情,但平日观察他“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

司马迁认为李陵称得上国士,对之甚为欣赏,在情感义气相通相应,出于惺惺惜惺惺,司马迁毅然为之开脱。这种义举包含了救人于困厄的意义,而不爱其躯、救人于困、趋人之厄,正是侠士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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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分析李陵案说:“因为司马迁是这样情感的,所以对于李陵的遭遇,不能不大声疾呼。加之,他的诚坦,使他不会说违心之论,使他不能观测上峰的颜色;他的正义感,更使他不能怯懦地有所含蓄或隐藏。所以,李陵案便决不是偶然的了!”

正因司马迁有着多情、坦率和强烈正义感这些侠士的宝贵品质,李陵案才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司马迁奋不顾身地为李陵开脱罪名之时,也为他的品格作了最好的注解。

司马迁奔放不羁的本性与侠士之气有契合之处,正因他有着奔放不羁的性格,才会对侠士们产生赏识赞美之情,而正因濡染了侠士之风,才使他奔放不羁的性格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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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者完美地融合于司马迁的个性中,使之义无反顾地为李陵开脱,更使之能够摆脱世俗藩篱,不隐瞒、不矫饰,忠实地记录下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败德乱行,正如韩兆琦所说:

“司马迁的批判锋芒是无往而不在的,他上至汉代的皇帝,下至当朝的公卿,以及地方上的按儒酷吏,都丝毫未予放过。”

强烈的使命感与奔放不羁的侠士之气为《史记》讽刺艺术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司马迁惨遭宫刑后的发愤而作则使之变成现实。因为有讽刺的意向与勇气并不能形成讽刺,讽刺要有其讽刺的对象与内容。如果一个作家感觉迟钝、认识肤浅,那么即使他一心一意地努力创作讽刺作品,也只能写出平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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