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中国有个修史传统，叫做“当朝人只修前朝史”。因为中国古代把修史看得很重，尤其是皇帝怕史家诽谤朝廷，所以历来严禁私修国史，然后由官方组织来为前朝修史。
不过，自孔子以来史家就有个传统，那就是修史要使乱臣贼子惧，就是要让那些干了坏事的人害怕。他们干的那些事写在史书上，传之后世，几百年几千年后人们都知道。古代史家就讲个秉笔直书，宁可杀头，写下的字是不可以改的。
北宋的时候，史学很发达。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流传千古的佳作。不过北宋依然没有当代史的私人书写，只有朝廷里面的史馆负责记录。私人要写当代史，那是很危险的。
靖康之变让宋人极其痛心，国破家亡，连两个皇帝都被人掳走了。于是有志之士不再沉默，他们拿起手中的笔。奋笔直书，希望世人能牢记这个教训。像《靖康祸胎记》、《泣血录》和《痛定录》这样的史书应运而生，不看这些书的内容也能大致想到作者的思想情感。
南宋的史学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当代史的繁荣，并且私人所修的当代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里重点介绍的是两个四川的李姓史学家，一个叫“李焘”；一个叫“李心传”。
李焘：平生生死文字间
李焘是四川眉州人，跟苏轼是老乡，一看这个就知道他必定是家学渊源深厚。宋代的眉州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而李焘的父亲是饱学之士。又有丰富的藏书，李焘就成了典型的“学二代”。
李焘10多岁的时候即发生了靖康之变，这给他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他立志要写一部史书，明晰历史兴革，为当下提供借鉴。李焘最喜欢的史书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以他要按照《资治通鉴》的体例写一部北宋一祖八宗的历史。现代人或许觉得对于李焘来说北宋已经是前朝了，其实从南宋人总是念念不忘中兴来说，他们并没有两个宋朝的感觉。更何况高宗本来就是徽宗的亲生儿子，所以北宋对李焘来说也是本朝，或者说叫做“国朝”。
写这样一部书是很难的，当代史比前朝史要难修得多，因为前朝留下来的材料肯定没有本朝多。李焘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摸索了40年，终于撰成了一部石破天惊的着作——《续资治通鉴长编》。
这部书有1000多卷，他把一生的主要精力几乎都花在这部书上了。他做了10个木橱，每个木橱又有20个抽屉。他把这些抽屉按照年份编上号，凡是与这一年相关的文献材料，就将其放进去。分月日先后排放，整整齐齐，井然有序。很多人很好奇历史学家是怎样工作的，这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张栻说李焘这个人品格就像是霜松雪柏，他没有其他的什么嗜好。不喝酒，不赚钱，连文人那点风花雪月都没有。“平生生死文字间”，他把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了那些文字，文字就是他的生命。
这部书的史料极为丰富，而且都是经过了详细的考证，后代人要想再写宋史不看这部书是不成的。叶适也很推崇这部书，他说《春秋》之后才有此书，这是历史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耀。
李心传：尤为史家所仅见
李心传所处的时代晚于李焘，他生于1167年，四川井研人。30岁那年乡试落第，于是他决定不再应考，专心着史。不过到他晚年的时候，朝中几位大臣对他交口称赞。他被任命为史馆校勘，被赐予进士出身。他和李焘齐名，被称为四川“二李”。
李心传最重要的着作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是一部完全可以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相媲美的着作。李心传写这部着作近则取法李焘，远则追步司马光。有人说李焘学司马光，最终还不如司马光。但是李心传学李焘，没有一点比不上李焘。
这部书完整记录了高宗一朝36年的历史，一共100卷，材料也是相当丰富。清朝人说这部书“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是非常难得的一部宋史佳作。
李心传最为难得的是他不虚美，不隐恶，实事求是。最典型的就是他对张浚的记录，张浚是主战派领袖，晚年深得孝宗器重。他的儿子张栻又是着名学者，跟朱熹是极为要好的朋友，所以张浚有些事情被很自然地隐瞒下来了。
前面已经说到南宋初年李纲当了75天宰相就被罢相了，主要是因为黄潜善和汪伯彦这两个投降派在捣鬼。其实还有一个人得为此事负责，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主战派领袖张浚。
张浚当时是黄潜善的门客，有个好朋友叫“宋齐愈”，而宋齐愈被李纲处决了。所以张浚对李纲恨之入骨，他说李纲阴为惨毒，外弄威权，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并指斥李纲是国贼，认为不杀李纲不足以安天下。张浚的这些话完全是出自党同伐异的需要，不顾国家安危，颠倒黑白，因此张浚是造成李纲罢相的元凶之一。但是因为张浚后来成了大人物，所以史书处处回护，像《宋史》中的《张浚传》绝口不提这件事。
而李心传尽管对张浚这个人很钦佩，但是他觉得张浚做的这件事是实有其事，不可饶恕。因此也不应该隐讳，于是他将这件事的前后记载得一清二楚，这一做法体现出一个有良知的史学家应有的品格。
清代的史学家十分钦佩李心传，他们认为李心传能够将一切得失是非之道都根据事实叙述。没有丝毫的缘饰，这种品格“尤为史家所仅见”。
在南宋一朝，像二李这样的优秀史学家还有很多。如着有《东都事略》的王称和编纂《三朝北盟会编》的徐梦莘，都是我国历史上一流的史学大家。历史学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自我认识的程度，从南宋人的历史书写中，我们看到了南宋文明高度发达的自我认知。
